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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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她放过去，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跟格里博夫还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于是我就开始
运用战术。假装顺便走进她屋里，去了一回，又一回。一看，不行，她尽给我白眼。外
面对我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不定已经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侧击是失败了。于
是我就迂回，迂回。哈——哈！……你明白吗，我跟她说，我打过仗，杀过不少人，到
处流浪，吃足了苦头，可是连个可心的女人都没给自己找到。现在我的日子就像一只孤
苦伶仃的狗，没人体贴我，没人问寒问暖……我就这么胡诌瞎编，一个劲地诉苦。
一句话，抓住她的弱点进攻。我在她身上可下了不少功夫。有一阵子我想，见他妈
的鬼去吧，演这种滑稽戏，不干了！但是事关原则呀，为了原则，我不能放过她……最
后总算弄到手了。老天不负苦心人——没想到我碰上的不是个婆娘，竟是个黄花闺女。
哈——哈！……嘿，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还在把他的下流故事讲下去。
保尔不记得是怎么一下子冲到法伊洛跟前的。
“畜生！”他大喝一声。
“你骂谁？偷听别人的谈话，你才是畜生！”
保尔大概又说了句什么，法伊洛伸手揪住他的前襟：“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就给了保尔一拳。他是喝醉了的。
保尔操起一张柞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保尔衣袋里没有带枪，法伊洛
才算拣了一条命。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荒唐事：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尔不得不出席党的
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到市剧院来了。宣传鼓动部里发生的事件使与会者很愤慨，审
判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生活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党
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理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这个案件只是一
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非常放肆，他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笑脸，说什么这个案件人民
法院会审理清楚的，柯察金打破他的头，应该判处强制劳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一概
拒绝回答。
“怎么，你们想拿我这件事当做谈笑的资料吗？对不起。你们愿意给我加什么罪名
就加吧。至于那帮娘们对我有那么大的火，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平时我根本不答理她
们。那件事不过是小事一桩，连个鸡蛋壳都不值。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会按自己的办
法跟柯察金这个疯子算帐的。现在没有我，你们也可以处理。”法伊洛说罢，扬长而去。
当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经过的时候，他讲得很平静，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是在
竭力克制自己。
“大家在这里议论的这件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以前我做工作，
用拳头用得多，动脑子动得少，不过这样的时候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岔子，在我清
醒过来之前，法伊洛的脑袋已经挨了一下子。最近几年，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暴露出游击
作风。说实在的，虽然他挨打是罪有应得，但我谴责自己的这种举动。法伊洛这种人是
我们共产党的生活中的一个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
时又是一个下流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也不能同这种现象妥协。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
生活道德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
参加会议的党员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
词，受到警告和严厉申斥处分。其余参加那次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介绍了保尔的神经状况。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保尔申斥处分，由
于大会的强烈反对，他撤回了这个建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以后，列车把保尔载往哈尔科夫。经他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
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由那里分配工作。他拿到一个不坏的鉴定，就动身了。
阿基姆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保尔去见他，把全部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到在“对党无限忠诚”后面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毅力，只
是在极少的情况下表现暴躁，不能自持，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别放在心上，
神经很健全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生这类事情。到南方去吧，恢复恢复精力。等你回来的
时候，咱们再研究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保尔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银光闪耀的喷水
池，爬满葡萄藤的建筑物。疗养员穿着白色疗养服或者游泳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
了他的姓名，把他领到拐角上的一座房子里。房间很宽敞，床上铺着洁白耀眼的床单，
到处一尘不染，寂静异常。保尔到浴室洗去旅途的劳顿，换了衣服，径直朝海滨跑去。
眼前是深蓝色的大海，它庄严而宁静，像光滑的大理石一样，伸向目力所及的远方，
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轻烟之中；熔化了的太阳照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
远处，透过晨雾，隐约显现出群山的轮廓。他深深地吸着爽心清肺的海风，眼睛凝视着
伟大而安宁的沧海，久久不愿移开。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爬到脚下，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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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
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
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
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听音
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
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
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
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
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
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
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
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
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
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
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
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
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
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
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
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
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做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
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
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
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
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狂荡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
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
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装的是野蛮人，看起来却不伦
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
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一对宝贝在他们
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
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
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
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
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
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
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
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
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
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
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
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
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
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
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
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
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