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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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胡适舍不得离开战火纷飞的家园故土，但又不得不为民族的使命远走他乡。1937年9月23日，胡适辗转多日终于抵达檀香山，26日抵达旧金山，开始了自嘲为“过河卒子”的非正式外交使节生涯。
当胡适到达华盛顿，随驻美大使王正廷首次去拜访罗斯福总统时，罗氏颇为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并有“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等语，胡适听罢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美国佬对中国如此轻视，但中国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胡适有些激动地予以肯定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通过胡适的进言，罗斯福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军事情形，同时也理解了中国人民需要美国政府“拉兄弟一把”的迫切心情。只是当时的美国奉行“中立主义”政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中国、日本还有其他什么东亚或南亚国家如何开打，打到什么程度，是你死还是我活，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最后打出个什么名堂，美国全部采取袖手旁观，绝对置之不理的态度，舒舒服服地过好自己的安稳日子。这个政策令身居总统高位的罗斯福对胡适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临别时，罗斯福紧紧握住胡适的手，态度极为诚恳地说了些安慰的话，嘱咐不要着急，此举令胡适深为感动。
1938年9月，国民政府召回在美国四处碰壁，过街老鼠一样的无能大使王正廷，于17日发表了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任命状：“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延准免本职。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当天，胡适接到了电令，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42＇
注释：
＇1＇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见面之前，傅斯年与李济并未谋面，据李济之子李光谟推断，傅决定聘李大概得益于李四光（字仲揆）的举荐，因李四光当时正奉命筹备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李济是院聘筹备委员，自然熟悉。李光谟所言大体不差，这个推理从1928年傅写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人的信中可找到证据。信中说：“李仲揆盛赞李济之，我见其教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
（《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欧阳哲生编）至此，原清华国学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皆归到傅斯年旗下，傅氏成了众人瞩目的大师之林中的盟主。但作为傅斯年本人，游历欧洲七年，却什么学位帽子也没有弄到，既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对此，胡适有一段时间不理解并对傅的“不争气”表示过不满，但傅却表现得很坦然，他与陈寅恪都表示为追求知识而读书，不是为追求学位而学习。尽管如此，没有博士学位总是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不屑，后来有人提出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会什么，凭什么当所长？等等，其实就是对他没拿到博士学位的一种嘲讽。
＇2＇《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3＇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4＇《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原信未署年代，编者据函中内容推断为民国十八年（1929），不确，应为1928年。信中涉李济、杨振声等人。李于1929年春已赴安阳发掘，杨于1929年夏，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到青岛参加筹备议并筹建青岛大学，已离开清华。
＇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7＇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8＇胡适《〈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作于1952年12月10日，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初版。
＇9＇
《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中所提到的罗振玉（1865－1940），浙江上虞人，古文字与古器物学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携王国维等及家人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
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37年退休后，死于旅顺。
在政治立场上，罗氏由保守逐渐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罪人。但他在艰难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整理金石文字、抢救清宫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罗氏对甲骨文的研究和甲骨学的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影响。由于他与王国维在这一学术领域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被学术界称为“罗王之学”。后来由于董作宾、郭沫若的加入，甲骨学界遂有了“四堂”之说，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统计，从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国内学者收藏外，许多都流失到国外。另据胡厚宣统计，殷墟科学发掘前，外国人收购的有字甲骨约5万5千多片。（孟世凯《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见罗振玉等人当时对殷墟甲骨文被挖掘一空的猜测与说法并非凭空想象。
＇10＇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结》，载《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4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
＇11、16＇《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转引《敦煌考古漫记》，见《夏鼐文集》卷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28＇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14＇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1929年后，马氏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另，关于安阳发掘是选李济还是马衡的问题，除张光直所言，还有另外一个插曲。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与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结盟，成为东方考古学协会。但这一协会在成立之后，就学术路数与研究方向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不了了之。这一分歧最终导致北大考古学派的衰落与清华学派的崛起。据对这一协会作过专题研究的桑兵说：“中日双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内部的分歧，最终还是削弱了日本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力，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就和影响反而不及清华研究院。日方重视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原因之一，是后者（南按：当为前者）在北京的考古学机关中具有官学至尊的地位，看重政府行为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对华施加影响的有力支撑。与此相对，他们视美国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的考古学机构为‘私学’的代表。清华研究院以人类学讲师李济担任主席。凭借较多的资金以及和美国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研究院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柱。该所成立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主动提出想参加考古组，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绝。在傅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选是从事新兴考古学的李济而非金石学家马衡。”参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所长杜正胜将以上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引伸与推理，他提到1979年夏鼐在记述考古组主任产生时曾说过，“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夏鼐所说的金石学教授指马衡（字叔平），年轻学者指李济。对于这一说法，杜正胜认为：“夏鼐虽在史语所工作过，唯其生也晚，对创所的历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语所成立时的运作，成员不是院长选的，故多想象之词。史语所设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学术，不是要找闻名的老教授来装点门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济给傅斯年的信谈董作宾第一次安阳发掘，提到‘北大马叔平曾间接表示欲参加此事’，探问傅的可否。可见史语所一成立，马衡就想加入。过了快一年，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绝，李济向傅报告他与董作宾商酌过，完全赞同傅的决定。他说‘彦堂已拟以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地回复他’。这无关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方法的歧异；如果说是门户，那也是‘道’不同的缘故。”
杜正胜又说：“学问有新旧，
人有老幼，但二者并无必然关联。傅斯年拒绝前辈学者马衡（时年四十七岁）于千里之外，却对另一前辈陈垣（时年四十八岁）欢迎之唯恐不及。……傅斯年与陈寅恪那么竭诚欢迎陈垣，就是因为他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学术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预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陈寅恪语）。陈垣和史语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绩斐然，可以让欧洲和日本学者不敢轻视中国无人，故引为同道。”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在他的眼中，陈垣乃当之无愧的“预流”者，可惜的是陈垣一生终未能入主史语所成为专任研究员。
＇15＇据考古学家石兴邦在一篇回忆郭宝钧的文章中说：“他（郭宝钧）在考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尽如人意处，传说他在中研院时期，不被当时领导所重视，因为当时中研院集中了好些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博士和根基深厚的国学饱学之士，而他是一个土专家。听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英文，有时和他用英语说话，是捉弄他。”
对郭宝钧遭到的这一不幸，石兴邦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倒不相信傅先生有捉弄他的意思，因为当时在史语所学者间用英语讲话是常事，我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是史语所的研究员，有时和你谈或解释某个问题时，间或用几句英语。我在大学三年级时，给凌纯声院士当助手，在他的套间办公，有时也用英语问话或找材料。我想傅先生用英语向他问话，是习惯使然，不会有恶意。”（《我所知道的郭宝钧先生》石兴邦
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日。）
或许，石兴邦的解释有些道理，但作为留洋的“海龟”，总在一些土包子面前呜哩哇啦地说一些鸟语，总让局外人感到有显摆之嫌，尽管毫无恶意，但令听者感觉不怎么舒服。1945年7月，傅斯年一行抵达延安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访问，在和中共领袖、当年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长谈时，傅斯年似乎没有用中英文混合的词汇来应对毛。究其原因，在安阳的郭宝钧只是一位普通的土包子工作人员，而此时的毛已不再是当年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