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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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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也从3 个人增加到29 人,所以就必须增设一个政治局。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共产国际的组织家帮助中共建造了一个为阶级斗争而严守纪律的组织。同时,列宁关于与东方新兴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的战略,导致共产国际希望把国民党也建成为一个同样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俄国在双轨上行进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撞车,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以夺取整个政权为目的。俄国人在处理这个难题上时认为:国民党搞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可以帮助它夺取政权,而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内部接管国民党。这个部署的一个失误是,中共没有发展武装,而蒋介石主持下的黄埔军校却从苏俄取得军火和训练的资助。这个战略的失误,使得后来国民党依据民主集中制不让中共接管,1927 年及其以后的国共分裂中,国民党军事力量几乎把中共全部毁灭。
在20世纪2O 年代的革命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是:
革命在公众中渗透到什么程度?这时,中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人数较以前都多了,许多人都变成政治组织者。商人更加积极爱国,他们抵制外国货物,捐献财物。新成立的工会,特别是在外国人的工厂中,在罢工、游行示威中起着骨于作用。甚至农民也积极响应,加人阶级斗争,反对地主阶级。
这些充分发动起来的公众,给现代军队、行政和收税官衙以及政治组织提供了大量后备军。革命的思想常常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底层。干千万万青年变成有新的精力和为意识形态理想献身的积极分子。20 年代中期,充满着兴奋、骚乱、创造和破坏。
历史学者要描绘这个场景,碰到两层困难:第一是抽象事物的魔障。1926 年3 月18 日北京学生非武装示威抗议日本侵略时被军警开枪打死打伤47 人,下面是革命的新文学领袖鲁迅写的一段悼念他的三名女学生的文章:
“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抖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但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脚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捧了。”
― 《 纪念刘和珍君》 
关于打穿这些姑娘身体的子弹弹道的准确描写,显然有鲁迅的加工。当时没有像肯尼迪总统被打死时那样的尸休剖验报告。
这类现场的报道只能是个别的,大多数这类事件只能归入这样的抽象标题之下:“爱国学生同军阀政府当局之间的关系紧张之至,后者枪杀了许多示威者。”第二个困难是时间顺序先后颠倒,搞不清楚。有时把过去的事实当做某些事件的序曲,而不交代事件本身。这样,机会的因素,偶然的因素被筛滤下来,历史仅仅被描绘成一系列的运动,加上“蒋介石的崛起”或者“毛泽东的崛起”之类的标签而已。在他们以前死去的很多潜在领袖都被抹杀掉了,显露在历史中的,不是最好的、最精明的人,而只是幸存者。不但如此,事后的判断往往硬安在已发生过的事件上。举例说,在2O 世纪加年代,爱国者的希望似乎主要在国民党方面。但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国民党自身成了问题。人们在研究中共的起源时,常常认为20 世纪沁年代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一个竟争时期。这对现实是一种歪曲。20世纪20 年代的中共,尽管充满热情,但人数很少,而且没有军队。它的党员在1925 年初,即“五份”运动前,大约只有10 的人。但这些年轻人都是极热诚地忠十他们的事业,并充当开路先锋,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战斗的工会、农会,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奋起而株马厉兵。但是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领袖们― 这些人比较年长,同商界的有钱人以及舆论界关系较好― 仍然控制着革命运动。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矢志统一全中国。但是它的任务非常繁难,因为它是几种不同利益集团关注的焦点:广东地方势力一味追求扩张本地区实力,广州市商团正招兵买马成立自己的军队,加上华南的将军们互争霸主地位。在这乱糟糟的局势中,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想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机构,扩充一个党的军队,进行北伐,统一全国,真是难乎其难。正在这时,斯大林看到机会来了。
苏联在20 年代中期给予广州政府的帮助,包括钱、武器和顾问,正好同美国在加年后提供给国民党的援助一样。(当然美国的援助方案是比较公开的,因为它们要在国会辩论通过,以宣扬它们的效验。)苏联顾问在广州共有沁多人。经费大约有几百万元,是津贴国民党和为它买军火用的。但苏联的主要作用在政治组织方面。
当孙中山在1923 年将国民党改组为一个苏维埃式的专政的政党时,他的目的是夺取政权,统一中国,而不是使中国社会革命化。他说,“过去我党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外,  它的影响在国内是很薄弱的。”他又说,国民党用军事力量在1911 年推翻清朝,1916 年打倒了袁世凯。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因为我党仍然没有权力。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权力呢?就是人民的支持。”孙博士过分诚恳,以致没有掩饰他的思维的简单。他继续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好朋友,鲍罗廷先生,从俄国来的  我们既然要学习他们的方法,我已请鲍罗廷先生做我们建党的指导人。他就是训练我们同志的。鲍罗廷先生在办党方面,极有经验  全体同志都要向他学习。”总之,学习苏联的革命方法,不要管意识形态。
鲍罗廷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原名叫米海尔? 格鲁森贝尔格的流亡在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他本来是说依地语的,但因在里加上学,俄语很流利。1903 年他参加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列宁领导的大约100 个人的布尔什维克派,是一个基层党员。但沙皇警察于l906年抓住了他,把他流放到西方。1909年他在芝加哥给外国移民教英语。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回到俄国;当共产国际于1919 年初成立时,他参加了这个组织,为它工作。由于外语流利,性情和蔼,他代表共产国际出访了十多个国家。1923 年10 月他到了广州,当了孙中山的顾问。他能用英语和孙氏交谈。
当孙中山把鲍罗廷请来时,他的组织正在寻求一个好的出路。跟南方军阀打了多年交道,毫无结果;把孙中山装扮成大元帅,佩上金光闪闪的肩章,也没有把国民党变得更强大。这些国民党领袖,1911 年的爱国者,已人到中年而壮志未酬。他们需要一个忠实于党的军队和一个群众运动,但两者都没有得手。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正如鲍罗廷解释说,他们需要一套成文的思想理论。于是孙中山发表了他的讨论式的演说“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中央集权的民主和一些关于民生问题之类的主张。1924 年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不久就创办了一个军官学校,由孙氏的军事助手官(一个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年轻的蒋介石任校长。蒋曾到莫斯科住了三个月,学习党办军队的道理;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培训城市群众工作者的政治训练部和一个中共特别感兴趣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根据l923 年国共统一战线的协议,中共党员只能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而中共本身只是国民党内部一个有组织的集体。根据鲍罗廷建议制定的国民党新党章,建立了由党小组、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局构成的组织体系,使国民党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不容易被颠覆的组织。
这样,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广州有了一个新型的政府。主要推动力是爱国主义,实际的主张是对党的忠诚,组织机构是列宁主义的― 一切权力集于中央。中国的确向苏联学习,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没有取胜,因为苏联人自己弄巧成拙。他们运到广州的武器和顾问,都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国民党军队而不是中共军队。国民党的列宁主义党的结构,使中共不能从中颠覆它。在1925 年,自从5 月犯日英国军官率领公共租界警察打死13 名上海示威者,6 月23 日英法海军陆战队又在广州枪杀了52 名示威者以后,爱国热潮席卷中国公众。“五份”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商人不卖外国货,新的工会举行罢工,大量学生骚乱不安,中共从而找到大批后备军。除了外国特权带来的各种耻辱外,现在又加上了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廉价的城市劳工的剥削。在1925 一1926 年期间,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遍及全国,革命形势一发不可遏止。
在革命的广州,几种势力互相争逐着。当地商人支持香港己进行了15 个月的罢工和对英国货的抵制,自己搞起了武装力量,中共已渗透到这支武装队伍中。赞成北伐和统一全国的人不能不正视这个左倾的地方主义。还有,国民党年龄较大的党员如“美男子”汪精卫,1905 年后留学东京时就是学生中的老斗士。此时他把蒋介石将军还当做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汪氏领导着一班左翼党员,想借同中共合作来控制国民党。只是在蒋介石的新陆军打败广东军阀并镇压了广州商团武装之后,他才得以集中力量进行北伐。也只有向北扩展才可以开辟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
在1927 年至1949 年的22 年间,中国政治的主要角色是蒋介石― 一个没有受过人文教育的军人变成的政治领袖。因为他不得不对付各种各样的军阀和封建的残余势力,更不要说日本的侵略,所以说他是时势造成的人物似乎一点不假。时势需要一个军人政客,而蒋具有统一中国的爱国决心,再加上个人的领导才干,果断、预见能力和善弄权术等品质。在2O 世纪20 年代末期和30 年代初期,如果军阀政治应予清算,一个中央政府应予建立的话,这些品质正是用得着的。总之,蒋介石的长处只是在军事政治的层面上。他没有能力透视出在中国已经进行的、把群众包容在政治中的社会革命。至于他的弱点,是否刚好形成了他的长处,这个问题就有待于一个传记家去评定了。
蒋介石属于这样一代中国爱国者,他们觉得中国只有靠军事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下拯救出来。他出身于统治阶级较底的一层。他的祖父由种田变为盐商。他的父亲也是浙江北部通商口岸宁波附近奉化的一个盐商。在中学读了中国经书后,他就在l 义巧年到东京走上军人的道路。不过,为了在日本受到军事训练,他先回到中国进保定军校,然后回到东京进人一个为培养中国学生而设的军事学校,再进人士官学校。从1908 年到1910 年,他和其他一些有军事头脑的爱国者组织了些社团。他们中间有的在以后年代中成为他亲密的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比他大11 岁的浙江同乡陈其美。在日本陆军土官学校学了一年,蒋氏于1911 年秋回到上海,从此开始在国民党反对袁世凯总统的斗争中逐步攀登上军队.上层。蒋介石于l 叹喀年在东京加人同盟会,以后几次回到日本,见到过孙中山。日本仍是革命者的根据地。陈其美在1916 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蒋介石即做了陈的两个侄儿陈果夫和陈立夫的保护人。为世纪初,蒋在上海等待时机的时候,同对他后来事业很有用处的青帮建立了关系。
当孙中山终于在广州得势后,蒋介石跟孙到了广州,在当时支持孙氏的地方军人部队中担任军官。当这支军队于1922 年夏突然反孙时,蒋伴同孙一块逃上了一条炮艇。只有到这时,他才成为孙的亲信,并被孙选为军事领袖。蒋在1923 年9 月至11 月率领一个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924年5 月他出任新成立的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在以后6 个月中,他主持训练了黄埔军校最初三期学生,共约2000人。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政府中黄埔系的骨千。与此同时,他成为广州的军队总司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与苏联军事代表团一道工作。
在这以前,蒋介石基本上认为自己是一个军人。但是1925 年初孙中山逝世以后,广州的混乱局势把他拖人政治,成为中央政权的当权者。
苏联对于广州国民党当局的政策,是由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过程中,依照列宁的战略原则,即和亚洲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结为同盟以反对共同敌人― 资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在莫斯科会商决定的。斯大林把赌注押在了2O 世纪的伟大事业之上―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能够同简单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
蒋介石是不相信这些的,但他很清楚中共已渗入到国民党中。这个渗人进行得非常之好,以致1926 年l 月国民党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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