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我的似水流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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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晴天的下午，有人在我门上重重敲了两下。居然是方晴。她好久没到我门口了。趁她低了低头，我贪婪地看她。她的头发用一根簪子别在脑后，紫色短裙下面是一双黑色长筒袜。这身装束仿佛在对每个人说：“瞧，春天来了。”

“小明，几个人在lounge吃冰淇淋，你要不要去？”

“是，是。”

到lounge一看，那里有好几个人，除了我和她，都不是中国人——方晴不过是叫来了自己的同胞，没别的意思。

这种冰淇淋聚会一般在学期正中，目的是让大家放松放松。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冰淇淋。一个长手长腿身段苗条的黑人女孩正抱着一满咖啡杯大吃特吃。她对面是个身子圆胖的白人女孩，正盯着手里的小纸杯小口小口吃。大多数人都随意坐着，疲惫得一动也不想动。只有一个高个子男生在兴奋地说话。他穿红色短袖T恤衫，戴一顶高尔夫球帽。

“昨天，我去了某某高尔夫球场——那样整齐的草坪！草刚长出来，走上去舒服极了。球场旁边还有个大池塘，塘里的水清澈见底……”

我弄了点咖啡冰淇淋，走到阳台上，靠着栏杆慢慢吃。冰淇淋没味道。对面，爱丽丝和伊丽莎白坐在椅子上。爱丽丝穿着一件带各色小花的连衣裙，露出修长的腿。

看见爱丽丝和伊丽莎白在一起，我又想起那天伊丽莎白的话：“爱丽丝爱上你了——我敢肯定。”

我不太自在，偷眼看了看爱丽丝，恰好和她的目光相碰。她的眼神喜悦，孩子气十足。我看方晴的目光是不是也这样？

“小明，”伊丽莎白问，“你不喜欢吃冰淇淋吗？”

“对呀，”爱丽丝说，“冰淇淋你吃得很慢，面条你却总是吃得飞快。”

“还好，”我笑着说，“冰淇淋有点冷。”

我抬眼看了看lounge里面。一个男生坐在方晴对面，手舞足蹈，她却不太在乎，偶尔跟他说一两句。

方晴对谁都一样，我想。我何必嫉妒呢？反正我和她没希望了。

我低下头，用力闭了闭眼睛。再抬头时，爱丽丝恰好站起身来，挡住了我的视线。

“小明，今天天气好，等会儿大家要去查尔斯河边，你也去吗？”

“去河边做什么？”

“玩啊——”爱丽丝说，“扔飞盘、打排球，或者只是散步。”

“好啊。”

爱丽丝微笑着，和伊丽莎白说了两句闲话，又扭头对我说：

“不过我有两个微积分问题想先问问你。原先以为自己会做，结果一直没做对……”

爱丽丝果然喜欢我！我心里一喜。爱丽丝，别掩饰了，我全都知道……我微笑起来。

“It'sapieceofcakeforyou（对你来说轻而易举），”伊丽莎白说。

“乐意为您效劳。我们做完了题目，再去散步？”

“正是这样。”

我们走回lounge。高个的男生还在谈高尔夫球：“球离洞没多远，我轻敲了两杆，都擦边而过，真懊丧！后来我仔细算准了，轻轻一敲，结果你猜怎么了？球进洞了！……”

我正低头吃冰淇淋，爱丽丝说：“小明，你要点maplesyrup吗？”

“谢谢……maplesyrup？”

“对，Vermont的特产。”

爱丽丝手持一只小壶，样子像酒壶，从里面倒出一种粘稠的亮红色汁液——这是极美味的糖浆。爱丽丝往伊丽莎白和我的冰淇淋里也倒了些，擦了擦瓶口，把手指放进嘴里一吮。我盯着她看了几秒钟，意识到自己在盯着她，赶忙说：

“我以为maplesyrup是加拿大的特产，原来Vermont也有。”

“对呀，”爱丽丝笑道，“Vermont也靠北，天冷，有很多枫树，糖浆就是从枫树里来的。”

“这样说来，在枫树上砍一刀，糖浆就流出来了？”

“基本上是这样。当然，刚流出来的枫树汁液很稀，要经过几次加工，才变为粘稠的成品糖浆。”

我还在问生产maplesyrup的细节，方晴忽然说：“该出发了——再等一会儿天都黑了。”

“没关系，晚上散步也挺好——”高个子男生说，“不过，昨天的高尔夫球实在是太过瘾了！我拿稳球杆，猛挥了四下，结果你猜怎么了？球进洞了！……”

“小明，我们可以去看看那两道题吗？”爱丽丝问。

“当然。”

爱丽丝把我领进她的房间。我们离开时，耳边还有高个子男生的声音：“有一回我一下子把球打进了沙坑，连挥了好几杆，还是没打出来。最后我猛挥一杆，结果你猜怎么了？球出来了！……”

爱丽丝的房间乱糟糟的，地上散放着很多书。有一本像辞典那么厚，从中间翻开，两个小巧的布娃娃蹲在书页上。桌上摆着一大一小两只意大利式的咖啡壶。床上铺着白底带小红花的床单。我的目光被床头小桌上的一个玩具娃娃吸引住了。

“木头娃娃，”爱丽丝说，“脸谱是俄罗斯总统普金。”

“还真有点像普金。”

爱丽丝一跳，扑到床上，伸手抓住“普金”的脖子，把他的头拧下来。从普金宽大的身子里倒出一个小一号的娃娃，仔细一看，是叶利钦。

然后爱丽丝把叶利钦的头拧下来，里面是个更小的娃娃——戈尔巴乔夫。

她再把戈尔巴乔夫的头拧下来，里面是斯大林。

“斯大林肚子里装着列宁，对吧？”

爱丽丝点点头，把斯大林的头也拧下来，从里面倒出列宁。然后她把所有人的头都拧回去，把五位元首从大到小摆在桌上。

她玩起来像个五岁的小女孩！我心想。

“这些娃娃真有意思，”我说，“你爸爸妈妈送给你的？”

“我姐姐送的——”爱丽丝说，“你喜欢他们吗？”

“非常喜欢。不过，你要问的题目呢？”

“在这里。”爱丽丝在床上坐好，从桌上拿过一张纸递到我面前。

意外的是，这两道题都很难。十分钟过去了，我一筹莫展。我觉得额头上开始冒汗了。

刚才的快乐——看爱丽丝躺在床上摆弄俄罗斯元首的快乐——顿时不见了。那个“爱丽丝果然喜欢我”的想法也烟消云散。我是A系的，理应懂数学，如果连这些题都不会解，未免太丢脸了……何况是在爱丽丝面前……又过了二十分钟，我才写了几行。

爱丽丝凑过来看。她的几根发丝落在我脖子上，我怕痒似的抖了抖，心里更紧张了。

“好象挺难嘛，”爱丽丝说，“要不我们先去河边散散步？再晚就赶不上他们了。再说散散步，呼吸点新鲜空气，说不定你就想出解法了。”

“请再给我十五分钟，一定能解出来！”我摸了摸后脑勺说。

爱丽丝耐心等着。十分钟后，我想出了答案，她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你，小明。我应该请你喝咖啡。”

“谢什么，我还没跟你说答案呢，”我擦了擦额头，“只是答案挺复杂的，我可以先讲讲大致思路……”

“不必了，我们先去散散步吧。”

我答应了。出门时，我又想：爱丽丝果然爱上我了。

六、查尔斯河边的青春

安德森桥的栏杆由灰色石砖砌成，攀着深绿的藤蔓。桥下，两只细长的小艇随波逐流，艇上的人偶尔划两下桨。

我和爱丽丝一人拿着一杯Frappuccino咖啡，并排站在桥上。刚才我们去查尔斯河边的肯尼迪公园，没找到宿舍的人们——大草坪上只有几个穿校服的中学生在玩飞盘。

我们有点拘谨。我问爱丽丝实验做得怎么样，她说还好，转而问我功课如何。我说功课总是那样。然后我们默默走下安德森桥，拐了个弯，沿着河边的小路走，避开喧闹的车流。河岸的草坪上，一群毛色鲜亮的野鸭子笨拙地摇来荡去。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抛面包屑喂它们。

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新鲜而神秘，虽然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走在河边。我突然想到自己来这里半年多了，连东南西北都没分清——如果不是那边的夕阳，我几乎可以说迷路了。柔和的阳光映在河面上，河面的淡淡水气一片迷朦。岸上连绵的春草、喂野鸭子的女孩、天边的红晕，这些似乎都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才在此刻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感到有些不足：无数暖和的傍晚，学生们在对岸的实验室里、计算机前，费尽心力，企图洞察自然和人生的法则。可相隔在中间的是实验室的厚墙、一座座建筑、一条条街道。他们根本没注意河边梦一般的景色。河边的世界如此复杂、精妙、完美，我即使研究一生，也不会明白其中的奥秘……

爱丽丝走走停停，时而转头看看夕阳。她要掠一掠头发，先把手里的Frappuccino挪到另一只手上——就连这个动作，也显得优雅而别有深意。有时她低下头，好像在想什么要紧的事。然后她忽然一笑，讲起系里的一位教授——此人手下有三个学生，恰好都是瘦子，简直是皮包骨头。

“一定是在教授的压迫下才瘦成这样的。毫无疑问，这位教授是奴隶主，我绝对不选他当导师。”

我点着头，又愣了一下。爱丽丝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她加快了步子。面前是另一座石桥。我们从桥上回到河那边，沿着河岸继续走。

仿佛只过了不久，我们就走了很远。太阳落了，风有点凉。爱丽丝望了望天边的余霞，微笑着转向我。她的笑容欣喜里带着一丝嘲弄。当时我看起来肯定又幼稚又傻气。但我丝毫不觉得尴尬。周围的一切揉为一体，在我脑子里留下一种新奇、美好却熟悉的印象。发生在此刻的，我仿佛已经经历过；我和爱丽丝仿佛自小就相识；我们从来都在一起……可看她就在身旁，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期待。

从河边回来，我们在BorderCafe吃了晚饭——这是哈佛广场一家红火的墨西哥餐馆，周末门外总有人排长队等吃饭。然后天晚了，该回去了。

哈佛广场上一阵喧闹震耳欲聋。地铁站出口处围着一圈人，当中是几个小伙子在敲垃圾桶——听上去和录音机以及电视里的摇滚乐也没什么区别。哈佛广场总是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无家可归者、政治活动家、酒鬼、具有反叛精神的青年、虔诚的教徒。今天广场上大多是反叛青年。他们服饰新奇，头发五颜六色。

从哈佛广场进了围墙就是HarvardYard。我们本来要回宿舍，在HarvardYard中间，爱丽丝信步转了方向，拐到Widener图书馆前面。四下寂静无声，一级级长长的石阶上洒满洁白的月光。我们在图书馆大门口的一根石柱旁边碰到了一对恋人。小伙子皮肤黝黑，肌肉结实，像一尊希腊雕像；姑娘的眼睛极明亮，脸上是一种宁静的美。姑娘看见我们，调皮地招招手；小伙子把抱在她肩上的手抽回来，也打了个招呼，憨憨地一笑。

石阶两侧各有一个大石墩。我和爱丽丝在一侧的石墩上坐下。头顶是一片明净的天，群星闪耀。我想跟爱丽丝讲讲星座、银河、牛郎织女，可这样似乎有点造作。过了一会儿，她说：“这样的天空让我想起济慈的诗《明星》——我最喜欢他这首诗了。”

我请她背一遍我听听，她也不推辞，开始背起来：“Brightstar，wouldIweresteadfastasthouart……Notinlonesplendorhungaloftthenight（明亮的星，唯愿我像你一样长久——但不是高挂在夜空中的孤独的亮光）……”

这时石墩下走过一个警察。他身子十分粗壮，制服紧紧勒着，腰带挂着一串钥匙，在他屁股上叮当叮当响。我们的注意力全被警察吸引住了。等他过去后，爱丽丝也不背诗了，笑着说：

“这位胖警察倒让我记起了一件事——是俄国文豪契诃夫死后的事。”

“契诃夫是患肺结核死的。爱丽丝，咱们别谈这些悲伤的细节吧。”

“确实悲伤，不过也很有趣，”爱丽丝说，“契诃夫平生一贯幽默，如果他知道自己死后发生了这件事，肯定会忍不住笑出来。”

“他死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也有了兴趣。

“契诃夫死后，一辆货车把他的遗体运到了莫斯科——那货车车皮上还写着‘新鲜牡蛎’几个大字。那天恰好有个将军的遗体也被同时运到，结果不少在车站等候契诃夫的人一下子跟着将军的棺材走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有些疑惑——大文豪的葬礼怎么偏偏遵循了庄严的军事礼节？等这些都澄清了，一队百余人护送着契诃夫的棺材去墓地……据高尔基回忆，队伍里有两个律师，都穿新靴子、打领带。一个在谈狗的智力，另一个在谈他乡间舒适的别墅，以及别墅周围美丽的大自然。一个穿紫色套装、撑花边伞的女士一直试图说服她身边一个戴大眼镜的老头，说死者如何有魅力和幽默感，老头则根本不相信。队伍里领头的人是个粗壮无比的警察，正骑在一匹肥硕的白马上，庄严地向前进……高尔基对这些都很不满，认为有辱大文豪的声名。”

“高尔基看来不如契诃夫有幽默感。”

“幽默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