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天之眼-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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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出一些衣物，填到灶膛里—几乎已经绝迹的土灶。这种土灶，沈默和夏晓薇只是在老电影里看到过。
柳墩儿划着了火柴，放进灶膛。
“他是在烧衣服煮鱼！”夏晓薇瞪大了眼睛，“那鱼还没有去鳞去内脏呢！”
“何止！鱼腮上还穿着柳树枝呢。锅里除了水和那条鱼，什么都没有。”沈默悄声说，并在嘴边竖起食指。
夏晓薇附在沈默耳边悄悄地说：“刚才那老大爷不是说柳墩儿吃生鱼吗？”
沈默示意夏晓薇别出声。
柳墩儿的灶膛里冒出一股浓烟，并伴有一股刺鼻的臭味。
夏晓薇开始咳嗽起来，用手捂着嘴。
好在不一会儿，柳墩儿就停了火。只是，时间太短，锅都没有烧热。柳墩儿拿了一个大海碗，把连着柳树枝的鱼捞在碗里，走到床边。将碗放在床头的一个小木几上面。然后，就蹲在地上，看自己的河网。
“他这是什么意思？”夏晓薇问。
“大概这条鱼是给他的老母亲煮的。”
夏晓薇的心里猛然一沉，就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一般，隐隐地疼痛。
柳墩儿动物般反哺的本能让人动容—尽管他做得如此糟糕。
夏晓薇慢慢将地上散落的衣物叠好，放回包袱里。那些衣物，都是些极普通的极家常的，很旧了。从衣服上看，柳墩儿家的日子就好不到哪里去。她开始怀疑曾平教授的话，这样的一个家里会有什么东西对解谜有用？突然，夏晓薇的手停住了。触到包袱里一个硬硬的东西。手伸进布包袱里面摸索，一点点抽出来。是一个硬壳的日记本。封面上用毛笔写着一行字：于道泉日记。
沈默走过来，伸出手。夏晓薇将日记本递给沈默。沈默翻了几页，兴奋地说：“就是它！就是这个东西！”
“于道泉是谁？”夏晓薇问。
“于道泉可是个大名人！”沈默说。
“名人？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夏晓薇不以为然。
“这不奇怪，因为你不是学历史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吧！于道泉是现代着名藏学家，我国现代藏学的奠基者之一，山东省临淄人。你听说过《仓央嘉措情歌》吗？”沈默看着夏晓薇。
夏晓薇点头：“听说过，但没读过。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本诗集。”
“《仓央嘉措情歌》就是由于道泉先生翻译成汉语的。”沈默随手翻看着那本日记。
“于道泉和柳墩儿他们家是什么关系？于道泉的日记怎么会在他们家？”
“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刚才那个老大爷说，柳墩儿的爷爷是齐鲁大学毕业，按时间推算，应该和于道泉先生的年龄相当。于先生也是在齐鲁大学毕业。会不会柳墩儿的爷爷和于先生是同学？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就是柳墩儿的爷爷偷来的也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要这个东西。”沈默晃了晃手里的日记本。
“曾平教授又没有明说是什么，只说有一样东西。你怎么就断定是这本日记？”
“这很容易。看来，我还得介绍一下于道泉先生。于道泉先生之所以走上藏学之路，完全是因为泰戈尔。1924年，于道泉本来获得了公费留美资格。此年4月，恰逢泰戈尔先生来中国访问，于道泉先生担任临时翻译。泰戈尔对于道泉先生很赏识，他建议于道泉先生赴印留学。出于对泰戈尔的仰慕，于道泉先生欣然应允，并决定放弃公费赴美的机会。然而，于先生最终未能成行，因为泰戈尔的学术交流计划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达成共识……这本日记里面，说不定就有这段时间的记录。”沈默再次晃动那本日记。
一说到泰戈尔，夏晓薇就明白沈默为什么断定曾平教授说的东西就是这本日记了。泰戈尔，这位一生用孟加拉文写作的印度文豪，这段日子里已经被多次提及了。
柳墩儿在看着满屋的沟沟壑壑，很专注。
沈默和夏晓薇带着于道泉日记离开了柳墩儿的家。
马路对面，两个老大爷还在下棋。
沈默掏出一千块钱：“两位大爷，麻烦关照一下我那傻弟弟。我们这次是来办事的，不知道我姨妈过世。办完事我就来接柳墩儿。”
胖大爷感慨万端地说：“小伙子，行！我老汉说句不中听的话，按说像你们这种驴尾巴吊棒槌的亲戚，柳墩儿的事你可管可不管。管呢，是情义；不管呢，是本份。再说了，柳墩儿是个傻子，不管，他不会怨你；管了，他也不知道领你的情。今天你能拿出这一千块钱留给柳墩儿，说明你是个好人！够情义！我替这傻子谢谢你。你放心，不管你以后还会不会回来，我们都会看好你这个傻兄弟。”
沈默连声称谢。
而后，他们打车返回江北大学。但是，夏晓薇的心里却沉甸甸的。
注一：邓钟岳（1674～1748）。字东长，号悔庐。山东聊城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中举人，六十年（1721）登进士一甲第一，入翰林。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工书，能诗文，康熙曾有“字甲天下”之誉。着有《知非录》《寒香阁诗集》4卷，《文集》4卷。
注二：于道泉（1901～1992）。字伯源，山东临淄区齐都镇葛家庄人。齐鲁大学肄业。1934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38年至1947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非洲研究院高级讲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讲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从事藏学研究，研究动用拉丁字母拼写拉萨话全部声韵调的符号系统。与赵元任合译《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主持编纂《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
第九章 日记
“我觉得我们就像强盗。这和入室抢劫有什么区别？如果柳墩儿是个正常人，这本日记或许就够他一辈子的花销。”回到榴园住处，在沈默的房间，夏晓薇给自己接了一杯水说。
“不，不能这么说。古人说过，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就是我们给柳墩儿留下一座金山，他会知道怎么花吗？那样反倒会害了他。”
夏晓薇从旅行箱里取出沈默的笔记本电脑，上网—无线网卡真是个好东西。
沈默翻看于道泉先生的日记。浅米色的道林纸。于道泉先生的钢笔字迹遒劲有力。由于墨水的原因，笔迹深浅不一。
日记始于1924年2月4日，止于同年7月6日。
泰戈尔访华的时间是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
沈默直接翻到4月份。
4月21日，星期一，晴。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得知泰戈尔明日来济，我被公推为泰翁的陪同翻译，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荣誉会落到我的身上。这是我自考取公费留美之后的又一个让我激动的消息。我对泰翁倾慕久矣！无论其文字，还是其为人，都堪为我辈师表。此次泰翁来华，本有诗人徐志摩及林徽音女士陪同翻译。济南学界同仁为尊敬起见，拟再公推一人做翻译，其实主要是陪同。故而，我才能有这份意想不到的荣耀。除了惊喜，还有一份紧张。
……
4月23日，星期三，晴。
下午，我随接待团一行在火车站等候泰翁的到来。
各界名流与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负责人、佛教界与僧侣及各校男女师生与得知消息后慕名而来者约二百余人，场面非常热烈。虽然火车一再误点，但众人的热情依然不减。
夜色渐浓，火车站却灯火辉煌。
直到晚上七点四十分左右，泰翁乘坐的火车才缓缓进站。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在维持秩序。
泰翁一行在王统照先生和王祝晨先生的陪同下走下火车。两位先生是先期赶到曲阜迎接泰翁的。泰翁留着半尺多长有些曲卷的白胡须，披肩的银白长发，身穿白素长褂，外罩粽红色拖地长衣，头上有一布帽。63岁的他看上去脸上有些苍白，但两眼矍铄有神。
此时，人们忽然发现在泰戈尔一行中有诗人徐志摩、林徽音。青年们一下欢呼起来，人声鼎沸，场面变得难以控制。为防意外，在王祝晨先生的指挥下，我们组成人墙，簇拥着泰翁出了火车站。泰翁却突然停下，脸色阴沉，嘴唇抖动，小声在喊：“No，No，No……”徐君志摩快步走到泰戈尔身边，向前面看去，只见在站台前面一字摆开的是一律蓝坎儿上衣、白色衣裤拉着车子的人力车夫，徐君赶紧拉着王祝晨先生说：“在上海也是碰到这情况，泰戈尔先生最怕看见人力车夫，赶快叫他们走。”王祝晨先生急速把人力车调走，但临时又无他法，只好请他们步行到约半里地的石太岩饭庄，请他们休息，一切明天再谈。
徐君介绍后方知，泰翁认为乘坐人力车是让人驮着他，这是残酷的、没有人道观念。
……
沈默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他看到了泰戈尔在济南的整个行程以及泰戈尔和于道泉先生之间的故事。1924年4月23日，在济南市的佛经流通处，于道泉先生向泰戈尔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言简意赅的一席话使泰戈尔十分感动，他对这个说英语的年青人颇加赞赏，便说：“先生，你是我们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文化和语言有如此浓厚兴趣的人！”陪同、游览、对话，一天下来，泰戈尔的学识、风度、水平已经使于道泉先生十分倾倒、折服。所以，当泰戈尔建议于道泉先生随他到印度进国际大学学习梵文、佛教时，于道泉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决然地随着泰戈尔去了北京。
但是，这些和梵天之眼似乎毫无关系。沈默接着往下看。
4月27日，星期日，晴。
上午，泰翁对我说，让我随他出门，却没有对我说去什么地方。这让我多少有些奇怪，因为这天上午原本没有安排活动。
我懵懵懂懂地上了汽车，看到泰翁的随员恩厚之、鲍斯、诺格以及徐志摩先生和林徽音女士都在车上。汽车一直驶向景山方向。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汽车居然在故宫神武门停下来。我们下车之后，看到早有宫人在门口等候。一见泰翁到了，连忙迎讶上来。将我们引入宫内，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一直走到御花园里。此时，我才意识到，泰翁是带我们觐见逊帝。
当时，就在御花园里，逊帝溥仪端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站立着一个瘦削的老者。看到泰翁，逊帝面露喜色，但并未曾起身，只是举左手给泰戈尔让座。逊帝虽退位已久，但威仪犹在。我们一干人等只能站立两旁。待泰翁坐下，逊帝说：“先生为印度大诗人，郑孝胥则吾国之大诗人。今日相遇于此，实不易得之机会，吾先为两大诗人留影以为纪念。”说完逊帝站起来，让人为泰翁和那老者两人照相。那老者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郑孝胥。照完相，泰翁对郑孝胥说：“君为中国大诗人，亦解英文否？”郑孝胥用英语回答说：“吾所知者甚浅。”随后逊帝开始用英文与泰翁交谈起来。交流还算流畅。而后，逊帝亲自作向导，领着泰翁游览御花园。泰翁为中国园林的优美和富丽而折服，赞不绝口。
行至一个凉亭。泰翁话锋一转，突然说道：“一百五十多年前，贵国傅恒将军从云贵撤军时，带回一颗稀世钻石献给尊敬的乾隆皇帝。此事，陛下可曾听说？”逊帝对泰翁的问题感到很惊讶，说道：“先祖起居录中并没有记录此事，想来定是无稽之谈。”泰翁默然。
出了凉亭之后，泰翁就和逊帝告辞。我们步行到神武门口，乘车离开。
……
沉默看到这一段日记，不由得沉思起来。当年，泰戈尔访华时，在国内曾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社、以梁启超为首的讲学社等，对泰戈尔推崇倍至。而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及鲁迅先生，对泰戈尔却持另外一种态度。陈独秀在1923年10月2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实庵”文章，题为《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认为“像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之昏乱思想”，根本不值得欢迎和介绍。鲁迅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中，也对泰戈尔语涉讽刺。但是，在争论之外，无论是推崇一方还是批评一方，所有人都不能解释的一件事就是泰戈尔为什么去觐见溥仪？当时，溥仪已经逊位十三年之久。而且，这次秘密觐见，并不是通过新月社和讲学社联系的，也不在事先商定的行程之中。这件事，自然地被批评派当作攻击泰戈尔的重要“把柄”。而推崇一派，在这件事上也对泰戈尔颇有微词。从于道泉先生的日记中看，也无法解释泰戈尔此行的目的。泰戈尔和溥仪会晤的时间很短，除了寒暄和照相，唯一说过的话就是两人在凉亭内的一问一答。泰戈尔匆匆赶到紫禁城，难道就是为了看看已经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