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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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妈的，我的电话号码是不公开的。我坐在这儿喝可乐看焰火，谁也没犯着，而这个家伙居然——
“德沃尔先生，我不知道——”
“别对我来这套，识相的别来这一套，诺南先生，有人看见你和她们说话了。”他的口气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个被贴了共产主义分子标签的可怜家伙站在乔·麦卡锡的委员会跟前，而他正是麦卡锡本人。
当心，迈克，乔的声音说。当心麦克斯威尔的银锤子。
“今天我的确遇到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还跟她们说了话。”我说，“我猜你说的是她们吧。”
“不对，你看见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独自在路中间走。”他说，“然后你看见一个女人，我的儿媳妇，开着那辆破东西从后面赶上来，那孩子很可能被她撞死。你为什么要保护那个年轻女人，诺南先后？她有没有答应过你什么？你这么做对那孩子没好处，我可以告诉你。”
她答应带我回她的房车，然后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心里说，她答应只要我守口如瓶她就从头到尾都张着嘴——这就是你想听的吗？
是的，乔的声音说。很可能这就是他想听的；很可能这就是他愿意相信的。别让他激起你幼稚的讽刺欲，迈克——你会后悔的。
我到底为什么要保护玛蒂·德沃尔？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了这个会在里面陷得多深。我只知道她看上去非常疲惫，孩子身上并没有青一块紫一块，也没有显出受惊吓或发呆的表情。
“的确有一辆车，一辆旧吉普。”
“这下有点儿像样了。”他满意了，露出极有兴趣，几乎是贪婪的口气，“那——”
“我猜她们是一起开车来的。”我说。想到编故事的才能并没有弃我而去，我几乎得意忘形了——觉得自己像一个过了气的棒球投手，虽然无法再在众人面前表演，却能在自家后院里投出漂亮的弧线球。“小女孩可能想摘些野花。”我仔细地斟酌每个词，好像自己没有坐在自家露台上，而是在法庭面前作证。哈罗德会为我骄傲的。哦，不。哈罗德会惊讶我居然会参与这样的谈话。
“我猜她们是在摘野花吧。这件事我记不太清楚，真糟糕。我是一个作家，德沃尔先生，我开车时思想常常会飘——”
“你在撒谎。”现在他毫不掩饰，气急败坏像一锅烧开了的水。正如我原先怀疑的那样，要这个人不顾羞耻地扯下脸皮是很容易的。
“德沃尔先生，电脑德沃尔，是吗？”
“你猜对了。”
脾气不小的乔越是怒火中烧，声调和措辞就越是变得冰冷，此刻我发现自己在模仿她，说实话这很奇怪。“德沃尔先生，我不习惯夜间被陌生人打扰，也没有兴趣继续和把我称作骗子的人谈话。再见，先生。”
“如果什么也没发生，你为什么要停车？”
“我离开T镇很多久，想看看‘乡村咖啡馆’是不是还开着。对了，顺便问一句——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不过我知道你应该如何处置它。晚安。”
我用拇指切断通话，然后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好像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东西似的，握电话的手颤抖着。心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脖子和手腕上的青筋也随之搏动，我寻思着倘若不是因为自己银行账户上还存着丁当作响的几百万美元，一定会叫他把我的号码塞进他屁眼里去。
巨人之战，亲爱的，乔用她冰冷的语气说，全都是为了一个住在房车里的十几岁的女孩。她甚至连乳房都说不上有。
我大声笑起来。巨人之战？算不上吧。世纪初的一个亿万财阀曾经说过，“如今一个人有了一百万美元就当自己是阔佬了。”在德沃尔眼里我很可能就是这么个人，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他也许也对的。
现在西方的研究里翻腾着一片五彩缤纷的光点，焰火表演已近尾声。
“这都是为了什么？”我扪心自问。
没有回答，只有一只潜鸟从远方的湖面上哼哼了一声，不知是不是在抗议那些打搅了它的噪声。
我站起来走进屋里，把话机放回充电架，突然想到话机可能再次响起来，德沃尔可能还要表演一番电影里的大发雷霆：要是你胆敢挡我的道儿，朋友，我警告你，最好识相点儿，让我给你点儿建议——
电话铃没有再次响起。我把剩下的可乐倒进干燥的喉咙，决定上床睡觉。至少今晚我没有在露台上一个人潸然泪下，德沃尔帮我熬过了这个夜晚。奇怪，我竟然有点儿感谢他。
我走进北卧室脱衣躺下，想着那个小女孩凯拉，还有她那可以当她姐姐的母亲。德沃尔视玛蒂为眼中钉，这很显然，假如在德沃尔眼里我几乎一文不名，那他又是怎么看玛蒂的呢？要是他跟她过不去，她又拿什么来和他抗争呢？想到这些让人难受，我想着想着睡着了。
三小时后，我起身去解决临睡前很不明智地喝下的那罐可乐，睁着一只惺忪的睡眼站在小便池前。我又一次听到了那哭泣声，黑暗中一个迷路或吓坏了的孩子……兴许只是装作迷路或吓坏了的孩子的哭声。
“别。”我知道，光着身子站在便池前，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求你别这样，很吓人的。”
这哭声像以前那样渐渐变轻，像是顺着一条遂道走远了。我回到床上，侧身躺下，闭上眼睛。
“这是一个梦。”我说道，“只不过另一个曼德里的梦。”
我知道这不是，但我也知道自己会重新入睡，此刻后者才是重要的。在我的意识渐渐变得模糊时，我用完全是自己的声音想道：她是活的，莎拉是活的。
我还知道一点：她属于我。是我重新找到了她，不管怎样，我回家了。
第9章（上）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在一个塑料瓶里灌上点葡萄汁，走上主街，朝南开始一次远距离的漫步。天空清朗，温度已经很高。街上很安静——那种只有在一个充实的星期六之后才能体会到的安静，一半是孤独一半是倦意。两三个渔夫把船停在远处的湖面上，湖上静得没有一下机动船的马达声，也没有一声孩子的欢笑和嬉闹。我经过街边土坡上的五六幢小别墅，虽然在一年的这个季节，那里面很可能都住了人，但惟一看得见的生命迹象是挂在帕森戴尔家露台栏杆上的几件游泳衣，以及贝切尔德家码头上那只半瘪气的亮绿色海马游泳圈。
可是，帕森戴尔的灰色小别墅仍然属于帕森戴尔家吗？贝切尔德家——它面向湖和山的窗户像立体影院的荧幕——那滑稽的环形避暑营地仍然属于贝切尔德家吗？当然看不出。四年里可能有很多变化。
我这么走着什么也不用心去想——这是我写作期间惯用的小伎俩。运动身体，休息头脑，让地下室的小家伙们自己工作。我走过那些乔和我曾在里面喝过酒、吃过烧烤，偶尔打过几场牌的营地，边走边像海绵一样吸收周围的空气中的宁静，喝着葡萄汁，用胳膊抹去前额上的汗，然后等待着思绪自己发生。
首先产生的是一个古怪的念头：夜晚那孩子的哭泣声好像比麦克斯·德沃尔的电话来得更加真实。我当真在回T镇的头个完整的晚上就接到了一个有钱的坏脾气电脑大亨打来的电话？那老家伙当真在电话里把我叫做“骗子”？（从我告诉他的话来看，我的确是，可这并不重要）这知道确有其事，可相比之下我更容易相信那个“黑迹湖幽灵”——也许其它营地的人称之为“神秘的哭泣男孩”——的存在。
快喝完那瓶葡萄汁的时候，第二个念头跳了出来——我该给玛蒂·德沃尔打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一切，这是一种自然的冲动，但不是个好主意。我已经过了相信“可怜的小女人和凶恶的老继父”这类简单的故事的年龄……只不过这回故事里换了个恶公公。今年夏天我有自己的打算，不想掺和到电脑大亨和住房车的穷女孩之间日渐丑陋的纷争里去。德沃尔得罪了我——而且很严重——但也许他并不是冲我来的，不过就事论事而已。嘿，有些人就是喜欢无端得罪人。我犯得着和他对着干吗？不，没必要。我救了“小红帽”，不疑难问题间碰到了她母亲小小的，但很结实的乳房，还知道“凯拉”在希腊语里表示“淑女一样”的意思。这些已经足够，再多就撑了，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停下脚步，还有大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沃灵顿，那是一座当地人常称为“乡村俱乐部”的木头建筑，名副其实——它带一个六洞的高尔夫球场，一座马厩和一个跑马场，一个饭店，一个酒吧，一座可供三四十人住宿的会所，会所周围星星落落散布着八九座小屋。它甚至还带一个双轨保龄球场，尽管那些小柱得靠你和对手轮渡去竖。沃灵顿建造的时间是一次大战早期，比莎拉—拉弗斯晚些，但并不太晚。
一条长长的码头通向一座小一点的建筑，人称“日落酒吧”，沃灵顿夏季的游客们常在一天结束时到那儿喝酒，另一些则在一天开始时在那儿要上一杯“血玛丽”。我朝那个方向望去，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水上酒吧左边的门廊上站着个女人，正看着我。
看到她我差点儿跳起来。当时我的心情刚好不是最佳，也许这有点关系……不过我认为无论我的心情有多好，她都会把我吓一跳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一动不动，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瘦得出奇，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那张脸。你有没有见过爱德华·孟克的《呐喊》？那好，想象一下那张尖叫的脸休息时的样子，闭着嘴眼睛警惕地盯着画外，那你就知道这个站在码头顶上，有着长长手指头的手搭在扶手上的女人是怎样一副尊容了。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爱德华·孟克的画，而是丹弗斯太太。
她看上去大约七十岁，穿着件黑色的连体游泳衣，外面套着条黑短裤。这种搭配显得出人意料地正式，仿佛那永不过时的黑色鸡尾酒小晚装的变种。她的皮肤奶油一样惨白，不过扁塌塌的肚子以上的部位以及皮包骨头的肩膀两侧除外，那两处浮满了大块的棕色老人斑。她脸上长着骷髅般突出的颧骨和光秃秃鼓起的眉骨，整张脸像一把尖锐的楔子。眉骨下面的眼睛深陷在眼窝的阴影里，几乎看不到。稀疏的白发从耳边笔直挂下来，垂到前倾的下巴两侧。
上帝，她太瘦了，我心想。她什么也不是，就是一袋子——
想到这里，我浑身打了个冷战，一个强烈的冷战，好像有人被人电击了似的。我不想让她注意到这点——于是我抬起手来挥了挥，挤出一个微笑。早上好，站在水上酒吧那边的女士。早上好，你这老掉牙的骨头袋子，你差点吓得我尿裤子，不过这些日子没关系，我原谅你了，你过得还好吗？我怎么觉得我笑得比哭还难看。
她没有朝我招手。
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傻瓜——镇上没有头号傻瓜，我们轮渡来揍——打招呼的手以一个尴尬的半敬礼姿势收场，好像一只手掌按在我的两片肩胛骨之间。
她刚才站着的码头现在空无一人。我眯了眯眼，第一个反应是她肯定走进酒吧的阴影里去了，但她不在那儿，而是像个鬼魂那样消失了。
她走进酒吧里去了，宝贝，乔的声音说。你知道的，对吗？我的意思是……你是知道的，对吗？
“对。”我自言自语，那个夏天里我经常自言自语。“是的，也许她真的进去了。也许她走路鬼鬼祟祟的。”是啊，就像丹弗斯太太。
我再次停下回头张望，可道路沿着湖边稍稍捌了一点儿，从这儿已经望不见沃灵顿和日落酒吧了。真的，我心想，这样更好。
回去一路上我在脑海里一一列举莎拉—拉弗斯前后发生的怪事：反复出现的梦境、向日葵、电台标签、夜里的哭泣声。我觉得自己与玛蒂和凯拉的巧遇，外加电脑先生尾随而来的电话也勉强算得上是怪事之一……只是比起夜里听到的孩子的哭声是不同意义上的怪事。
那么，乔安娜死时我们在德里而不在黑迹湖这一点呢？也算得上是件怪事吗？我不知道，我甚至不记得为什么要把它算在里面。一九九三年秋天和冬天我正忙于把《红衣人》改编成电视剧脚本。一九九四年二月我开始写作《一落千丈》，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这本书上。况且，提出前往T镇，前往莎拉……
“一向都乔开的口。”我对着空气说，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时立刻明白这话有多么正确。我们俩都很喜欢这所湖畔的房子，然而每次都是乔提出“嗨爱尔兰人，让我们去T镇住几天吧。”这话她随时都可能说出口，似乎我已经把莎拉—拉弗斯给忘了，即使在夏天临近的时候。我真有那么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