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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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国内，工作之余我参加了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的活动，有幸获得了许许多多和五六十年代留苏学长接触的机会。
那些曾支持我走过艰难的求学之路的高贵灵魂，如今就有血有肉地站在我的面前。
他们是如此平凡，平凡得就像邻家的一位慈蔼的爷爷或奶奶。在市井中，你绝对无法将他们和普通人区别出来。
自序（2）
他们是如此优秀。在他们当中，涌现了无数专家、教授、学术带头人、国家高级干部。他们的职位可能不同，但是决无平庸之辈。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一段凝重的记忆，一座功绩的丰碑。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群体。
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目的明确、组织严密、规模巨大的国家间人员交流活动。在其后，类似的活动也再没有发生。
这是一个业绩卓越的群体。
他们支撑了新中国五十年的建设。他们当中的许多名字，永远铭刻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的史册中。
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群体。
在他们身上，浓缩了政治运动带来的所有苦难。然而无论精神还是肉体的摧残，都丝毫没有折损他们矢志报国的信念。
这是一个正在远去的群体。
如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他们的记忆，他们的情感，正如同他们的脚步，与我们渐行渐远。
命运如何降临到这群人身上？
他们又如何迎接了命运的挑战？
在他们严谨的外表下，涌动着怎样的情感波澜？
他们每个个体的命运，又是如何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连？
这些疑问，驱使我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记录下他们的人生轨迹。
这是一次艰难的心路跋涉。我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来到我未曾降生的岁月，追溯这个特殊群体走过的足迹，揭示他们罕为人知的感情世界。
这是新一代留苏学子的“寻根之旅”。我要探究他们克服重重艰险，矢志报效祖国的动力源泉，来指引年轻一代的人生之路。
文明需要传承，记忆需要挽留，历史需要铭刻，这是我们这些晚辈学子肩负的沉重使命。
我愿以这些文字作为后来者微薄的礼物，献给那个逝去不再的光辉岁月，献给那些忠诚于信仰、忠诚于祖国、忠诚于生命的不朽灵魂！
第一章 大浪淘沙（1）
1925年3月。克里姆林宫。
在巨大深邃的办公室里，斯大林一边吮着烟斗，一边缓缓地踱步。在办公桌上，是一封来自于苏联驻中国广东政府代表鲍罗廷的加急电报：
“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在北京因病逝世。孙先生逝世前，曾口授《告苏联同志书》。全文如下：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伴随着均匀有力的吮吸，烟斗中的火光忽明忽暗，烟丝燃烧发出细微的咝咝的声响。在缭绕蒸腾的浅蓝色的烟雾后面，斯大林陷入了沉思
自从国民政府在广东成立以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苏联支援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广东黄埔建立了第一所正规化的军事学校，培养军事指挥人才。但是，为了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需要培养大量的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革命干部。他们不仅承担着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也将成为今后维护良好的中苏关系的纽带。
几天以后，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在莫斯科，以孙中山先生的名义，为中国的革命者创办一所大学。
1925年10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代表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以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并随即成立了由谭延辏А⒐庞Ψ摇⑼艟雷槌傻恼猩被帷＂�
10月7日，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招生开始。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全国报考的考生竟达上万人。
经过几年来的熏陶，苏联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因此，能够到苏联的心脏——莫斯科，学习“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如同去“红色麦加”朝圣一般荣耀而神圣。
在鲍罗廷的参与和引导下，招生委员会从参试的考生中择优录取了二百八十人。在这些人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出于巩固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的考虑，鲍罗廷从国民党要人的适龄子弟中，又特别推荐了二十名学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周折之后，1925年10月，第一批赴苏留学的一百余名青年学生们，从广州、江西、湖南等地出发，陆续在上海集结。
1925年10月19日夜晚，在苏联驻上海领事的协助下，学生们躲避过北洋军阀的警察和租界巡捕的围捕，终于登上了开往苏联的一条狭小拥挤的货轮。
穿破黄浦江骚动不安的夜色，轮船满载着青年学子们澎湃的心绪，将暮霭深沉的中国留在身后，驶向远方破晓的曙光。
这是一段艰难的航程，有人在回忆录中写道：
“船出长江口进入到东海之后，遇到惊涛骇浪。全船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部分都晕船，睡在我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呕吐的。大约在头三天很少人起来吃东西。后来风浪小了，天也放晴了，于是大家都往甲板上跑。那里空气新鲜，一望无际，自然不会晕船。原来我们所乘的这艘船，不超过一千吨，而且是专门载运咸鱼的，满舱鱼腥，再加上密不通风，住在里面的人，即使没有风浪，也会呕吐。”
尽管条件恶劣，可是青年人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船舱中，甲板上，到处都成了青年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几本马克思主义启蒙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成了大家手中的至宝。再也没有了反动势力的捕杀，大家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畅所欲言地讨论了。
第一章 大浪淘沙（2）
颠簸航行约一周后，轮船靠泊在苏联远东港口城市海参崴。在这里学生们没有停留，很快便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又经过三周的跋涉，火车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学校负责人随即将疲惫不堪的学生们迎接到了校舍。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在几乎整整一个月的行程里，大家就没有洗过澡。因此，在匆匆填饱肚子后，学生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附近的公共浴室洗了一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热气蒸腾的浴水中，大家舒展筋骨，洗涤征尘，仿佛也去除了从旧世界带来的尘埃。
在毗邻莫斯科红场的沃尔洪卡街十六号，坐东朝西坐落着一座庞大宏伟的四层楼房。庭院宽大，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这座建筑曾是一个俄国贵族的府邸，十月革命后改成一所中学，后又改为一所农业大学。
如今，这座楼房已经被改造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舍。一楼是衣帽间、饭厅、储藏室、理发室；二楼的右边是大礼堂，左边是教室，后面是医务室；三楼一半是教室，一半作寝室；四楼是图书馆、女生宿舍。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为二年。
第一年，学生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掌握俄语。学生们被分成二十至三十人的小组，每天用半天的时间，由专门的教师教授俄语。尽管相当多的学生是大学或专科在读学生，然而却都不具备任何俄语基础，连粗通英文的也凤毛麟角。因此，课程就从画蝌蚪般的学字母开始。接着，学生们开始在老师的带领下，逐字逐句地研读《真理报》，慢慢地学习单词和造句。除俄语外，学生们还接触了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课程。
到了第二年，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此时，学生们已经可以或多或少地使用俄语和老师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同于一般高等院校，其目的不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政治素质培养和世界观改造。因此，教学采取“会议第一、授课第二”的方式。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这样，每堂课最终都演变成互动性极强的辩论会。校方希望通过激烈的辩论加深学员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理解和交流，每个班级还专门配备了一名翻译。
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队列、射击、武器维修等。学员们被要求学习射击技术，熟练拆卸和组装枪械。
从1925年10月到年底，前后共有三批学生、约三百多人经过选拔或推荐，从国内来到莫斯科。
1926年1月，十名原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奉国民党命令，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几乎同时，中共旅欧支部的二十名党、团员根据党的指示，也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当中就有时年二十二岁的邓小平。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青年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
学习期间，邓小平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邓小平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由于国内斗争需要，1926年底邓小平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尽管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却给身边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就有蒋经国。
来到莫斯科时，蒋经国只有十七岁。由于年纪小，平常又总是戴着鸭舌帽，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大家送给他一个昵称——“小工人”。
第一章 大浪淘沙（3）
据当时的同伴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邓小平回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从而对这位兄长更增添了几分敬意。②
192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和培养干部，每年陆续派出部分党、团员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过上海工人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有些人则在白色恐怖下坚持过艰难的地下斗争。
在中山大学，还有过一个特别班。班里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干部，有的甚至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被尊称为“老头子班”。在他们当中，就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国共两党的元老。③
1928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一百多名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1921年，目的在于为远东地区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大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国内部招收苏俄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国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1928年，为便于统一管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创立至1930年的五年间，前后大约有一千四百多名学生在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