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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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堂上质问，弄得他结结巴巴满脸冒汗，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看见过。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也终于狼狈而去。
对于这些不学无术的庸才，陈独秀也力主清除之。但问题是傅斯年这帮学生捉弄的教师不是别人，而是朱蓬仙，是旧学深厚的太炎弟子，他就有点为难
那天下午，蔡先生把他叫到校长室，请他看一份由傅斯年和全班同学签名的材料。据说朱蓬仙虽满腹经纶，但教《文心雕龙》却非他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光凭学生笔记终究难以为凭。傅斯年恰巧通过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朱教授的那部讲义全稿，一夜看完后就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陈独秀对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相信这是由学生自己发觉的，一口咬定有人在背后操纵，要防止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他向蔡先生提议召见签名的全班同学，当面进行口试。没想到口试时傅斯年答得头头是道，让他不得不对这些学生的才识刮目相看。考完以后，蔡先生一声不响，陈独秀也一声不响，当傅斯年调皮地一鞠躬退出时，门外传来学生们得意的笑声。朱蓬仙教的这门功课，自然很快就作了调整。
晚霞给北河沿的河水镀上亮晶晶的金辉，细嫩的柳枝随晚风轻拂着他的额头。陈独秀深深地吸了一口草地上那种春天的气息，觉得铅沉沉的心终干轻松起来。他渐渐地有点喜欢上了那种弥漫在校园里的学术空气，甚至包括师生中间那种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应该是能够容纳和培养思想极端自由而又高尚的人才的。更令他欣慰的是，刚迁来北京的《新青年》，因刊登了他的《文学革命论》发行量大增，一炮打响，他隐隐觉得光靠自己唱独角戏有点忙不过来
“仲甫呀，我要找你谈正事，你却躲在这里逍遥自在。”
河岸上传来蔡先生的声音，和蔼的笑声如春风扑面而来。蔡先生显得有些高兴，打开手中的布包，摸出几封信，说：
“周启明就要来了，去年刚留美回来的马寅初，也终于应聘哎！你给胡适之的信发出了”
陈独秀会意地点点头，摸出一纸信笺递了过去。
“我让内子复了一封，让您过目，如有不妥我再去信。”
蔡元培展开信笺，舒心地迎风诵读起来。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好！写得好！再过几个月他一通过博士论文，就可以回国如能来北大，真是如虎添翼呵！哎！文科学长你还得当下去哟，我还有许多事要和你商量呢！”
蔡元培又摸出几份文字材料，递了过来。
“先看看整顿教员在外兼课的规定。来，还是由我念给你听，看看还有何遗漏了没有。一、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再兼他校教课。二、本校教员担任教课钟点，以二十小时为度。三、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四、本校兼任教员，如在他校兼任教课者，须将担任钟点报告本校。五、本校兼任教员，如在本校已有教课钟点十二小时者，兼任他校教课钟点，不得逾八小时以上。六、教员请假过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辞退”
陈独秀动情地望着老先生吟诵时的那股认真劲，打心底里充满崇敬之情。都说蔡先生整治北大快到了玩命的境地，也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管人事纠葛，如堂·吉诃德般地一个劲朝认准的目标冲锋。他知道蔡先生接下去又要谈什么建立评议会，什么现在的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呀，学科改革应以扩充文、理两科为重点等等。说实话，他来北大是来办《新青年》，发动思想革命的，对教育改革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怕蔡先生又要拿出什么方案来与他讨论。干脆抢先一步拉开了话匣子：
“蔡先生，既然大学生应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我提议马上召开一次全体班长会议，只说一件事，如何开创学术研究、思想自由的风气？建议班长们回去发动全校学生创办各种社团，甚至办刊物也行。只要学生思想活跃了，一切旧的积习都会迎刃而解。”
蔡元培显然对这话题很有兴趣，目光炯炯地盯住他问：
“你不怕学生起来闹学潮，捅乱子？最后把你轰下台？”
陈独秀自负地仰面直笑。
“我生来就是弄潮儿的命，只要你老蔡不怕就行”
“好！这事就这样定到时候我来召集，你帮着鼓劲。唉！看来你也没闲功夫听我唠唠叨叨这样吧，晚上我约了一位重要的客人吃饭，也是你的老朋友，去不去？”
“谁？”
蔡元培神秘地眨眨眼睛，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说：“去了不就明白”
7
在北京城，六味斋也算是家老字号的饭庄
掌灯时分，当陈独秀随蔡元培沿着清式木梯走进二楼包厢时，只见两位气宇轩昂的学者已静候在那里。陈独秀先是一怔，然后激动地迎上前，一把拉住两人的手叫嚷起来。
“好个行严兄、守常老弟呀，想不到在这里碰上哎哟，来北京这些日子，我一直惦记着当年的弟兄，有时做梦都梦到一起在日本办《甲寅》的日子。来！今晚我们好好痛饮几杯，畅叙一番。”
四个人坐下不久，腐保就送上了四碟冷菜。蔡先生显得很高兴，得意地举起酒杯说：
“仲甫，行严马上要来北大一起共事来！先庆贺一下。”
四个人一饮而尽，陈独秀又着急地问：“蔡先生，凭行严的资历和学问，您也得给他封个什么呀！”
蔡元培故意压低嗓音反问他：“图书馆主任兼文科教授，如何呀？”
陈独秀终于乐了，高兴地给老友挟茶敬酒。
两位客人中年纪大的叫章士钊，湖南善化人，今年36岁。另一位是河北乐亭人，叫李大钊，虽举止沉稳，年龄却要比陈独秀整整小上十岁。
翻开民国的历史，章士钊也算是一位叱咤政坛和文坛的风云人物。尤其与在座的蔡、陈，可为共事多年且情意笃深的老友早在本世纪初叶，他和陈独秀就是南京陆师学堂的同学，当蔡元培创办爱国学社时，又是他领来了一批因南京风潮集体退学的学生加盟，并担任蔡氏手下的体操教员。以后他又兼任过《苏报》主笔，《苏报》案后又和陈独秀等人办了《国民日日报》，还和杨笃生一起组织过“暗杀团”，并参与了湖南同乡黄兴创办华兴会一事。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受黄兴、于佑任之邀主持过《民立报》，“宋案”发生后，又一度投笔从戎，出任讨袁军的秘书长。如真要谈谈资历，摆摆谱儿的话，他起码也该像陈独秀一样，算个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党
他是在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时创办《甲寅》杂志的，当时的同仁除陈独秀、李大钊外，还有高一涵和易白沙等人。但平心而论，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书生，他应该是懂得点政治谋略的人，当洪宪帝制起来时，他曾以极大的热情亲赴云南协助岑春煊参加讨袁。最近，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也频频向他暗送秋波。说实话，他对应聘北大并不是很有兴趣。所以今日蔡元培请客时，他有意拖来了李守常。他刚在今年年初将《甲寅》杂志改为月刊，由守常和高一涵协助主编。今后与北大和《新青年》的许多琐事，守常可以帮他多分担一些。
陈独秀几杯酒下肚，眼睛便有点潮湿起来。
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一望无际的海水，想起了自己最后一次亡命日本的情景。那是三年前的夏天，烈日炎炎，气候异常燥热。随着几声汽笛的鸣叫，一艘外国海轮由上海码头起锚向异国东瀛驶去。几天来，船上的乘客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位神情悲愤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常常不顾海水蒸发起来的热浪，倚舷伫立，长久地凝视着远方。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暗绿色的水面与远处湛蓝的天际连成一色，让人浮想联翩，让人心旷神。冶，让人的心胸也似乎变得像大海般地宽广起来这是他一生最沮丧失望的时候，“二次革命”的失败使他泯灭了对孙文军事斗争的幻想。也就在两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几次来信相邀老友前去协助，面对眼前蕴藏着永恒创造力的大海，想着马上就要见到的老朋友，一种对新生活的憧憬又使他兴奋起来。
陈独秀动情地拉住章士钊的手，说：
“行严啊，多亏你的《甲寅》收留了我。使我又找到了以思想革命救国的路，否则，我是不会想到去办《新青年》的呀。”
章士钊客气地摆摆手，嘴角却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不过自从仲甫来后，《甲寅》就渐渐成了皖人的清谈馆了，弄得我和守常好像成了局外人。”
陈独秀老实不客气地连声应允：“是是”
当时的编辑部里真是一派生气，六安人高一涵是他老乡，因为陈独秀的老文人也是六安高姓，为他们的异域生活增添了不少谈资。小高一涵两岁的易白沙虽是湖南人，辛亥革命时却在安庆帮助组织过青年军，主持过陈独秀老家的怀宁中学，所以与他这位柏文蔚的秘书长一见如故，整天有说不完的话。
一讲起当年旧事，理了一个平头的李大钊也忍不住插了进来。他看上去天庭饱满，讲一口半官半土的河北话。
“记得仲甫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是我校友，当时我在早稻田大学读书，而仲甫于光绪二十七年进的东京专门学校，就是这所大学的前身。后来谈多了，又发现两人都是秋花含笑的十月出生的。而且都是在两岁时死了父亲，不同的是我在三岁又死了母亲。记得对此你很为叹息，说原以为你苦，没想到我比你还苦哩。不过，你当时的调子确实低沉了一点。你还记得我在《甲寅》上写文章与你讨论的事”
陈独秀尽管坦率，但真揭到他的短处，脸还是红
章士钊见蔡元培不解，笑着说：
“都是熟人，说出来也不妨。当时仲甫在《甲寅》上发了一篇奇文，叫《爱国心与自觉心》，认为国不像国不如亡国算了，引来很大非议。守常为了补救，也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发表。前者是对国家无望，后者是探求救国良策，这正合守常的‘奋生花之笔，扬木锋之声’的志向呵！”
李大钊为人忠厚，看人讲话时喜欢紧抿着嘴。他见陈独秀发窘，忙打起圆场。
“仲甫兄只是暂时有些消沉，他不久就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令中国思想界刮目相看呢。”
蔡元培感慨地说：“想不到你们早有合作，行严，不如把你的《甲寅》同仁都请来北大，边教书边办《新青年》算”
众人听了大笑，陈独秀也深有感触地说：“是其实我们早已像一家人记得就在去年《青年杂志》改名那一期，我收到了守常充满青春活力的《青春》，一气读完他洋洋七千字的文章，我深为守常的浩然正气所感动。想不到守常年龄不大，却有如此见解。文章刊出后，为《新青年》大增光辉。我现在还背得出他在结尾时那发自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那磅礴的青春之气，真是万古长青呵！”
蔡元培也是个书生意气的人，面对着慷慨激昂的陈独秀，他从心底里对李大钊产生了一种倾慕之情。
李大钊被屋里的气氛所感染，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是东京郊外高田村一座叫“月印精舍”的简陋民房，他和几位友人合住在这里。舍外萧瑟荒芜，惟一能引人注目的是假山边的古刹。春天，他们喜欢在古刹前的池塘边散步，观赏樱花，议论国是。就在去年春天的一日，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看着窗外冬去春回的季节变化，李大钊不禁豪情满怀地写下了这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崭新的青春宇宙观和人生观，当时他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房间里放着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日译本。他把文章寄给陈独秀，不光是因为他刊物的名字叫《青年杂志》，还因为在他看来，仲甫消沉的人生观不改变，必将贻误青年。
耳边传来了一个慈祥的声音，那是蔡先生在向他发出邀请。
“守常呵！有空请来北大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