墨迹-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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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组里的领军人物GordanDyle也是位超级明星。他是达特茅斯的校友，年仅34岁，却少年老成，作风犀利，早在两年前，就荣升了M&A部门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
在Gordan手下，是美籍韩裔的Ji…AnnLee，也是M&A内部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
另外就是AdresRubio了。他是与我合作最多的经理之一，会说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还特别酷爱体育运动。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棒球队，只可惜，这就像拥有一艘航天飞机一般不着边际。所以，他的打算是在投行“混”几年，等赚够了钱，就时刻准备去应聘棒球俱乐部的职业经理。每次来到我的座位旁谈工作，他都会把双腿翘到旁边的圆桌上，手里拿一个棕色的橄榄球，在半空中抛来抛去。虽然看上去的确有些混日子的吊儿郎当，然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他的思维之敏捷、态度之认真，却无人能及。
这样的小组、这样的项目，无异于最完美的结合。能参与其中工作，更是一种无上的认可和荣耀。
但现实是，已经连续一周了，几乎每天我都是迎着初升的太阳、在交易员们纷纷踏入办公室准备上班的时候，才拖着疲 惫不堪的脚步离开公司。每天的工作时间已经达到十七八个小时，再接一个项目，我怎么能吃得消呢？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神话故事里不吃不喝不睡的神仙姐姐！
Sanjay看出了我的动摇，接着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做，我就把它交给Dave了，但是，Gordan和Ji…Ann的第一选择是你！”
我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明天下午Gordan要见客户，有一些简单的财务分析要做。”
“完了！”我长叹一口气，失望至极，“Yellowjacket（黄夹克，我正在参与的另一项目的代号）明天开董事会，单是准备他们的演示材料，今晚就通宵了，Amoco我肯定没时间做了！”
回到座位上，想到世界上最大的并购交易就这样和自己擦肩而过，我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像极了一个稳操胜券的运动员，偏偏在奥运会前夕受了重伤，最终，不得不无奈地与金牌失之交臂。
我正对着电脑郁闷、遗憾，电话铃突然响了，是Sanjay：“子墨，我和Amoco小组谈过了。明天开会的工作Rubio先替你做，之后你再接手。Rubio说，只要能让你在这个组里，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感激，意外，欣喜……那一刹那，我恨不得奔上楼去，送给Andres一个热烈的拥抱。
投资银行等级森严，很少有经理会愿意屈尊来帮分析员做事，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们趋之若骛的项目上。我想，正是因为Andres给我的特殊待遇和组里成员对我的情有独钟，我才得以成为Amoco小组里光荣的一员。
疯狂的Bullpen生活
如果把投资银行比作一座金字塔，处于最底层的就是生活在Bullpen里的分析员，只有董事总经理才是稳坐塔顶的王者。董事总经理最主要的工作是从客户手里拿到项目。华尔街题材的电影所展现的生活，多是他们的写照。
记得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参加庆功晚宴，是在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21Club。席间，M&A和CorporateFinance化工组的两位董事总经理叼着雪茄，吞云吐雾，和Arco以及Olin的CEO、CFO们高谈阔论，一会儿是私人游艇，一会儿是私人飞机，一会儿又是上东区能够俯视中央公园的八个卧室的复式公寓……这让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我听得云山雾罩，仿佛是在听火星人讲火星上的故事。
后来，我渐渐明白，游艇、飞机和公寓都不算什么。有着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明星交易员，由现金、股票和期权构成的年收入常常达到几千万美金。在加勒比海上拥有一座可以休闲度假的私人岛屿，才是在他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
金字塔的下面一级是董事。明星级别的董事两年就可以升任董事总经理，但如果熬了四五年还是徘徊不前，就预示着要被扫地出门了。
再下面一级是副总裁，职责是项目的执行。他们迈上董事这个台阶，同样需要至少两年。副总裁们大多30岁左右，收入不菲，却似乎永远没有时间、也没有闲心去消费。他们常常计划南非或者埃及之类的浪漫假期，临行前的一两天，却被告知某个项目要求他们必须留下。然后，他们只能忍受着未婚妻的大吵大闹，别无选择地取消行程。当然，所有因此而产生的费用都会由公司一分不少地承担。
经理一职多由知名商学院的MBA担任。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分析员不相上下，仅有的一线曙光就是在三年半或四年半后升任副总裁。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们这些分析员。Bullpen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每天我们都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Bullpen里度过。
我在纽约那两年，M&A市场空前活跃。往往凌晨两点走进Bullpen，灯火依旧通明，电脑依旧运转，所有的分析员也依旧在埋头苦干。一份普通工作，上班时间可能只分为上午和下午，但在Bullpen，一个工作日却会分为上午、下午、晚上和深夜共四段。
我们每人每天有25美元的晚餐津贴。一年365天，大概有超过200顿晚餐都是在公司里叫外卖。Bullpen特色的晚餐通常是这样的：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聚在会议室里，长长的华丽的会议桌被当成了餐桌，大家捧着外卖食品狼吞虎咽，谈论着各自不同的项目，再顺带没好气地骂一骂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经理和副总裁。
Bullpen的空气中还常常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只要一听到“fuck”，“asshole”，“shit”和“dick”一类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词汇从愤怒的分析员嘴里脱口而出，就说明某些麻烦难缠的经理和副总裁又提出无理要求了。
因为严重缺乏睡眠，一旦走出Bullpen，参加与客户的会议反而变成最痛苦的煎熬。会议室里不流通的空气，客户和董事总经理的长篇大论，都像极了摇篮曲，催人昏昏欲睡。如何挣扎着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各有各的绝招。有人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尖在手臂上自我折磨，还有的男生把手放在裤袋里，不停地去扯腿上的汗毛。
被“铁人”妈妈折磨
我在纽约M&A时，就有一位以超长Book而著称的“铁人”副总裁Vanessa。她创下的纪录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篇累牍长达117页的Book。
1997年秋天，我就曾经不幸地被“铁人”折磨了三天。
那时，一家石油钻井公司正在寻找行业内的并购机会，要求摩根斯坦利三天后给他们提出建议。碰巧我在M&A最好的朋友John刚刚走马上任AssignmentAssociate，苦于没能说服任何人为“铁人”干活，John便把我当做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朋友，我拿出两肋插刀的勇气，知难而上。三天后，我却是在John的搀扶和护送下，才平安地离开了公司。
那阵子，“铁人”已经有了身孕，“小铁人”4个月以后就要出生了，但“铁人”却丝毫不顾“小铁人”的安危，挺着已经有些明显的大肚子，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修改Book。一会儿要把图表里的红色改为蓝色，一会儿又要把竖向的图表改为横向……改动的逻辑是什么？我始终不得而知。
为了完成10家公司的估值，计算收购对盈利的影响，以及按照“铁人”的意见修改Book，70多个小时里，我在我的Bullpen、“铁人”的办公室、WP和Graphics四点之间跑来跑去，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一共只在自己的座位上迷迷糊糊地休息了1个半小时。
第三天下午5点，早上才飞往芝加哥、此刻已经准备返回纽约的“铁人”从机场打来电话，与我确认她对这本Book的最后意见。谢天谢地，“铁人”的改动大多属于细枝末节。虽然记不清这是3天里的第十几遍修改了，但想象着自己即将脱离苦海，我还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连去WP和Graphics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许多。
然而，1个小时后，上一轮改动还没有完成，我居然又接到了“铁人”新的留言：“子墨，我现在是从飞机上打电话给你，晚上8点落地后我会直接回公司。我又看了一遍明天的Book，最后的附录部分‘摩根斯坦利的专业能力’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第68页应该改为新的65页，左侧的曲线图表改为立柱图，原来的64页删除，增加一个新的72页，标题是摩根斯坦利在全球并购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天啊！她一定是疯了！整整5分钟的留言让我顷刻间万念俱灰。
天下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明知徒劳无益，却不得不尽心尽力。我呆坐在办公桌旁，一动不动，恨不得也像Bullpen里的男同事一样，张口乱骂一通。
晚上9点，看上去有些浮肿的“铁人”穿着孕妇装，摇摇晃晃地回到办公室。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她在飞机上审阅的是另一个项目的Book，而根本不是之前她在机场时，我们讨论过的我的Book。
我又怒又气又觉得可笑，还有一种对“铁人”的深深怜悯。一版一版的Book，连“铁人”自己都辨别不清，客户又会从这无休无止的变动中获得什么呢？
可想而知，那本Book在“铁人”任性无理的发挥中被继续不停地修改着，直到夜里11点，一整天都没顾得上吃饭的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忍耐的剧烈腹痛。
1997年下半年，是我投行生涯中最辛苦的日子。整整6个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疲 惫、压力、饥饿、无奈……所有的身体透支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了。
邻座神秘人物
Sam是我在M&A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进公司，和我同在一个Bullpen，比邻而坐。
第一次见面，并没感觉Sam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有着淡淡黄发、浓重的南方口音、个子不高、还戴着眼镜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男孩。
直到培训结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发现Sam的办公电话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来电的人一会儿是M&A负责人，一会儿是老资历的董事总经理。一个新来乍到的“小萝卜头”竟然让如此众多的大人物青睐，其中一定别有原委。不过，那时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上，对Sam，我顾不得多想。
第二天，Sam的电话终于安静了，办公桌上的传呼机却又嗡嗡地震个不停。
Sam皱着眉头，一边回电，一边对我抱怨：“Thisfuckingnumberhasbeenpagingmealldaylong。（这个号码已经呼了我一天了）”
尽管相邻而坐才只有一天多，对Sam的口头禅我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一口一句“YesSir”、语气像极了军队里的士兵对待长官的男孩，现在却又满嘴跑着F词语，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如此独特的语言习惯？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好奇。
伴随着一句“YesMadam”，Sam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WhoisfuckingJoePerella？（谁是JoePerella）”
不会吧！连Perella的大名Sam都不知道吗？
1992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的Perella不仅是公司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之一，还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7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第一波士顿做M&A，80年代中和同事一起创立了WassersteinPerella&Co。，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收购兼并浪潮中教父一级的人物。我在纽约工作时，他是投资银行部的主管。
我颇费口舌地给Sam上了几分钟的速成课，Sam恍然大悟，连连道谢，最后，才淡淡地加了一句：“他秘书说后天他想请我吃午饭。”
什么？大名鼎鼎的Perella想“请”Sam吃饭？
“Perella可能认识我父亲……”Sam慢吞吞地解释。
原来，Sam的父亲是时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是克林顿总统如影随形的好朋友。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就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并且遇到了Sam的母亲，摩根斯坦利最早一批女性专业人士之一。
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就难怪头头脑脑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致电Sam，问寒问暖。
比Sam显赫的父亲让我印象更深的是Sam的态度。无论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还是日后不经意间，说起他们一家人常在白宫里陪克林顿看电影，又或者是他母亲拥有这样那样的企业，还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里占有席位，Sam永远都不卑不亢，气定神闲，不会遮遮掩掩小心回避，也不会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1998年，克林顿访问中国，Sam的父亲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听Sam说，刚到第一个城市西安，总统一行人就被关在某个大厦的电梯里，长达几分钟的时间，而后电梯突然继续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