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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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这样连篇累牍的指令甚至还出现在曾国藩的私人信件中，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对于“粤匪、土匪”； “若非痛加诛戮，与草剃而禽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闻有并非楚勇、并非湘勇随之以去者，尤须认真访查，斩数人以惩其馀”；或是“严缚匪党，动与磔死”等等。他把审案局设立在长沙鱼塘口自己的寓馆内，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浚负责案件的审理，“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还偷偷地称赞自己道：“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在给僚属的信中，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供认不讳：“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大肆屠杀
在朝廷的支持下，曾国藩开始对各地的起义进行大肆的镇压。
在长沙设立审案局的同时，曾国藩的势力范围也扩展到了湖南各地。最初的太平军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联盟军，一部分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徒众，另一部分是洪大全的天地会会众。太平军在路过湖南的时候，他们吸引了很大一批湖南天地会的人随他们一起北上，但湖南会党依然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尤其是受太平军的影响，革命群众的斗志分外高昂，群众斗争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各地，处于东南的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常宁以及西南的宝庆、靖州各属，这种革命火焰更是如火如荼。可惜，当时太平军已经全部离开湖南东下了，没有联络这些同盟军，才使得曾国藩有机会把他们逐个击破：
咸丰二年冬天，浏阳的周国虞、曾世珍、邓万发等率领的忠义堂暴动被江忠源给镇压了下去；
咸丰三年正月，攸县洪利父子率领的暴动被张荣祖等镇压了下去，这支军队是骆秉章、曾国藩派出的；
二月，曾国藩派刘长佑、李辅朝、王等将常宁白沙堡的农民暴动镇压了下去；
派张荣祖到宜章、桂东、临武，因为那里有来自阳山、大庾的农民暴动军，他们也被镇压了下去；
会党曹、李跃率领一万余人在衡山草市、吴集暴动，曾国藩派刘长佑、王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了下去；
三月，戴正率领的永兴、安仁等地的农民暴动被曾国藩所派的夏廷樾、张荣祖等镇压了下去；
到了咸丰三年三月，经过严厉的镇压，湖南各地的反抗活动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正是因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酷杀政策，曾国藩才得以大名远扬，但他得到的并不是对他十分有利的名声，因此，在咸丰三年三四月间，曾国藩又到处给别人写信，为自己的酷杀行为进行辩解和开脱，以求他人理解。
曾国藩疯狂的“剿匪”行动终于平定了湖南境内的起义运动，而他自己也因此被别人称为“曾剃头”，杀人就和剃头一样简单，既形容他杀人之轻易，又表明了他所杀的人数量之多。因此《清史纪事本末·湘军陆师之编制》里面有一句话说道：“一时谤议四起，至有曾剃头之称。”
“曾剃头”这样一个名字并不好听，对此，曾国藩是早已预料到的，因为他早就对咸丰帝说过，即使他自己因为执行皇命而被人称为残忍严酷之人，他仍要坚守自己的职责，所以，对于“曾剃头”这一绰号，他又怎么敢加以拒绝呢？而且，此绰号陪他走过了一生的道路。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组建湘军
曾国藩出山，湖南巡抚张亮基奉旨劝谕有很大的功劳，但曾国藩到长沙没多长时间，张亮基便调往武昌署湖广总督，布政使潘铎暂时接替了他的职位；同时，原云南布政使徐有壬被调职担任湖南布政使，原衡、永、郴、桂道陶思培则被升职担任湖南按察使。他们与曾国藩的关系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曾国藩的“越权侵官”，使他们对曾国藩进行讥讽、掣肘，甚至打击。不久因潘铎病归而接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其手下人与曾国藩之间的龃龉也不闻不问。这种明争暗斗令曾国藩的处境非常孤苦。曾国藩后来在八月十三日给朝廷上了《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回到了故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的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他现在之所以要转移到衡州，正是为了保证原有的“查办土匪”计划顺利进行。要在衡州将农民暴动进一步地镇压下去，曾国藩在当时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却没有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期内的原因和内心活动告诉咸丰皇帝。
如果把湘军作为一个总体或者集团来对待，那末，湖南新宁应该是湘军的发祥地；如果把范围缩小到由曾国藩创建，并由他指挥的那一部分湘军，那末，湖南衡阳则是它的发祥地。
从曾国藩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从衡阳出征的时候结束，他在这里呆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因为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与牵制，烦恼也少了许多，在那里一心一意地训练他的湘军。咸丰三年十月，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接到了清廷谕令，“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则以“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舟师还没有守备为理由，借此机会申请“截留粤饷四万馀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这里指的“船”是木板船，由他在衡阳、湘潭所设的两个船厂自造；而“炮”，则是六百尊洋炮，那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奉命为他先后买到的。经过半年的努力，当时的湘军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水陆两师加起来有一万人之多，其中水师十营，共有五千余人，前、后、左、右、中有五正营，此外又有五副营；陆师也是五千余人。水师中包括一艘拖罟、一艘快蟹、五十艘长龙、一百五十艘三板艇、一百二十艘钓钩船、一百余艘辎重船，船上一共配备有五百七十多门炮。
在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曾国藩并不知道筹措水师需要做哪些工作，于是就四处咨询，按照广东水师的样式，设置拖罟、快蟹、长龙等，开始了他的编创工作。后来，长沙有个叫黄冕的人给曾国藩提议道：“长江上下千里，港汊极多，敌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营都添十艘小战船（即三板），这样就便于在港汊中搜寻敌船。”曾国藩对此非常赞同，于是就开始对水师的编制进行了如下的调整：每营配制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三板十艘。人员配制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桨工、八名橹工；长龙配十六名桨工，四名橹公；三板配十名桨工。正是这样的水师配制，才能够使曾国藩日后在对太平军作战中取得胜利。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岳州之役（1）
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湘军水陆两师的训练之中，却不曾想到，在这个时候，全国的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攻克南京，将将军祥厚斩杀，同时也斩杀了两江总督陆建瀛等，拥众百万。几十万清军见此阵势，不战而败。太平军定都南京一个多月后，分别派出军队，一部分用于北伐，另一部分则进行西征。西征军共五万人，兵分两路，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将庐州攻克，安徽巡抚江忠源因不愿落入太平军之手而投水自尽；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西征军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在这场战役中死去。接着，西征军又一举将武昌攻克，并于咸丰四年正月再次进入湖南，接连攻占岳州、宁乡、湘阳等地。太平军直接威胁着省会长沙的统治。
为了控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咸丰帝诏命曾国藩立即调动他的湘军，前往武昌，从而缓解了军事上的紧张局势：“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贼之吭。此举关系南北大局，甚为紧要，该侍郎应能深悉紧急情形，兼程赴援也。”
此时，曾国藩所训练的水陆两师的总人数共一万人，其中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水师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馀人，编列字号，将五百个人编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褚汝航是水路的各营总统，陆师则统统接受塔齐布的率领。“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他们所准备的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甚至连军队中所需的器物，打造这些器物所需的工匠，他们也一并带了去。曾国藩的水师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沿湘江而下长江，直接到达金陵，沿途船夫纷纷携带着船只加入了太平军，大江上下，遮天蔽日的风帆到处都有太平军的旗号，清军水兵还没开始战斗，便溃不成军。湖北巡抚常大淳颇有见地地于咸丰二年冬上奏道：“寇水陆攻武昌，船炮充斥。闻湖南大军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调集大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贼势，断其粮运。”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真是“心有戚戚焉”，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专门写了一篇奏折《请筹备战船折》道：“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残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顾水次，该匪饱掠而去，总未大受惩创。若今为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在这里曾国藩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战状况，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即必须对水师加倍重视；不仅如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初，就从战争的全局考虑，认为“先肃清水面”是首先要做的，然后才可以把安庆、芜湖、金陵三重镇逐一攻克。
所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认真地对待水师建设，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军事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则是从长远的战略方针出发来考虑的。他在衡阳“鸠工购材，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但是因为“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不足以胜巨炮之震”，此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湖南巡抚将水师守备成名标送来，同时也送来了广东绘制的拖罟、快蟹船式，湘军才又仔细琢磨，依据快蟹船式重新造船，又把商船改造成为长唇的宽舷，“又推五日竞渡船意，为短桡长桨如蛇足，以人力胜风水”。不久，曾国藩又将造长龙战船的任务委派给同知褚汝航在湘潭制造。这样，曾国藩的水师便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他从衡阳发兵出征时，所配备的船只已经有“拖罟一号、快蟹一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馀号”，大概有五百七十多门炮配备在船上，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但和有数万只船的太平军水师比起来，其规模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太平军的船队均由民船、商船编成，对于运输有益，但是在战斗方面却不行，虽然经过简单的改装，却没有很强的战斗力；而湘军的战船却是专门为战争所作的，便于战斗。与此同时，湘军战船上配备了上千尊洋炮，都是从香港购买来的，而太平军战船多用土炮，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湘军水师对于操舟、作战、施用炮械等技能，在衡阳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些训练，且在衡阳、湘潭两处设有船厂，对旧船进行修理，同时为补充船队也制造新船。湘军水师的组织也都非常的严密，因为太平军水师不对自身建设多加重视，所以这方面也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