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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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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后来大家又怨他心太硬,没想到被他听到校长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为什么心硬?——我为什么?——这个大海知道!你们也应该知道!’同学们一下明白了他的苦心,因为张校长原来是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海军军官,他是因为在威海卫亲眼目睹国旗在两天内三易其手,国土任人宰割的耻辱,才立志教育救国的呀!”

    张伯苓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拉住那位学生的手说:

    “恩来,别班门弄斧了,蔡公是学贯中西的大教育家呢。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蔡公,这位品学皆优的学生叫周恩来,是请您演讲的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他们自己动手写文章,出会刊,办图书馆,把省吃俭用买来的《史记》都捐出来服务同学。哎!恩来,听说你的祖籍也是在绍兴吧?今天蔡公来南开,你可要抓紧请教呀!”

    周恩来又崇敬地向蔡元培鞠了一躬,说:“尊敬的蔡先生,我在六年前就拜读过您的大著,今天一睹先生丰采,真是深受教育。我速记了一份您的讲稿,想请先生审阅后在校刊上发表,不知尊意如何?”

    蔡元培接过讲稿,见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既有碑的厚重,又有帖的飘逸,很有文人气息。所记内容也丝毫不差,非常满意。周恩来好像对勤工俭学很感兴趣,想组织一批同学毕业后去法国留学。趁他请李石曾、吴玉章去敬业乐群会座谈之机,他独自随一位校役去了天津租界。

    这清末民初的租界可谓失意政客们的藏身之地,多少满清贵胄,政界要人候鸟般地在这里进进出出。他按地址来到一座破旧的石库墙门前,楼道里漆黑潮湿,未进门先闻到一股怪怪的中药味,隐隐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这就是刘师培的家,他关照校役和车夫等在外边,独自进了门。

    室内一派狼藉,瘦弱的何震正在煎药,听见丈夫的咳声又手忙脚乱地赶去捶背。刘师培明显地老了,十多年不见,一张清秀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低头咳嗽时,人瘦得像只微颤的大虾,两鬓的头发也快变白

    蔡元培一阵心酸,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扬州才子刘师培和何震听见声响缓缓地抬起头,一见是他都愣住那张苍白的脸先是因激动而渗出了血色,突然,又痛苦地低垂下去。

    “蔡先生,唉!”

    “申叔!”

    “蔡先生,申叔现是多病之人,戴罪之身,您又何苦赶来天津”

    他吃力地说完话,又猛烈地咬了起来。何震见他痰呜如锯,慌忙端来痰盂,直至他吐出一口带血丝的疾。

    蔡元培心情沉重地说:“申叔,该振作起来了!朋友们都没忘记你呀,马叙伦、钱玄同、还有仲甫和季刚都想请你去北大呢!”

    刘师培羞愧难言地抬起头,脸上滚落几滴清泪:

    “晚了!一切都晚了!当年季刚曾破口大骂过我呢”

    蔡元培人虽在国外,也好像听说过此事。当时章太炎被老袁囚禁在北京,生活全靠黄侃等弟子照料。一听说“筹安会”成立,章太炎以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字,叫人直送总统府。黄侃先跑去苦劝刘师培,见他执迷不悟,便破口大骂起来。

    “可是这次临行前,季刚郑重地对我说,如能请申叔来北大,季刚愿拜他为师,执弟子之礼!”

    “这又为何”

    见刘师培惊诧地瞪大了眼睛,蔡元培语气坚毅地说:

    “因为大学是培养高深学问之地,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不管是谁,无论何种学派,只要具有真才实学,理应受到尊重。”

    刘师培终于被蔡元培的胸襟感动了,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患难与共的妻子,何震会意地点了点头,脸上渗出一丝喜色。

    刘师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何震给客人沏了茶,也围着蔡元培坐了下来。她当年在日本时曾是与何香凝齐名的妇女活动家,整天与丈夫一起办刊物,为宣传各种主义奔走呼号。如今,面对宽厚仁慈的蔡先生,曾经沧海的她很想为以前的过失作些解释。

    她有点羞愧地低下头,感叹地说:

    “申叔走到这一步,责任全在于我。嗨!当年我见他因反对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又和太炎先生失和,整天遭人围攻,在日本实在住不下去恰巧端方派人来游说,又答应以礼相待,我就替他作主答应往事不堪回首呀!来天津的这些日子,申叔整天神思恍惚,有时也想写点东西,可一拿起笔又总是伤感起来。眼看学业就这样荒废了”

    刘师培因长期的肺病已元气大损,他也许又想起了往事,神情沮丧地说:

    “当年的我怎么会那样狂妄,居然跳出来逐条批驳三民主义?还常常以中国革命的教父自居,说了许多空头大道理。唉!想想真是荒唐呀!”

    蔡元培先是一愣,然后坦然一笑,缓缓地披露心迹:

    “现在看来也不全是你的错,当时双方都有点意气用事。不过你的有些观点还是很有见地的,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很佩服呢!”

    刘师培惊愕得瞪直了眼睛。他已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真诚的肺腑之言了,眼角又开始潮湿起来。

    还记得他到日本的那一年里,孙中山指挥的数十次起义全是惨败,弄得同盟会志士死的死,逃的逃,刘师培忍不住就站出来说话他认为这种只依靠会党和新军在沿海城市暴动的革命是不会有结果的。革命要想成功,只有依靠人口占大多数的“劳民”,也就是农民和工人。他还进一步在自己的《衡报》上呼吁:

    “现今的中国,欲兴真正的大革命,必须以劳民革命为根本。”

    而且中国革命不能让“中等社会”和“学生社会”来领导。他甚至说:“非有劳民为主动,则革命不成。”什么意思所谓“主动”即主力,也就是领导者的意思。

    按他当时研究的策略,革命党人的活动必须以运动农工为本位,他还发起了一个叫“农民疾苦调查会”的组织,开始研究起中国农民革命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中国土地革命“两步走”的战略设想,也就是先摆脱地主和国家的剥削,实行个人私有制。当革命胜利后,再实行共产制。他当时在日本看了不少马克思的书,对资产阶级已彻底失望,甚至还在刊物上叫嚷要“杀尽资本家”。一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非是想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好出风头的他就跳出来逐条地批驳起来。

    见刘师培心有所动,蔡元培又不失时机地从布包里摸出几本《国粹学报》递了过去:

    “玄同叫我把它送给你,说你看了这一定会来北大的。他当年在南洋中学读书,第一次读你的新史学大作简直被震呆因每期都有你的文章,所以自创刊起,每期刊物他都珍藏着。还有,你的好友黄节和弟子刘叔雅,都已应聘快要到北大”

    刘师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了,他颤微微地走上前,一把握住蔡元培的手,低声哽咽起来:

    “谢谢先生的一番苦心”

    12

    西洋人声称:“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新民谣

    椿树胡同位于朝阳门内,离紫禁城不远。此刻,我们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终生不改忠君保皇立场,又集真知与怪诞于一身的主人正息心篱下,隐居在胡同内的一座小独院内。

    小院进门先是一个花园,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有名无名的花木。引人注目的是园内那株高大的椿树,如主人般孤零零地做立着,那些浓密的淡黄的嫩叶,已随着初夏的风转青转绿了,散发出一树的奇香。高达数丈的枝丫,仿佛是小院主人那倔犟的辫子,正清奇绝伦地直指蓝天。

    花园尽处是一排平敞的北房。

    飘泊半生的辜鸿铭,就住在这座天子脚下清静的小园内,整日里坐拥书城,探寻着他理想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和伟大,散发出一种经久浓缩的芬芳。在这个世界里,堆着古老的东方文明往昔的长卷,说的都是温馨的故事,可已经没有了俗世的味儿。辜鸿铭一页页地翻过去,仿佛看见了圣哲的荣光,帝王的龙袍和天朝的威严。正是这种威严的余晖,吸引了他,也迷惑了他,使他不仅对圣贤经典佩服不已,还对这个故国文明的一切都爱护备至。他仿佛在池世里听见了先哲的召唤,毅然承担起卫道和传教的使命,他终于成了向偏执的西方传播中国文明的传教士。

    这天下午,椿树胡同十八号门前来了两位来访者。他们刚举手叩门,门上的窥视孔便“嗒”地一声开启,闪现出一双黑黑的眼珠。一见是两位年轻人,里面响起了粗重的嗓音。

    “家老爷今天不见客!”

    “告诉辜先生,我们是北大的,是来送聘书的。”

    也许是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门很快打开了,出现了辜鸿铭的仆人兼车夫——刘二。见他长得虎背熊腰,一身粗布长袍外套马褂,头上也顶着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也真是难为了小院主人,都民国了,不知他从何处弄来这么一位车夫行当中特殊的宝物。据说辜鸿铭常得意地向人炫耀:

    “刘二是我的影子。不过虽然和我装束一样,但我却有大乔小乔之好,刘二却是皮硝李(李莲英)的把式。”

    这座小院的主人没有固定的职业,民国后曾断断续续地在北大上过课,最近可真是有点门庭冷落

    范文澜和罗家伦向刘二扬了扬手中的大红聘书,便随他穿过花园走进屋去。范文澜将在这个月毕业,蔡元培已正式通知他留校做自己的私人秘书,并开始布置他处理些事务性工作。

    书房里陈设稀疏,摆着一张美国式活动顶板书桌,两三把乌木椅子,两张红木小几,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古籍,但也有不少英、法、德文版的哲学和文学著作。

    午休醒来的主人正懒散地靠在椅子上,他虽年近六旬,却面色红润,神清气爽。只是颏下的几络长须已有些花白,脑门后那根灰里泛黄用红丝线夹着头发细细编起来的长辫子,倒真是五彩夺目,招人惹眼得很哩!也许他脸没洗干净,正顾自己用指甲在眼角抠眼屎。见来访的是两位学生,便心安理得地又眯细眼。两位年轻人却弯下腰,紧盯着他那身油光闪亮天青色的大袖马褂。只见衣襟和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的痕迹,简直可以照见人影辜鸿铭终于舒服地用手一抹脸,睁开了眼睛。见二人正站在面前,无须镜子,便有顾影自怜之乐,脸上就有点得意起来。他点燃了一支埃及香烟,优雅地向空中吐出一个烟圈,说:

    “你们读过我的《春秋大义》我在书中向西方宣称,中国人有不洁之癖,所以中国人只注重精神而不注重物质。”

    见他只管自己说话,也不招呼客人,罗家伦只好拖来两把椅子,唤范文澜一齐坐下。

    罗家伦虽然听过他的课,对他多年练就的那套“金脸罩,铁嘴皮”功夫佩服得很,却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观察过这张混血儿的老脸。为了讨老人欢心,他开始恭维起对方来:

    “辜先生,您可是当今中国我最佩服的大人物。还记得民国四年,我在上海愚园游玩,看见走廊的壁上嵌了几块石头,刻着据说是您写的拉丁文的诗。我虽然看不懂,却认为中国人会做拉丁文的诗,实在了不起呀!到了北大,正值洪宪称帝,您居然在课堂上大骂袁世凯,整整骂了一堂课。英雄胆略实在令晚生佩服。”

    辜鸿铭好像被人搔到了痒处,舒服地眯细了眼。他的脸上又露出不屑的神情:

    “哼!袁世凯,贱种!他也配做皇帝?”

    罗家伦还记得一件趣事,老袁为筹备“参政院”,以为辜鸿铭是个帝制派,便请他也去担任议员。这位冬烘先生哪会买他的账,刚进会场领到出席费三百银元,便一溜风地跑进八大胡同的妓院。如先朝名士,历代风流,妓院正可以作他放浪形骸,宣泄不平之气的去处。当时妓院规矩妓女随唱名鱼贯而过任嫖客挑选,他每到一个妓院都点一遍名,每个妓女奉送一块银元,直至将这来路不白的钱全部花光,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袁世凯一死后,政府规定全国举哀三天。可这天值勤的警察却听到这座小独院里鼓乐喧天,一派热闹,以为有事可干忙纠结一伙人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只见辜鸿铭府上如过盛大节日一般,正高朋满座,大开堂会。摇头晃脑的辜鸿铭正在高谈阔论,忽见唱戏的突然偃旗息鼓,鸦雀无声。正要发火,耳边传来一声吆喝:

    “何人如此大胆?居然敢公开闹法?”

    辜鸿铭这才回过神来,对着警察,一阵怒骂:

    “他妈的,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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