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Ｇ宕仓喂赖难д叨际侵С终庵炙枷氲摹Ｒ桓鋈酥懒耸裁矗陀性鹑蜗虻本纸渤隼础；痪浠八担谥泄乘枷胫校д呤且桓稣味铩Ｏ笱乐皇且坑玫摹！拔逅摹痹硕邢窈手嗟难д吆统露佬阒嗟恼位疃遥侵苑至芽矗褪俏酥省Ｎ鞣浇淌谝话愣既衔Ω谜驹谡稳ν猓谥泄庋鼍褪鞘е啊Ｒ虼耍屎退闹泄阶杂芍饕迮笥衙前凑瘴鞣降哪Ｊ剑懔肆硗庖惶祝褪茄д卟还苷危欢癯露佬阋谎闹斗肿樱蛴�1921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就是学者通常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这种趋势产生了一些模棱两可的现象。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分子仍然要国家批准或至少容忍他们的活动。他们要求国家保护，而不要控制。这种想法，在培训留学生事业中特别明显。这些留学生出国大部分是公费，回国后通常也是由国家安排工作。
造成这种新的领导局面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国会受在中国的教会教育家鼓动于1908 年通过了一个决议，即将庚子义和团问题赔款中归美国的小部分（2000万元）中的大约一半，用来教育中国送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对美国政府的赔款仍继续支付，不过这笔钱自动地转到处理奖学金事务的中美董事会。这个法案是管支付奖助金的，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建议通过的、用于全世界范围的奖学金项目一样。依靠这笔钱，北京开办了清华学堂，作为派送学生赴美留学的预备班。到1925 年大约有1000名中国青年学生― 至少是全国的高材生― 用这笔奖学金到美国学习。加世纪加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不断激怒着所有的爱国者，更多的学生公费留美，为数超过了到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总数。随着这些新的精英人物1914 年以后陆续回到国内一团糟的官场，一个新的、洋化的爱国领导阶层跟着出现了。
这些在外国学习回来的留学生通常已争得了学术地位，而且他们出身的家庭多半是搞学问的，很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他们年轻、有才能，早年学过中国经典，然后在外国学习了4 年以至10年，基本上掌握了外国语和现代学识。在两种文化环境中艰苦学习20年左右，使他们真正成为具有双重文化的一代人，比过去的乃至今后的任何一代人都能填补相当深的文化壕沟。回国以后，他们在服装、谈吐、以及学术资格上都明显地出类拔萃。在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强烈的、基于新的世界观的爱国主义。这种世界观就是：在西方科学和知识普及全球之际，惟独中国处于落后境地。除了极少数汉学家之外，他们是仅有的一些能够把中国和外在世界在知识上汇合起来的人。
此外，他们的教育经验产生了他们之间的个人联系，就像中国世世代代的学者那样。这种联系以秘密的联谊会之类形式组织，有一部分效仿当时美国大学中纷纷成立的用希腊字母命名的联谊会。例如1920 年在上海成立的CCH （代表“成志会”） ，是合并两个早以前成立的团体而实现的：一个是l907 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的中国学生开会时由9 个团体会员组成的DJ （代表David 和Jonathan ） ；另一个是1917 年在马萨诸塞州的诺兹菲尔德城一次基督教徒会议上由7 个会员组成的CS （代表十字架Crose和剑Sword）。“成志会”成立后即展开活动，到1936 年共发展了227 个会员，并且在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南京、北京和广州各地设有分会，19 四年还在上海举行全体大会，选出13 人的中央委员会。另外还有几个这样的联谊会。会员们利用夏天在避暑地聚会，彼此在事业上互相帮助。归国留学生的社会地位不下于坦时代的中国儒生。他们是为数只有几千人的小团体的成员，这些人常常光顾法律协会、哈佛广场以及纽约117 街的百老汇。他们和中国的普通百姓之间还隔着很大的距离。
留学生回国后立刻担负起他们在外国学习的那些专业领域中的领导职务，从而使中国从欧洲和美国都可以得到某些教益。他们之中一位有名的政治家蔡元培（ l867…1940）早年经过科举，人翰林院，后来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然后又在德国四年，学习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的著作。1912 年他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中出任教育总长六个月。1917 年他任北京大学新校长。蔡聘请了新教授，改组了整个大学。北京大学从一个培养官僚到政府里领千薪的职员训练所，变成了全世界各种思想的大熔炉。蔡氏主张大学自治― “教育超乎政治之上。 不受政治控制”。他提倡教职员治校，学生和教师间保持个人关系，教授可以私人资格发表政治书长。（他后来在1928 年建立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模仿欧洲政府办的只从事研究学习、不授课的研究机构。）
1917 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聘请了敢于标新立异的新闻记者陈独秀（1879一1942 ）为教授。陈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并领导过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他在他主持的《 新青年》 首先鼓吹法国大革命的日号“自由、平等、博爱”。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被推选为第一任总书记。
一般来说，有封建家庭背景和阶级斗争思想的中国留欧学生，政治上比较积极。美国留学生中则改良主义者多于革命者。最著名的是191 分一1917 年间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他回国后到北大，决心把中国文字改成日常说话用的白话文。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做了这件事，把拉丁文分开，发展了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作为各国的民族语文。这一种“文化革命”早应该在中国实行，这不仅为了创造一种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文学，也是为了使中国文字成为现代思想的表达工具。
白话文早在18 世纪时的通俗小说如《 红楼梦》 中以及19 世纪耶稣教传教士向来普通人布道时已经使用了。过去有过不少人试用，但都受到保守派的反对。保守分子觉得掌握古文使他们获得了既得利益。但胡适和陈独秀等人联合起来提倡白话文后，这种新的文体很快取得胜利。1920 年教育部颁令，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文。
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一代人就是这样通过创办新的大学和创造新的文字来传播学问的。他们应用他们的才能，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新文化运动也就随之发展起来。他们对老式家庭制度压迫个人自由和奴役妇女发动攻击。他们重新评价古典经书和白话小说，对民间传说加以科学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事了许多哲学博士从事的教育职业，建立了很多教育机构来传播当时西方正在流行的各种进步思想。1916 年以后的军阀横行固然困扰着各省，但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教育体系也因此而全面崩溃。从1911 年到1949 年，一直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结果，教会办的大学就有机会以现代文理科学培养一批中国学者而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在几十年间，教会大学以一些美国有名的大学为榜样，用它们的思想和风气教育了中国一代新人。
基督教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到底有多大影响仍然难以确定。外国人由于了解教会运动比较多，多倾向于夸大这种影响；而中国革命者由于对本国情况更为熟悉，则对传教士的作用不太重视。这事仍将成为中外之间的一个争论。
因为基督教大学是美国公众知道得最多的教育形态，我们不妨在这里稍停一下，看看中国的教育传统和基督教大学属于其中之一部分的教育体制。
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政府办的初等教育体制。要就学识字，多半是在自己家里或进村里几家合办的私塾，或进一个家庭捐办的义学性质的公塾。初级课同儒生世家开蒙一样读《 三字经》 ，不过普通人家的子弟到此为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帝制政府只对同各级科举考试平行的从县到州、府、省级的公塾加以扶持。这种学校都不管住宿，学生只限于乡试及第、有资格进学的儒生。这些人将来如不能做官，只适于做教员。但这些儒生都免于从事任何体力劳动。
这样，传统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国家的一个附属物。殿试录取的生员，可以在北京人翰林院，那只是极少数优选出来的人，从事编纂档案和处理文书的事务。明清两代，各省设有书院，特别是长江下游各省较多。有些书院是宫廷支持的，有些是高级官吏办的，有些是准备进一步考试的培训所，有些是躲避世间繁杂交往的潜心研究的地方，有的不受公家的直接控制。
19 世纪卯年代的革新运动建立起一些研究团体，有些革新派受到了传教士们为宣传基督教而设立的小型学堂的影响。1905 年废除科举以后，情况大变，中国在曲折蜿蜒中走上了革命的进程。
2D 世纪初帝制末期的革新时期，日本是训练中国留学生的中心。他们中间不少人彻底变成革命者，但多数人回国后在名义上改成新式学校的旧式院校中教课。一种受日本影响建立起来的新学校是法政学堂，日本人喜欢用这类学校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
但此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大西洋地区，主要是美国。在1905 年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资助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基础就产生了影响。出身于中国上层阶级的学生到法国和德国留学的，回国后常常变成了革命者，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兴趣和活动，都是高度政治化。而从英美回去的学生多倾向于科学和人文教育方面，英美学校似乎也是长于开那些课的。
由于这些影响的结果，加世纪邓年代兴起了许多国立大学，即政府出资的大学，在1928 年以后更是如此。此外还有十几所基督教大学，其中的教职员一部分是外国人，一部分是中国人。除此以外，还有几个私立的中国院校，是富有的机构资助的。沁世纪20 年代中国也开始有了基金会的活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带头捐款于高等教育，1925 年以后庚子赔款的余额归还给了中国，专门指定给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使用。这样，当1928 年国民政府上台，按照欧洲模式创办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央研究机构时，中国教育已有多种不同的体制了。
还有，这个时候，平民教育运动也在日本和中国青年会秘书的影响下发动起来。中国青年会的秘书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法国帮助中国劳工写家信。在外国的农民大多是文盲，这件事启发青年秘书们在国内展开识字运动。这个运动的发动者为了接近农民，开始在农村工作。早期的革新者如张容开办了几个与工业发展有关的技术学校，而高级官吏如张之洞则开办了一些学校专门教新兵识字。
国民政府沿着这些传统，1928 年以后从新的国立大学和代表当时外国影响前沿的基督教大学吸收了不少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员，同时还在农村试验办平民教育。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即使在那些有限的地区也没有抓住中国的主要问题，因此它的乡村教育规划始终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把扫盲运动普及到普通人中去，并把他们逐步提高到现代化的高级社会中，这个课题只好留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去完成了。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群体早已开始按照科举时代的传统，就是集合到皇朝政府的考试中心举行示威请愿的方式采取行动了。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的爱国活动和追求革命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的新制度中进行的。它表明现代学生承担了自己的义务，继承一r 孔夫子的学说，试图去“治国平天下”。当然这也与欧洲的传统不谋而合。
这样，中国就有了一个东鳞西爪拼凑而成的教育制度。为了初等和其他各级教育，现在有了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广泛供应教科书的新出版社。官方的编译机构组织出版了日本以及西方各种书籍的中文版本。先是用日本名词，接着又发明了各种学术名词。早期回国的留学生花了很多力气解决各种术语问题，以致对现代思想中的经济、社会、个人主义、权利等名词，都提供了适当译名。自然科学也经过原来在国外受训练的专家之手，引进到中国生活中。许多中国的技术学校也有所贡献，一般高等教育机关都保持了受教育的人应该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传统。从教会学校开始，妇女也被卷人教育的主流，甚至在农村中缠足的风气还没有绝迹以前，已有女生上学。从本世纪初，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科学已经开课；地质学和考古学的成就也广为传播。
同时，中国的耶稣教教会，也学会了用两条腿走路― 办医院和教育。大约200 所教会学校和几所大学办起来了。1920 年，这些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