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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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热情的小说，好象驾上云儿，飘飘呼呼地走向革命。”
张嘉庆问：“你正在读什么书？”
严萍说：“《毁灭》。”
张嘉庆问：“你还读了些什么苏联小说？”
严萍说：“还读了《十月》，我很喜欢革命的热情。十月革命成功了，被压迫的人们站起来了，得到政权和土地。我也很喜欢诗歌。”说着，她扬起手朗诵了一首诗：
太阳没了，
在那西北的天郊。
满天的霾云，
正在暗地里狞笑。
…………
…………
严萍挥起两只手，用音乐般的音调唱着，又孩子般地笑了。张嘉庆看她天真的举动，很是喜欢。文学把他们的感情联系起来，张嘉庆再也不感到拘束。江涛拉开抽屉，拿出严萍的画报来看着。等他们谈完了，才说：“文学嘛，咱是门外汉。”
严萍说：“你是社会科学家嘛，就不再喜欢文学了！”
他们又说了一会子革命工作上的话，江涛和嘉庆才走出来。一离开严萍的眼睛，就象割断了嘉庆身上缠的绳索，觉得轻松起来。大拇指朝江涛一弹，打了个响梆儿，挤巴挤巴眼睛说：“不错！”
江涛郑重其事地说：“那是一个好同志，可不要开玩笑。”
张嘉庆说：“是呀，那是首要条件，不过……不过……做为一个‘同志’，我给你提个意见：象你，应该有一个身体雄壮的爱人，她好象一个勇士，时刻不离地保卫着你，你就不至于被捕了。老实讲，老实讲……”他咽下一口唾沫说：“美丽……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江涛拍了嘉庆一掌，说：“净瞎说白道，我情愿！”
张嘉庆睁开大眼睛，把右手在左掌上一拍，说：“唉！算了！你们两好碰一好儿，咱算白说！”
今年有二千四百人下场，学校只考取一班，形势是相当艰险的。张嘉庆鼓着劲考上了头一榜，算是过了第一关。可是二百五十个人，离四十个人还差得远。江涛觉得张嘉庆为了工作，把功课耽误了，实在难保证他闯过第二关。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应该克服的困难，尽力克服，江涛又去请教夏应图。
经过老夏同志的指导，总结了历年共青团员在考学斗争上的经验。江涛又把嘉庆带到严萍家里，叫她拿出一身衣裳，把嘉庆的衣服换下来。江涛和严萍提着桶抬了水来，给他洗净。严萍扯起褂子看了看，脊梁上破了个三角口子，小口袋扯破了，搭拉下来。放在盆里洗着，说：“你这方面就得好好儿学习江涛。你看他，一天早晚身上衣服整整齐齐。一年到头儿，头上脚下不落灰尘。”
江涛也说：“你穿着这么脏的衣服，能考得上学校？”
张嘉庆嘻嘻笑着，拎起贾老师给他的那件布衫一看，和擦桌子布一样，发散着汗臭。他捏着鼻子放下，觉得叫严萍给他洗这么脏的衣裳，很觉过意不去。心里说：“真是，丢人现眼！”
严萍说：“在锁井见你的时候，还穿得漂漂亮亮的。这早晚，你学得邋邋遢遢。”
张嘉庆说：“那是什么时候？那时候还是少爷，这早晚变成无产阶级了！”
江涛说：“你得改变这个习惯。”
严萍把一盆洗浑了的水倒出去，说：“这有一车泥！”她在喘着气，洗衣板把她细长的手指磨得通红。打肥皂啊，搓呀，涮呀，一件衣服洗了几盆水。她说：“别看我身子骨儿单薄，并不怕劳动。我就是胆小，爱害怕。那年秋天，有个同学把一条毛毛虫放在我的书桌上，吓得我一天不敢去上课。一想起来，毛毛虫就象在心里鼓弄。我还怕炮声，一听到炮声，就赶紧捂上耳朵。”
江涛说：“那我可不信，那年大年夜里，你一个人摸着挺远的黑路去找我。”
严萍斜起眼睛，瞟着江涛说：“那天晚上，可不是平常的晚上。”
张嘉庆跟上说：“从那天晚上，你们就开始……”
严萍不等他说完，故意岔开话头说：“从那天晚上，我就开始走上革命……你看你，头发那么长了，也不梳洗。多好的衣裳，穿在你的身上，就曲皱得象牛口里嚼的，穿鞋露着脚指头，这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口试的时候，当面一谈就蹭了！”
一阵话搔着张嘉庆的痒处，他不耐烦地说：“得啦，同志！咱俩算是没有缘法，我在你嘴里，算是逃不出去，我那里比得过江涛？”他又指着江涛说：“你看他，两个肩膀一般高，两条胳膊一般粗，两条大腿一般长，两只眼睛一般大，两条眉毛……两只耳朵……”他说话一快，就有些口吃。一股劲地说下去，象放机关枪一样：“象我吧，成天价不干不净，马马虎虎。不过读书不读书吧，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才考这‘第二客栈’，好住着店开辟工作呀！”
一下子把严萍说了个大红脸，她怕张嘉庆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再也不敢吱声。严萍把衣服洗好晾上。掏出两块钱，放在小床上，说：“去，洗个澡理个发，买双鞋来。口试的时候，好去出头露面呀！”江涛和嘉庆带上钱，走出门来，张嘉庆拍着江涛的肩膀说：“同志！你算憋住宝了！”江涛摇摇头说：“少说废话，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成功了，再找爱人吗？”张嘉庆说：“当然哪，中国革命不成功，我连想也不想。”两个人洗了澡理了发，到鞋店里试着买了双鞋子。把新鞋子穿在脚上，那双旧鞋子，又破又有气味，放在鞋店里玻璃门前的花砖地上，抬起腿就走了。
严萍把张嘉庆的衣裳折叠整齐，坐在椅子上压得平平正正。张嘉庆穿在身上，浑身上下干净利落。严萍拍拍他的肩膀，捵捵衣襟说：“看，怎么样？小伙子漂亮了吧！明天口试的时候，一过眼就取上了！”
江涛、严萍、嘉庆，在院里洗衣服的时候，严知孝和老伴在北屋里有一场小小的争论。妈妈说：“闺女大了，也该有个安排。”又指着窗户外头说：“看！这样下去有好儿吗？”严知孝说：“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妈妈把脖子一拧说：“你看不见？大闺女大小子们，成天价在一块耳鬓厮磨，好看吗？”严知孝说：“也没有什么不好看。”妈妈说：“我看老奶奶说的那个，你还是答应了吧！”严知孝说：“那是你的闺女，你答应下吧！也不跟孩子商量商量？”妈妈又说：“商量？要叫我是萍儿，巴不得的！登龙那孩子，长得白白儿的，精精神神的，多好啊……”严知孝说：“咳！你净装些个糊涂，你要是萍儿，你不愿和大小子们在一块玩？孩子们自然会选择自己的道路，打着鸭子上架不行，强拧的瓜儿不甜！”
冯登龙看严萍和江涛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比他更亲密了，心里使了一股劲，撺掇冯老锡上大严村去了好几趟。请姑奶奶给登龙保亲，想把严萍娶过来做媳妇。冯登龙以为这样可以不显山下显水的把事情办好，想不到严知孝不做主，妈妈一个人同意也办不成。两个老人翻来复去嘀咕了半天，严知孝嫌老伴絮烦，靸拉上鞋子走出来。在院里散着步，见严萍他们还在屋里说说笑笑，迈步走进去。江涛和张嘉庆连忙站起来，说：“严先生请坐。”
严知孝上下打量着江涛和张嘉庆，说：“好啊！英雄出在年少！宝贵的青年时代呀，你们努力吧！”
严萍说：“爸爸，你还不老啊！”
严知孝指了指脑壳说：“脑筋老了！别看我会说，不能做，好象讲书一样……”他拿出在讲台上讲古文的架式，讲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最后，他说：“当老师的责任，是把话讲下，看你们青年人们怎么做去。”说着，回到他的书斋。
说了一会子话，江涛和嘉庆同时走出来。严萍送到门口，站在高台石阶上。张嘉庆一眼看见严萍穿着一双光亮的新皮鞋。笑着问：“是你买的？”
严萍说：“怎么，不是我买的，还是你买的？”
张嘉庆瞅了江涛一眼，笑了说：“我买了你也不穿。”
江涛拍了他一巴掌，说：“净耍些个贫嘴！”
从严萍家里回来，江涛又给张嘉庆分析了学校的政治情况。还说，训育主任是个反动派，口试的时候，要他机灵点。就是这样，张嘉庆考上了保定二师，脱离了滹沱河两岸的白色恐怖，在保定读起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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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42节
冬去春来，日子过得好快。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日本军国主义的关东驻军，在古老中国的满洲燃起战火。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政策，要放弃满洲，把东北军调往江南“剿”共。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知孝夹着书包，从学校走回来。洗去手上的粉笔面，立在窗前抽着烟。看蓝色的天上，有几片白云飞驰，他脸色苍白，反问自己：“这就算是亡国了……这就算是亡国了……”他说着，两颗大泪珠子落在地上。
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得严知孝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语，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军队，怎么能一下子亡了国呢？”
严知孝说：“人多遮黑了眼，兵多吃闲饭！自私自利的家伙们，只知巩固个人的地盘，发展个人的势力，谁是为国家民族的？咳！我想不教这个书了，回家当老百姓，眼不见心不烦，等着当亡国奴算了！”
妈妈听得严知孝大一声小一声地说话，掀起围裙擦着手，从厨房里走出来。隔着窗户说：“又不是自格儿的事情，操那么多心干吗？那些做大官们的自然有办法。不教书了吃什么？
喝什么哩？”
严知孝说：“你算想错了！越是官儿大，身子骨儿越是值重。敌人一来，他们跑得更快！”
严萍从学校下课回来，把车子放在廊檐下。从屋里拿出把缨摔子，掸着鞋上的尘土。看见爸爸悲戚的脸色，抬起下颏儿想：“读书，又有什么用呢？敌人一来什么都完了！”
说话中间，冯登龙走进来，这人长得身体很魁梧。严萍和他同时走进屋里，他看见一家人脸上都带着忧愁，也呆呆地站住不说什么，严萍搬过张椅子说：“请坐。”
严知孝把头仰在帆布靠椅上，拍着膝盖说：“完了！完了！我看不见有那一个是肯救国救民的？”他为国家民族的危亡，感慨很深，实在觉得过不下去。
冯登龙竖起眉毛，闪着锐利的眼光，看看严知孝，又看看严萍。掏出烟盒子，捏起一支烟，在盒子上戳着，说：“想救国救民的，大有人在！中华建国四千多年，出了不少英雄，挺身出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就是国魂！只有唤醒国魂，才能挽救祖国！”他好象胸有成竹，晃搭着身子，楞楞角角地说着：“沈阳事变，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应该庆幸。这好比在睡狮身上刺了一剑，它才能惊醒。它这一醒呀，就要吃人！”
严知孝听他这个得意的学生，大言不惭地说着，脸上的愁闷就散开了。打量一下登龙，说：“你说得很对！中国的衰亡，就是因为断了国魂，缺少了英雄。你看！这一群卖国贼们，能救得了国家？”
冯登龙说：“英雄造时势，有了出色的英雄，自然就能打退异民族的侵略。”
严知孝用食指磕着烟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异民族入主中原的，就没有不失败的，也没有不残忍的。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十家一个蒙古人管待，十家一把切菜刀。清世祖福临入主中原，光文字狱就搞了多少次，杀了多少有民族思想的人。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我们的祖国还是巍然不动。可惜到了这二十世纪的中叶，就说什么也一蹶不振了。”
严知孝平素就注意政治问题，每逢政治舞台上出现一个新的事变，就约集几个亲戚朋友到他家里喝茶饮酒，谈论一番，消遣政治上的苦闷。沈阳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经成为事实，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做为第三派力量的人，民族思想就更加活跃起来。江涛走进来的时候，见严知孝正慷慨激昂地谈着，就悄悄地坐在一边，眨着大眼睛听。
冯登龙一看见江涛来了，挺起胸膛，挥着拳头说：“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想国家强盛，只有全国皆兵，实行军国民主义。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打败强敌，复兴祖国。”他一面说着，突出骨溜溜的眼珠子，目不转睛地瞪着江涛。
江涛看了看冯登龙傲慢不逊的神色，笑了说：“我也坚持我的意见：中华民族要想得到独立、自由、富强，只有发动群众，改造经济基础，树立民主制度。伟大的群众力量就是英雄。”这是老问题，不久以前，为“国家前途”和“救国方针”的问题，引起两个人的争论，青年人好胜，就为这件事情伤害了感情。
严知孝拈起两撇黑胡子，睁开眼睛，听听这个说得有理，听听那个说得也有理。笑了笑，说：“都对，你们说得都对。”停了一刻，又说：“做为一个‘人’来说，要爱祖国、爱人类、爱天地万物。”
冯登龙气昂昂地说：“我说的是真正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并不是把国家的权柄从狼嘴里掏出来喂狗。”
江涛听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