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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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巴尔扎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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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未来的大作家德·阿泰兹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要像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看来，这正是《人间喜剧》的作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而且他也和德·阿泰兹一样，在巴黎的六层阁楼上受过饥饿和寒冷的折磨，在人类知识的宝藏中耐心地挖掘过，在“毒气熏蒸”的巴黎社会中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
人们常说《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实际上，在表现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的生活体验方面，《幻灭》比其他小说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取自作家本人的经历，他们的激情、幻想和苦难，他几乎全都亲自体尝过。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奋斗历程分别给了三个不同类型的青年：他在大卫·赛夏的故事里，倾诉了自己经营印刷所、铸字厂和受债务迫害的惨痛经验；在吕西安的遭遇里，溶入了自己在文坛和新闻出版界的沉浮；他把自己从生活和创作中总结出的各种信念和主张给了德·阿泰兹；同时让卢斯托和伏脱冷充当了他剖析社会的代言人。可以想见，作家对这部作品是倾注了极大热情的。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曾将《幻灭》称作“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①，声称这部小说“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②。在《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明确宣称这是“风俗研究”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幻灭》的中心内容，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主人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颇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行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了科学研究的理想。
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着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
“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③
①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1843年3月2日）。
②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1842年12月21日）。
③巴尔扎克：《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
在这儿，巴黎显然是作为资本主义生活法则的表征出现的。随着封建所有制的解体，等级门阀观念的削弱，凭借个人才智到社会上寻求发迹的机会，已成为法国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户户对那些稍有天赋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尔扎克不无嘲讽地写道：“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这种幻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封建时代，每个人的身分地位是早已划定了的，只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以后，才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巴黎是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以巴黎为圆心向外省扩散；巴黎的财富、权力，对外省青年必然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运气，如此便形成各种人才云集巴黎、互相竞争角逐的局面。竞争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显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这就必然挑起无穷无尽极其残酷的斗争，由此产生一首首个人奋斗的诗篇，一出出理想破灭的悲剧，同时也产生了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的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巴尔扎克的哲理深度在于：他不仅意识到时代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时看到了社会还包含着那么多阻碍个人发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统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残，多少理想归于幻灭。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与阻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社会环境的矛盾，构成了小说的悲剧冲突。
既然冲突主要是在个人与环境之间展开，对主人公不幸命运的描绘，必然与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揭露交织在一起。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框架内，让整个社会在他周围活动着，呼吸着，影响着他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人物在生活的波涛中沉浮，距离自己最初的目标愈来愈远，终于被卷进危险的深渊。《幻灭》好像一幅巨型壁画，展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从外省到巴黎的广阔图景，描绘出王政复辟时期种种最富特征意义的现象：一方面，贵族的高贵姓氏和显赫地位仍然强烈地吸引着爱慕虚荣的青年；另一方面，资产者的财富已成为控制和奴役一切的力量，在野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在社会上比执政的保王党更有势力。这两大阶级的争夺，牵动着文坛上两派势力的斗争，也支配着吕西安的思想和命运。在这里，作者敏锐地指出了在复辟时期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集中现象，描绘出工商业的竞争、同行间的倾轧和吞并是以何等阴险毒辣的方式在进行。大卫·赛夏就是在这类斗争中受围猎的一个牺牲品。在这些不同的角斗场上，作者勾勒了众多的不同阶层、不同身分的人物……总之，《幻灭》好比社会的缩影，集中了法国社会在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怪现象。其中最富时代特色的现象之一，就是刚起步不久的新闻界。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正面揭露新闻界内幕的作品，巴尔扎克的《幻灭》属于最早的，也是写得最大胆的一部。他撕开报界这座圣殿的帷幕，让人们看到这是个拿灵魂作交易的铺子。他一桩一件列举新闻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惹得新闻界的首脑和文艺界的“执政”们暴跳如雷。在巴尔扎克看来，报界既是现代社会恶劣风气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现，也是进一步毒化社会风气的大痈疽，正是报界这股邪恶的势力，“扼杀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①，把无数吕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毁灭。
①巴尔扎克：《幻灭》第二部初版序言。
《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不是英雄（当然也不是坏蛋），而是一个中间人物。作者是把他作为思想性格有严重弱点，而又有相当天赋的一类青年来刻画的。这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的典型环境中的一种典型性格。他聪明，有才华，但是自私、虚荣，野心很大而又意志薄弱，总想抄近路一步登天，没有毅力在真学问上下功夫。所以他经不起浮华世界的引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堕落。对这样一个人物，作者的态度是既有批判，也有同情。对于他的错误和失败，作者既不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完全归咎于个人。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正是通过吕西安自身的弱点起作用的。
吕西安到巴黎以后，面前清清楚楚摆着两条路。一是德·阿泰兹和他的小团体的道路，这条路艰苦、漫长，然而清白可靠。要走这条路，吕西安缺的是坚强的意志和恒心。另一条就是斐诺已经取得成功、卢斯托正尾随其后的道路，这条路肮脏、危险，然而表面看来是名利双收的捷径。要走这条路，吕西安却又缺乏作恶的魄力和本领。因此吕西安两条路都走不通。
大卫·赛夏是与吕西安完全不同类型的一个青年。他正直宽厚、淳朴善良。他没有什么向上爬的野心，但并非没有才能或抱负。他用全副精力从事一项科学发明，想为他所爱的人挣起一份家业，他不乏恒心与毅力，却仍遭到惨败，原因是他的心地过于单纯，对现实缺乏透彻的理解，不像德·阿泰兹等人对人对事都有极冷静的分析。他在虎狼成群的社会里毫无自卫的准备；出没在生存竞争的枪林弹雨中却不穿铠甲，不戴头盔。因此他当科学家绰绰有余，作买卖必定亏本，竞争中必定一败涂地。
德·阿泰兹是理想化了的巴尔扎克。小团体的道路正是作者为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他相信，尽管社会环境险恶，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恒久的努力，仍然可以开拓自我，战胜激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所以，《幻灭》一书所描写的虽是理想的破灭，却并不给人以悲观的印象。因为作者在揭露黑暗的同时，也着力刻画了一些追求正义者、自强不息者，时刻让读者感觉到有一股不与恶浊环境同流合污的对抗力量，也就是说，巴尔扎克认为：人是可以与社会较量的。
艾 珉
一九九二年七月
献给维克多·雨果
先生，您兼具拉斐尔和皮特之天赋，在常人还渺不足道的年纪，已成为鼎鼎大名的诗人；您象夏多布里昂和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人一样，跟藏在报纸专栏背后或报馆地下室里的忌才之徒着实经过一番较景。时人认为本书既是真实的故事，亦为胆识的凭证，现谨奉献于您，但愿阁下的赫赫盛誉有助于这部作品蜚声文坛。新闻记者，不也跟侯爵、阔佬、医生和法官一样，成为莫里哀笔下及其剧院舞台上的人物么？巴黎的报界是从来不肯放过任何故事的，为什么这部castigatridendomores①的《人间喜剧》倒要放过这股势力呢？
①拉丁文，以嘲笑来匡正世风。
先生，我谨志此言，不胜欣慰之至。
您真挚的崇拜者及友人
德·巴尔扎克
幻灭 一 一家外省印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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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故事开场的时代，外省的小印刷所还没采用斯唐诺普印刷机①和油墨滚筒。昂古莱姆虽然凭着当地的特产②同巴黎的印刷业经常接触，用的始终是木机。俗语把印刷说做“叫机车叹气”，就是从木机来的，这句话现在可用不上了。城里落后的印刷所当时还用皮制的球，给掌车工人蘸了墨涂在铅字上。预备铺纸上印，排满铅字的版子，安放在一个云石做的活动盘上，所以盘子在行话中叫做“云石”。这种机器尽管简陋，埃泽维尔，普朗坦，阿尔德和第多，③用来印过不少精美的图书。如今遍地都是新式的印刷机了，热罗姆－尼古拉·赛夏当做宝贝一般的老式工具已经给忘得干干净净，需要我们重提一下才行；因为那些工具在这个重要的小故事中颇有作用。
①英国政治家兼科学家斯唐诺普（1753—1816）设计的印刷机，开近代印刷技术的先河。
②昂古莱姆是法国西南部夏朗德省的首府，以造纸闻名。
③荷兰的埃泽维尔（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的普朗坦（十六世纪）和第多（十八至十九世纪），意大利的阿尔德（十七世纪），都是欧洲书业史上知名的印刷商，世代印行精美图籍，其产品成为有名的珍本。
赛夏出身是个掌车的。排字工用印刷业的行话称掌车工为“大熊”。他们从墨缸到印刷机，从印刷机到墨缸，来来往往，动作很象关在笼子里的熊，那绰号大概是这样来的。大熊反过来把排字工叫做猴子，因为他们忙忙碌碌老在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里捡铅字。在一七九三那个灾深难重的年头，五十上下的赛夏已经结了婚。全国大征兵①几乎把所有的工人编入军队，赛夏亏得上了年纪，成了家，逃过兵役。印刷所的老板，也就是行话所谓傻瓜，死去不久，遗下一个寡妇，无儿无女，店里只剩一个掌车的赛夏。看来铺子立刻要关门了，孤零零的大熊没法变成猴子，因为他只管印刷，一字不识。一位人民代表②急于分发国民公会的堂皇文告，不管赛夏有无能力，给了他一张印刷执照，征用印刷所。赛夏公民③收下棘手的执照，拿老婆的积蓄送了一笔补偿费给东家的寡妇，只花一半价钱买进印刷所的机器。可是这不算什么。共和政府的告示要如期交货，一字不能印错。热罗姆－尼古拉·赛夏正在为难，幸而碰到一个马赛的贵族，怕丢了田地不肯逃亡，又怕丢了脑袋不敢出面，只能找个工作糊口。德·莫孔伯伯爵穿上寒伧的工衣，做了外省的印刷监工。某些公民为隐匿贵族而被处死刑的布告，就是那监工从排字到校对，改校样，一手包办的；再由升任傻瓜的大熊拿去印刷，张贴。他们俩居然太平无事。一七九五年，恐怖的风暴过去了，尼古拉·赛夏不得不另找一位兼做排字，校对和监工的多面手。一个拒绝向政府宣誓的神甫接替德·莫孔伯伯爵，直到首席执政恢复天主教④为止。神甫在王政复辟时代升为主教，在贵族院和德·莫孔伯伯爵坐在一张凳上，此是后话。尼古拉·赛夏在一八○二年上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