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风-第4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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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制改革是王静辉早就筹谋已久的事情了，不过在王安石没有动手前他是不会抛出来让自己当前锋的，他主动找王安石也是因为他承受不起时间的损失，宜章部落叛变已经预示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不稳定，那里交通不便会更加增添大宋平乱的困难。王静辉当然不会等路修好了后再做军事上的打算，唯一的办法便是边修路边练兵，由此牵动了整个大宋军事制度的变革。王安石不愿意动手的话，那只能够由自己联合王安石一起来推动军制变革，同时也是为王安石打开新的变法缺口，好让他不要停下来继续向前冲为自己开路。
在王静辉的极力建议下，王安石的军制改革是从特种部队和军器监制造开始的。特种部队经过灭夏战争的检验和平定宜章部落叛乱中得到非常高的评价，要知道宜章部落叛乱的平定不过是由一支据此不远正在训练中的特种部队所完成的，严格说来这支特种部队还算不得上是“正规军”，这就更加突出了特种部队作战效率要远胜过一般的地方军队，就是禁军也是不能够相比的。
王安石想要大力发展特种部队，在这点上没有遭到任何阻碍，至少在保守派司马光的眼中这还是非常值得可取的——“发展特种部队总比保甲法省事的多！”这便是司马光的观点。
本来司马光对特种部队还是有些看法的，因为发展一支特种部队所需要的金钱恐怕是中央禁军的两倍以上，他们的作战武器和训练等等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平常驻守的时候，其军饷也是禁军的一倍左右。不过值得王静辉非常庆幸的是宜章部落事例给了保守派怕花钱的人一个很好的示范——使用特种部队平定叛乱的成本远远低于以往使用厢军或是禁军平乱所需要的花费，按照王安石在军制改革中特种部队的估算，整个大宋需要在肃州、兴庆府、秦州、延安府、汾州、真定府、河间府、巴州、梓州、黔州、矩州、宜州、贵州、钦州、吉州、洪州、建州、江宁府、蔡州、洛阳、开封、徐州等地建立二十二支特种部队。
这样的分布基本上将大宋全境笼罩在内，一般的平叛任务主要就落在了这些特种部队身上。当然从分布上来看，西夏新收复地区就有两支特种部队，他们和洛阳与汴都开封的特种部队一样，都是属于“超编制”——因为第一批投入使用的特种部队虽然为一个“指挥”，但人数上有两千人，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军制上的惯例，即一支特种部队的建制为两千人，至于“超建制”如西夏的两支特种部队因为大宋要巩固在新占领土地上的安全需要，编制为三千人，而汴都京畿重地的编制则达到了六千人，洛阳编制也在四千人。
这样算来特种部队人数将会迅速膨胀到五万之多，而现在除了已经成军的一支和正在训练的一支之外加起来还不到五千，这样看来这个缺口还是非常大的。以汴都不到三千人特种部队的装备和花销来看，这样一支军队就算没有仗打的时候，其开支一年也会超过二十四万贯，相当于七千禁军的花销。若是按照王安石的设想全部实现的话，那大宋光是每年供养特种部队的开支就会达到四百万贯，这可就未免有些吓人了，而司马光当得知真正的实情的时候，也恨不得将说出口的话再吞回来。
王静辉也没有想到王安石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心中暗叹道：“王安石不愧为一个激进分子，真是想一口吃个胖子啊！”就算他的军事常识再差劲，也知道按照王安石的计划，特种部队将会占到大宋禁军数量的百分之五以上，而后世的特种部队已经很难用百里挑一来形容了，除非像朝鲜那么个搞法，像王安石这么个搞法，再过上几年那特种部队岂不是满大街都是？！
王静辉所不知道的是，王安石自己只是在书房中和他的变法派们开会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根本就没有向最有发言权的枢密院来咨询过，就连王韶也因为往返路程太远而放弃询问——他和变法派中的中坚骨干们甚至连简单的军费计算都没有，这么一个方案拿出来岂不是太过骇人听闻了，这不能不说王安石真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王静辉此时都有些后悔和王安石合作了，这么一个急性子恐怕除了捣乱和破坏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了。
突如其来的反对声给王安石浇了一盆水，不过好在老爷子火气已经比原来小了许多，而众位大臣和皇帝赵顼也表示过对这份“大跃进”计划非常怀疑，赵顼虽然存下了不少私房钱，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打仗用的，不过一年四百万贯的花销在他眼中并不算大，大也是让他有些犹疑万分，由此并没有支持王安石的计划。
王静辉在得知福宁殿会议之后，便写了一封信件建议王安石要“缓行”，以大宋目前的状况而言，只需要一万特种兵就足够了，其中四千在西夏，四千在南方，而汴都附近由于交通比较发达，本身就驻有重兵防卫，象征性的放上一千足矣，而剩下的一千放在韩琦那里用来当“路霸”——专门深入辽国四处抢劫就足够了。
当然在信中王静辉也对王安石原本计划非常赞赏，至少王安石提出的二十二支特种部队建军计划，在地图上分布的是十分合理的，可惜大宋没有这么多闲钱去养活，只有等到大宋真的有实力去建立如此庞大的军事系统之后再去实现了。至少王静辉是不会相信王安石还有机会去实现如此庞大的特种部队计划，每年四百万贯的军费来养活五万人，而且还是分散在各地，这实在是有些太过奢侈了，要是按照后世特种部队在军队中的比例，那大宋可能会建立一个超过三百万人的常规部队才可以达到拥有五万人特种兵的比例。
王雱尽管很讨厌王静辉在一旁对变法派进行“遥控指挥”，但他也知道要轮到算计的话，在这汴都城中还真挑不出几个人是驸马的对手，尤其是在金钱上面的算计，恐怕就更不是对手了。对于变法派而言不过是改改奏章上的数字，但在保守派眼中却是一个绝大的胜利——至少他们第一次在正面迫使王安石改变了初衷，使其改革计划更加合理。从五万到一万，这个数字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而文彦博所统领的枢密院也对此非常满意，原本他们心中虽然有计划的扩张特种部队，但却非常困难，有王安石的这份奏章就容易的多了。在局势上来看，今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新占领地区无疑是叛乱频繁爆发的地区，将特种部队长期驻扎在那里就近平乱的话，以后枢密院的工作就省事多了。
负责大宋军器制造的并不是只有军器监一个来承担，事实上大宋的军工部门众多，兵部、三司、工部都有涉及，不过军器监所承担的份额大了些而已。对于军器监的改革，王静辉是非常慎重的——大宋军工部门基本上都是由宦官所把持，他们虽然不是主官，但却分布在军工部门的各个角落，平常采办等事务都是由他们所负责。
宋朝虽然没有宦官、外戚之乱，但王静辉对此还是非常注意的，以往他和宦官与外戚相处极佳，甚至如果是皇帝传旨到驸马府，宦官们都争着想要去，因为王静辉从不吝啬对他们的赏赐，就算是传个话少则也是几十贯钱。至于外戚就更不用说了，在王静辉的商业合作伙伴中，外戚可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便宜，这也是他通过这些外戚来扫平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并且也是讨好曹老太太和向太后的手段。
大宋借鉴了汉唐的教训，对宦官和外戚的势力控制的极为严格，但王静辉却不这么看，至少那个祸国殃民的童贯可就是宦官出身，而李宪虽是个类似郑和那样的正面人物，但却频繁执掌兵权，灭夏战争中李宪就是总监军——大宋参谋部虽然经过了几年的建设，在皇帝身边的参议军事人员算是不缺了，但还缺乏军中监军，归根结底还是皇室的疑心太重，他们不愿意失去监军的人选，更不愿意看到主将和监军同是武将出身，太祖皇帝可就是武将和平演变成为皇帝的最好例证，人家防备的可严着呢！
收拾军器监在王静辉的军制改革中可是一个重要方面，不过这么一来可就要断了不少从中牟利的宦官的钱路，这件事还是交给王安石去办最好——王安石不怕得罪人，连两宫太后都不放在眼中，直接到皇帝面前揭发那些阻挠新法实行的外戚大员贪污的真相，这种气魄可是谁都比不了的。王静辉是可以像王安石那样毫无顾忌，但他不会平白树立起一个敌人，除非能够彻底抹除对手，没有这个把握他是不会出手的。
第三百七十二章 新书
“政治是一项非常崇高的事业，是由一批具有崇高品格的人去从事，并且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政治的品性和品质决定了政治家的心灵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纯正的情感、仁厚的德性和矢志不渝的信念；政治家必须有纵横捭阖、处乱不惊、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的能力……”
“小王驸马又出新书了！”这个消息如同长着翅膀的鸟儿一样传遍了整个汴都开封，长期和商务印书馆有着良好合作的大书商毫不犹豫的下了数量巨大的订单，不过此时那些订单还正在商务印书馆的厂房中加班赶印，现在放在少数人手中的不过是新书的“试行本”罢了。
王静辉出书到现在数量虽然算不上很多，但本本是精品颇有口碑，不过长期居于斗室陪老婆和孩子，人们很少见到这个浑身上下充满神秘色彩的驸马，但昔日头名状元的名头和热心从事公益事业的他，在民间的声望绝对不会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差，直追二十年前的包拯了。
“《政治的尊严》？！”王安石对王静辉是非常关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年轻人给他既是合作者又是对手的感觉，他曾经将王静辉出道以来所有的奏章全部仔细阅读过，可以说对王静辉的政治意图了解最为清晰的人便是此公了。
有宋一代，基本上没有汉唐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之害，更无外戚之患。但历朝皆有权臣，从北宋初年的赵普，到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臣僚之间党同伐异，争斗不休。为此，欧阳修还曾著有《朋党论》，为朋党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党当政，尚能争论为国，后期多小人之党，且以朋党罪人不浅。即使是君子之党之间的争论极大地内耗了宋代统治阶级本已不足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也使当权者急功近利，很难逾越党派之见，而不能通盘考虑，不拘一格的起用贤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国事越来越遭。在小人当政时，就更不用说了。法制的根本目标，在于“惩恶扬善”。但在宋代这种纵容、放纵的社会环境下，善未扬而恶益张。最后，只能是让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国而告终。
在王静辉看来在这个时代前有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后有苏轼兄弟等人，这些人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可惜的是被儒家思想所束缚，他们可以成为经学大师、大文豪、大词人，但他们本身的缺陷难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宋朝的政治环境非常宽松，至少比其他朝代要好的多，欧阳修的《朋党论》是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写不出来的，因为统治者非常忌讳“朋党”一词，而在宋朝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便是司马光的“旧党”与王安石的“新党”了。
王静辉所知道的后世党派和现在他所看见的“新旧党”对峙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即便是现代化的政党概念也是在十九世纪才成熟起来的，在他看来想要把后世的政党概念移植到宋朝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不可以对政治家进行“改造”，不断的用新的观点结合历史上著名的事例来冲击当今政治家和以后可能会成为政治家的人的思想，至于能够有多少人接受，这可就不是王静辉所能够把握的了，他一贯的作风便是抛出观点让别人去争，只要有人肯去争论，那就说明自己的功夫没有白费。
这本《政治的尊严》主要是以《战国策》为蓝本写出来的，在他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典故发生的极多。在书中王静辉公开说谋略的本身无所谓善恶——是使用谋略的动机和目的显示出谋略在道义上的卑贱崇高来；合纵连横，分化敌方、争取同盟的关键手段在于威逼和利诱；最骇人听闻的是王静辉在这本书中公开评价荆轲刺亲王是政治上的败笔——荆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形象，但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这与最初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
《战国策》作为纵横家的宝典，在后世的观点来看是彪炳千古、影响深远的谋略宝典、论辩宝典和文学宝典，它记录了波澜壮阔、活跃自由的战国时代，某臣策士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谋略全书的词锋凌厉的雄辩口才，是当时英雄俊才们制定各项事业战略策略、用言游说各国政要辩驳对手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