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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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刁迈彭等到后任接了印，便向后任说：“从前在此地住的有一位张军门，如今死了。他的家眷因为军门去世之后，官亏私亏共有二百多万，一齐托兄弟替他经手，把家产抵还清楚，现在分文不欠。恐怕再有人讹他，所以托兄弟替他禀明上头，并在道、县各衙存案，以免后论。兄弟适因交卸，未曾赶得及办理此事，现在只好费老兄的心了。”说罢，便把替张太太代拟的禀帖以及抵押据，还有捏造的人家还来的借据，一齐抄粘禀帖，请后任过目。后任因为他是钦差，上头圣眷优隆，将来不免或有倚靠他的地方，所以于他委的事，绝无推却，赶着签稿并送，第二天就详了出去。诸事办妥，方才到张太太那里报信。上头的批禀来不及，只好拿了道、县的批头给张太太看。又讲给张太太听道：“现在你生怕我走了，没有对证。如今好了，道里、县里一齐存了案，又禀了省里三大宪，将来没有不准的。不过批禀一时还不得回来。将来禀帖批过之后，新道台少不得要来招呼你的。而且道里、县里都存了案，他俩就是活对证。他们走了，就是后任换了，有案卷存在他们衙门里，终究赖不脱的。如今这事办得万妥万当，人家只晓得是你抵押到我名下，那洋人决计不会来找你的了。就是再有话说，不要你出头，道里、县里就会替你出头的。你说好不好？”张太太又问那张笔据。刁迈彭道：“附在卷里，你也不拿，我也不拿，是中人替我们守着，那是再要妥当没有。”张太太默然不语。
刁迈彭又忙着说：“现在我就要走了，倒是我经手的帐，总要交代了才好走。一切生意都是我手里放出去的，一时又收不回来，少不得找个靠得住的人接我的手。”说着，便喊一声：“来！你们把七大人请进来。”又回头对张太太说：“这是我的堂房兄弟，就是上回荐给你在上海管事情的。我去了，只有他可以接我的手。如今先叫他进来见见大嫂，以后有什么事情，大嫂就好当面交代他了。”说着，七大人进来了。穿的衣服并不像什么大人老爷，简直油头光棍一样。张太太此时迫于刁迈彭面子，只得同他见礼。
刁迈彭道：“我这兄弟只能总其大纲，而且他一个人亦来不及。现在兄弟又把上次问大嫂要去的几个差官留心察看，见他们办事都还老练，我特地挑了又挑，挑出七八个真正尖子，几注大生意，每一处派他们一个去管理银钱帐目。”张太太道：“他们字都不认得，当得了吗？”刁迈彭道：“为的是自己人，无论如何总靠得住些，就是字不认得，数目是总认得的。”因为不够，又把本宅的帐房一齐派了出去。刁迈彭一面分派，一面又叫拿笔砚把他经手的生意以及现派某人管理某事，仍托本宅帐房拿张八行书开了一篇细帐交代了张太太。自从张太太请他经手这些银钱，某处生意，某处生意，不过嘴里说得好听，始终没见一张合同，一张股票，一个息折。大约现写的这片帐，在他就算是交代的了。好在张太太是女流之辈，尽着由他哄骗。至于一班帐房，一班差官，因见大家都派了事情，也就不来多嘴了。交代清楚，刁迈彭便跪下磕头辞行，照例又叮嘱了几句。张太太少不得也说几句客套话。然后刁迈彭拱了拱手，带着兄弟而去。
且说刁迈彭的兄弟就是上回所说的做丝厂的挡手的刁迈昆了。这人最是滑不过。但是刁迈彭有些事情自己不能去做，总是托了这兄弟去做。兄弟有利可图，倒也伏伏帖帖听他的使唤，做他的联手。这遭刁迈彭赚了姓张的二百几十万银子，自己实实在在有二百万上腰。下余几十万，这里五万那里三万，生意却也搭的不少。其中就算这兄弟经手的丝厂略为大些。当初原为遮人耳目起见，不得不如此。等到后来张太太把抵押的凭据票了上头存了案，他却无所顾忌了。但是还怕兄弟并那张太太手下一班旧人说出他的底细，特地替兄弟捐了一个道台，一面在上海管事，一面候选。其他张府帐房、差官等等，凑拢不过十几个，面子上每人替他预留一个位置，其实早同挡手说明，派的都是吃粮不管事的事情，没有一个拿得权的，不过薪水总比在张府时略为丰润。这班人有钱好赚，谁肯再来多嘴。歇上三五个月，有另外荐出去的，也有因为多支薪水歇掉的。总之：不到一年，这班人一齐走光，张太太还毫无知晓。
等到张太太拿不到利钱，着急写信到上海来追讨，刁迈昆总给他一个含糊。后来张太太急了，自己赶到上海来，东打听，也是刁家产业，西打听，也是刁家股分，竟没有一个晓得是姓张的资本。于是赶到丝厂里找刁迈昆，说是进京投供去了。问问那班旧人，都说不知道。张太太又气又急，只得住了下来。虽然没有赶他，却也没有睬他。自己又是女流之辈，身旁没有一个得力的人。干急了两个月，心想只得先回芜湖，再作道理。谁知看了日子，写了船票，正待动身，倒说忽然生起病来。张太太自到上海，一直就住的全安栈，一病病了二十来天。在芜湖来的时候，本来带的钱不多，以为到了上海，无论那一注利钱收到手，总可够用，那知东也碰钉子，西也碰钉子，一个钱没弄到，而且还受了许多闲气。等到想要回去，原带来的钱早已用没了，还亏当了一只金镯子，才写的船票。后来病了二十几天，当的钱又用得一文不剩。上海无从设法，无奈只得叫同来的底下人写信回家取了钱来，然后离得上海。
等到一到家，刁迈昆的信也来了，说是：“刚从北京回来，大嫂已经动身。兄弟不在上海，诸多简亵。”但是通篇并无一句提到生意之事。张太太又赶了信去，问他本钱怎么样，利钱怎么样。他一封信回来，竟推得干干净净，说：“上海丝厂以及各项生意原是君家故物，自从某年某月由大嫂抵与家兄执业，彼此早已割绝清楚。如不相信，现有大嫂在芜湖道、县存的案，并前署芜湖道申详三宪公文为据，尽可就近一查，届能欺骗”各等语。信后又说：“大嫂倘因一时缺乏，朋友原有通财之义，虽家兄奉使外洋，弟亦应得尽力，惟以抵出之款犹复任意纠缠，心存影射，弟虽愚昧，亦断不敢奉拿”云云。
张太太接到这封信，气得几乎要死！手底下还有几个旧人都怂恿他去告状，当下化了几十块钱，托人做了一张状子，又化了若干钱，才得递到芜湖道里。芜湖道检查旧卷，张某人的遗产早已抵到刁钦差名下，有他存案为凭，据实批斥不准。张太太心不服，又到省里上控。省里叫芜湖道查复。这个挡口，刁迈昆早已得信，马上一个电报给他哥。他哥就从外洋一个电报给芜湖道，说明存案之事。任你是谁做了芜湖道，只有巴结活钦差，断无巴结死军门之理，因此张太太又接二连三碰了几个钉子。不但外头放的钱一个弄不回来，就是手里的余资也渐渐的销归乌有。因此一气一急，又生了一场病，就此竟呜呼哀哉了！一切成殓发丧，不用细述。
但说刁迈彭在外洋得了这个消息，心上虽是快活，然而还有一句说话道：“他那所房屋极好，我很中意，现在不晓得便宜了谁了！”
做书人做到此处，不得不把姓刁的权时搁起。单说姓张的家里自从正太太去世，家里只留了三个寡妇姨太太。此时公中虽然无钱，幸亏他三人还有些体己，拿出来变变卖卖，尚堪过活。而且住着一所绝好的大房子，上头又没有了管头，因此以后的日子倒也甚为安稳。
有日家里正为张军门过世整整三足年，特地请了一班和尚在厅上拜忏，就把他夫妇二人的牌位用黄纸写了，供在居中，以便上祭。这日约摸午牌时分，三位姨太太正穿了素衣上来哭奠。正在哀哀恸哭之时，忽然外面跑进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进来。这人是个瘦长条子，面孔雪白，高眉大眼，仪表甚是不俗。虽是便衣，却也是蓝宁绸袍子，天青缎马褂，脚下粉底乌靴，看上去很像个做官模样。家人们见他一直闯了进来，又想拦又不敢拦，便问：“老爷是那里来的？请旁边客厅上坐。”那人也不及回答，但见他三步并做两步，直走至供桌前跪倒，放声痛哭，哭个不了。一面哭，一面跌脚捶胸，自己口称：“儿子不孝，不能来送你老人家的终，叫我怎么对得住你呢！”一面数说，一面还是哭个不了。众人听了他的声音，都为奇怪，暗想：“我们军门那里来的这个大儿子？”但是看他哭得如此伤心，又不敢疑他是假，只得急急将他劝住，问他“一向在那里，几时来到此地？”他擦了擦眼泪，一见有三个穿素的女人，晓得便是三位老姨太太，立刻爬在地下，磕了三个头，口称“姨娘”。
行礼起来归坐，不等众人开口，他先说道：“我今日来到这里，我若不把话说明，你们一定要奇怪。我的母亲刘氏，原是老人家头一位姨太太。彼时老人家还在湖南带兵。有天听了朋友一句玩话，立时三刻逼我母亲出去，一刻不能相容。其时我母亲已耽了两个月的身孕，老人家并没有晓得。亏得我母家彼时手里光景还好，便把咱老娘接到长沙同住。后来等我养了下来，很写过几封信给老人家，老人家一直置之不理。后来等到我七八岁上，忽然老人家想到没儿子的苦。不知那位晓得我母子的下落，便在老人家面前点了两句，听说老人家着实懊悔。不过此时老人家已经得缺，恐招物议，没有敢认，然而却是常常托人带信，问我们母子光景如何。后来又过了十几年，老人家已补授提督，我的母亲亦去世。其时我已有二十多岁了，好容易找到从前做狼山镇的黄军门，晓得他同老人家把兄弟，我就去找他把话说明，托他到老人家跟前替我设法。黄军门就留我住在他衙门里；后来又带我到镇江，见过老人家一面。彼时正议续娶这一们姨母，原说是没有儿子的，所以仍旧不敢认。我回家再三托黄军门替我位置。以后每年总寄两回银子给我，每次三百两，一年六百两。娶亲的那一个，又多寄了一千两，都是黄军门转交的。又过了三四年，黄军门奉旨到四川督办军务，就把我带了过去。其时我已经保到都司衔候补守备。在四川住了五个年头，接连同土匪打了两回胜仗。总算官运还好，一保保到副将衔候补游击。这个挡口，想不到黄军门去世。幸亏接手的人很把我看得起，倒分给我四个营头，叫我统带进来。几年家里的情形，除掉老人家告病及老人家去世，我是知道的。但是相隔好几千里，又恐怕家里大娘不肯认我，所以一直连封信都不敢写。如今是有差使过来，到了汉口，碰见黄军门的大少爷，才晓得这边的事。心上惦记着这边父母同已去世，不晓得家里是个什么样子，所以特地赶过来看看。原来家里还有三位姨娘，料理家务，那是极好的了。”
这一番话，说得三位姨太太将信将疑。大姨太太年纪最大，晓得旧事，知道张军门是有这们一位姓刘的姨太太，为了不好赶出去的，后天下落，亦从未见军门提过，至于儿子，更是毫无影响了。那人见三位姨太太怔住不响，晓得他们见疑，忙从靴子里取出一搭子信来，一面翻信，一面说道：“我的名字叫国柱，还是那年黄军门要替我谋保举，写信给老人家，叫老人家替我题个名字，后来回信，就题了这‘国柱’二字。这里还有老人家亲笔信为凭，不是我可以造得来的。而且我还有一句话要预先剖明：我现在也是四十岁的人了，功名也有了，老婆也娶了，儿子也养了，有现成的差事当着，手里还混得过，决不要疑心我是想家当来的。”一面又叫跟班的把护书拿来，取出好几件公事。据他说，全是得保举的凭据，上头都有他的名字，翻出来给人瞧。三位姨太太瞧了，亦似懂非懂的。当时大家便问他：“吃饭没有？”他说：“一到这里，才落了栈，没有吃饭就赶了来的。”又说：“我是自己人，不用你们张罗，我也用不着客气。至于我到此只能耽搁几天，找和尚拜两天忏，灵枢停在那里，你们领我去磕一个头。事情完了，我就要走的。”
虽然说得如此冠冕，人家总不免疑心。他自己亦懂得，赶忙吃过饭。回到寓处，取出一张五千银子的银票来，仍回到公馆里来，托这边帐房里替他到庄上去换银子。银子换到，马上交出三百银，作为拜忏上祭之用。慢慢的又同三位姨娘讲到家里的日子，晓得公中一个钱都没有，三位姨娘都是自吃自的，便说：“我这回银子带的不多，回来先拿五千银子过来，以备公中之用。至于三位姨娘缺钱使用，等我写信往四川再汇过来。”人家见他用钱用得如此慷慨，终究狐疑不定。
大姨太太私下便出主意，说：“他倘是真的，而且做了这们大的官，很可以叫他去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