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1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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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派以大公皇太子为最著名的代表，他不能忘记自己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所遭受的失败，当时他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就像去阅兵似的骑马行进在近卫军的前面，实指望干净利落地击溃法军，结果却陷入第一线，好不容易才在惊慌中逃出来。这一派人在自己的讨论中具有坦率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害怕拿破仑，看到了他的力量和自己的软弱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一点。他们说：“除了悲哀、耻辱和毁灭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丢掉了维尔纳，放弃了维捷布斯克，还要失掉德里萨。聪明的做法是趁现在还暂未把我们赶出彼得堡，尽快缔结和约。”
这个观点在军方上层相当普遍，在彼得堡也获得支持，一等文官鲁缅采夫为其他政治原因也同样赞成和解。
第五派是巴克雷·德·托利的信徒们。他们与其认为他是人，不如说把他当作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是什么人，（总是这样开始），但他的正直，精明，没有谁比他更好。请把实权交给他吧，因为战争中不可能没有统一的指挥，他将展示他可以做些什么，就像他在芬兰表现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军队秩序井然，有战斗力，撤退到德里萨而未遭受任何损失，那么这只能归功于巴克雷。如果现在用贝尼格森代替巴克雷，那么一切全完了，因为贝尼格森在一八○七年就表现出自己的碌碌无能。”这一派的人们这样说。
第六派是贝尼格森派。正好相反，他们说，“不管怎样，没有比贝尼格森更能干的，更有经验的人了，无论你怎样折腾，最终还是请教他。这一派的人证明说，我们全体退到德里萨是最可悲的失败和不间断一连串错误的结果。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能尽快地使人们明白，不可以这样下去，不需要什么巴克雷，而是需要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七年已经显过身手，拿破仑自己曾给他作过公充的评价，这更让人心悦诚服地承认是权威的人，只有贝尼格森一个人。”
第七派是那些随时都随侍皇帝左右的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皇帝，而亚历山大皇帝身边的这种人特别多，他们是将军、侍从武官，他们对皇帝无限忠诚，就像罗斯托夫在一八○五年崇拜他一样。不是把他当作皇帝，而当作一个人，衷心而无私地崇拜他，在他身上不仅看出全部美德，而且具备人类的一切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然赞美皇帝拒绝统帅军队的谦虚品质，却指责这种过分的谦虚，他们仅希望一件事，而且坚持自己崇拜的皇帝丢弃对自身的过分的不信任、公开宣布做军队的统帅，属下组建一个总司令大本营，自己指挥军队，必要时可请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干家辅佐，这样更极大地鼓舞军心激昂士气。
第八派是人数最多的一派，以自己的众多数量与其他派别相比正如九十九比一，他们由那些既不希望和平，又不希望战争，既不赞成进攻，也不喜欢在德里萨营地和其他任何地方设防士卫。不支持巴克雷皇帝，也不支持普弗尔、贝尼格森，他们只谋机一件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为自己最大的利益和愉快而行动，在那潭浑水里盘根错节，扑朔离迷的阴谋诡计充斥皇帝的行辕，从中可捞到在别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好处。有人只是怕失掉自己的即得利益。于是就今天同意普弗尔，明天又同意普弗尔的反对派，后天又宣布他对某个问题毫无意见，目的是只要能逃避责任和讨好皇帝。另外那些人希望捞取某种好处，吸引皇帝的注意力，就大喊大叫，拥护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某件事，在会议上捶胸顿足地争论和叫喊，向不同意的人要求决斗，以此表明他准备为公众的利益而牺牲。第三种人，在两次会议中间而反对派又缺席时便直截了当地请求给自己一次补助作为自己忠实服务的报偿，他知道此时没有时间拒绝他。第四种人千方百计地表示自己辛勤工作。第五种人则为了达到其久已梦寐以求的宿愿——陪皇帝吃饭，拼命地证明一个刚提出的意见的正确或不正确，并为此举出或多或少有些正确和充分的论据。
这一派的所有人都在捞取卢布、勋章和官位。在这种追逐中只随着帝王恩宠的风向标转动，只要一发现风向标指向那一方向，结果却更难把风向标扭向另一方。在这动荡不定的局势中，在这使一切都处在惊慌和不安的严重危险中，在这阴谋自私、互相冲突各种观点和感情的漩涡中，加之所有这些人的种族差异，这人数众多，未谋私利的第八派给共同的事业增加了极大的混乱和惊慌。无论发生什么问题，这群蜂子在前一个题目上还未嗡嗡完，就飞到那个新问题上，并以自己的嗡嗡声压倒和淹灭那些真诚的辩论。
正当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时，从所有这些派别中正聚起一派，正提高自己的声誉的第九派。这一派由年事已高，有治国经验、聪明干练的人组成，他们不赞成互相对立的任何一种意见，冷静地观察大卡里发生的一切，思考摆脱目前这种方向不明，意志不坚，混乱一团和软弱无力状况的出路。
这一派人所思所想的是，一切坏事源于皇帝及其军事顾问们进驻军队，各种关系不明确，互相制约，左右摇摆不定都带进军队，这在家庭里可行。在军队就有害了。皇帝应该治理国家，而不是指挥军队，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是皇帝及其宫廷从军队中撤出去，仅皇帝在场，为保护他个人的安全就使五万军队瘫痪；这个最差的，但是却独立自主的总司令也比那个最好的，然而却因皇帝及其权威而束手束脚的总司令要好得多。
正当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闲住无事的时候，曾为这一派主要代表之一的希代科夫给皇帝与了一封信，巴拉瑟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同意在信上签名。信中，利用皇帝准许他议论大局之便，借口必须鼓舞首都人民的战斗精神，恭请皇帝离开军队。
由皇帝亲自鼓舞和号召人民保卫祖国——这正是（就皇帝亲自到莫斯科来说）俄罗斯胜利的主要原因。为了给皇帝离开军队找个借口，提出的这个建议，被皇帝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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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当巴克雷吃饭时转告博尔孔斯基说，皇帝本人要招见安德烈公爵，向他垂询有关土耳其的情况。下午六点钟，安德烈公爵要来到贝尼格森的寓所，此时这封信还没有呈交皇帝。
就在这一天，皇帝行辕收到一则有关拿破仑的新的行动可能危及我方军队的消息，这个消息后来证明不准确，也在这天早晨，米绍上校陪同皇帝巡视了德里萨的防御工事，并向皇帝证明说，由普弗尔设计构筑的这个牢固的阵地被认为是空前的战术家的chef—d’oeuvre①，它可以置拿破仑于死地，——这个阵地没有任何意义，倒是俄罗斯军队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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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杰作。
安德烈公爵来到贝尼格森将军的寓所，它坐落在紧邻河岸的一所不大的地主宅院里，那里既没有贝尼格森，也无皇帝，但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切尔内绍夫接待了博尔孔斯基，向他解释说皇上带着贝尼格森将军和保罗西侯爵今天第二次去视察德里萨营地防御工事，他们对这座营地防御工事的适用性开始产生极大的怀疑。
切尔内绍夫拿着一本法国小说坐在第一间屋的窗子旁边，大概这间房屋以前曾是大厅；屋内还有一架风琴，风琴上堆放着地毯，屋角里放着贝尼格森的副官的行军床。这个副官正在那儿，显然他被宴会或事务累得疲惫不堪，坐在卷着的被盖上打瞌睡，大厅有两道门：一道门直通原先的客厅，另一道往右通向书房。从第一道门里传来用德语、偶尔也用法语谈话的声音。那里，原先的客厅里，按皇帝的旨意正举行非军事性会议（皇帝喜欢含糊），他希望知道在目前困境下几个人的意见。这不是军事会议，好像是为皇帝个人阐明某些问题而召开的特邀会议。被邀出席这次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侍从武官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他被拿破仑称为法国逃亡者，米绍，托尔，完全不是军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是普弗尔本人，正如安德烈公爵听说的那样，他是所有事情的lachevilleouvrière①。安德烈公爵有机会仔细打量他，因为普弗尔在安德烈到后不久就来了，去客厅时他停下来与切尔内绍夫谈过一会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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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主脑。
乍看起来，普弗尔穿着裁剪很差的俄罗斯将军制服，好像被化了装似的，穿着不合身，安德烈公爵觉得他很面熟，虽然他从未见过他，他身上具有魏罗特尔、马克、施米特和其他许多安德烈公爵一八○五年见到过的德国军事理论家所具备的特点；但是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典型，安德烈公爵还从未见过一位如此把那些德国人的特点集于一身的德国军事理论家。
普弗尔身材不高，很瘦，但骨架宽大、体格健康，臀部宽阔，肩胛骨棱角分明。他满脸绉纹，眼窝深隐，额前的鬓发显然匆匆地梳理过，脑后的头发却一撮撮地翘起显得幼稚可笑。他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心神不宁地忿忿地四处张望，好像他害怕他走进的那一大间房中的一切似的。他笨手笨脚地扶着佩刀，用德语向切尔内绍夫打听皇帝在哪儿。显然，他想尽快穿过房间，结束礼仪和问候，在地图边坐下来着手工作，他觉得那才是舒适的地方，他一边听切尔内绍夫说皇帝去视察他普弗尔按自己的理论构筑的工事，一边匆匆地点着头，带着讥讽的意味微笑着，他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什么，仿佛像所有自信的德国人那样低沉而急促地抱怨Dummkopf……①或者：ZuGrundedieganzeGeschichte……②或者：S’wirdwasgescheitesd’rauswerden……③安德烈公爵没有听清他说什么，想走过去，但是切尔内绍夫把安德烈公爵介绍给普弗尔认识，并说安德烈公爵刚从土耳其回来，那里的战事幸运地结束了，普弗尔瞟了一眼安德烈公爵，与其说是看他，毋宁说是眼光一扫而过，大笑着说：“DaMusseinschoCnertactischerKrieggewesensein．”④随后，轻蔑地笑笑，向那传出谈话声的房间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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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语：愚蠢。
②法语：整个事情就要完蛋。
③法语：哼，有好戏看啦！
④法语：对啦，那一仗准是战术运用得正确。
普弗尔显然就爱讽刺挖苦人，特别是现在有人背着他去视察他的阵地并且妄加评判，这就更刺激了他。安德烈公爵通过这一次与普弗尔的短暂会见，再加之对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回忆，就为这个人勾划出了鲜明的形象。普弗尔是那类自信到不可救药，一成不变，以致于宁愿殉道的人之一，这类人只能是德国人，因为只有德国人根据远离现实的观念——科学，即臆想到的完善无缺的真理的知识才建立这样的自信。法国人所以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论智力还是肉体，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有不可抗拒的迷人的力量，英国人的自信是基于他是世界上组织得最好的国家的公民，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英国人，总是知道该作什么，而且知道作为一个英国人所做的一切无疑是正确的，意大利人自信是因为他总是激动万分，容易忘掉自己和别人，俄罗斯人自信却是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不愿知道，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事是可以完全了解的，德国人的那种自信比所有其他的都糟，都更顽固，更讨厌，因为他想象他知道真理，知道科学，那真理和科学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可他却认为是绝对真理——显然，普弗尔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一种科学——他从腓特烈大帝战争史得出的迂回运动理论，他遇到的现代战争史中的一切，都使他觉得那些是毫无意义的、野蛮、混乱的冲突，其中战斗的双方都犯了如此多的错误，以致那些战争不能称为战争，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一八○六年，普弗尔是结束于耶那和奥尔施泰特的那场战争的计划拟定人之一；但是在这场战争的结局中他没有看见自己的理论有任何错误。相反，他认为所有失败的唯一原因是没有按照他的理论去做。他用自己特有的幸灾乐祸的讽刺口吻说：“Ichsagteja，dassdieganzeGeschichtezumTeufelgehenwerde．”①普弗尔是那种理论家之一，这种理论家如此偏爱自己的理论，以致于忘掉了理论的目的——应用于实际，他们由于偏爱理论而憎恨一切实际，连了解也不愿意。他甚至为失败而高兴，因为实际是由于背离理论而导致失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