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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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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飞快跑过去,把门拉的直直的,让人一个一个走过去,他最后一个走。电梯来了他抢先去按,而不是抢先走。他那时候身份也很高了,是高级研究员,是国家主席的儿子,能老是这样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第80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3)

  整风反右派不久,刘允斌就到王方定小组来了,跟大家一起搞向党交心运动。王方定说,我们也得交心喽,交到最后,都吃惊不小,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1959年的时候,组织上要刘允斌决定,要么老婆来,要么离婚。但他老婆不愿意来中国,说中国太穷,吃草,结果只好离婚。玛拉1998年去世了,两个孩子曾提出要到中国来看看,没有结果。那时候我们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极了。从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推导到对国家领导人印象好。这刘允斌真是一点儿都不搞特殊,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只是样子长得有点儿像。让他一个人住一间房,他不,他要跟我住一间房。他到中南海去,回来什么东西都不拿。他对自己的要求,比我们还要严格。当时陈伯达的儿子回来后分配到九院。他不会说中国话,就经常跑到我们试验室来,与刘允斌聊天。刘允斌说,首先你要学中文,中国话你都不会说,回来怎么办?后来陈小达到北大中文系去学习。刘允斌到包头核元件厂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都把到西北去不当一回事了。
  冯泽君说,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先跟苏联专家学习了几年,后来调到新成立的二机部就是后来的核工业部。原来的二机部是搞航空的,后来合到一机部去了,成为一个保密局。我去原子能所报到时,研究所正中是四块大草坪,草地上还乱堆着一些石头,四周小树只有一人多高。南面大楼是所长钱三强、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和一些职能部门的办公室。北面大楼是图书馆、阅览室、阶梯教室和一些研究室。最初我和刘允斌都在这座大楼里工作。大草坪的东边是电子加速器大楼、西边是重水反应堆实验大楼,每座大楼都有代号,如反应堆大楼叫101,加速器大楼叫201等等,再远一些的建筑物,就是众多的研究室和实验室。我第一次认识刘允斌是很偶然的。那天我和几个同事去食堂吃饭,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见他和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志在谈论什么。出于好奇,我们驻足观看。刘允斌和刘少奇长得很相像,只不过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而已。他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听那女同志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他才发表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主任。
  朱培基是搞核燃料元素分析的,最早在苏联学习时就和刘允斌在一起。朱培基是跳高运动员,虽然是位女性,但她身体素质很棒,常爱和小伙子们一起踢球。朱培基说,那时候刘允斌烟瘾很大,他说他是从小学会抽烟的。小时候父亲参加革命顾不上他,把他寄托给本家的大伯,他像小长工一样跟着下地劳动,非常之累。以后他看到大人可以坐下来抽袋烟歇歇气,就也学着抽烟,为的是趁机歇一会儿。他还说,冬天天气很冷,还打着赤脚。他甚至跪在田里求老天爷帮他找到父亲,并许愿将来要修一座庙作为报答。他很朴实,热情,常常帮我们这些刚来的人向所里交涉事情,为我们作翻译,常常不动声色地去帮助他人。每当中午休息去三楼小吃部喝牛奶加餐时,他总是顺路叫上顾国英。饭后为我和顾国英买两块巧克力,他自己却不吃,说是不喜欢。在苏联我和刘允斌、顾国英学的都是属于保密范围的与铀、钚工艺有关的分析方面的内容;关景素是科学院系统派出去的,和我们在一个研究所里,但学的却是与核工业毫不相干的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离,整天呆在实验室里学不到什么东西,结晶、重结晶,周而复始,于是空下来就常常帮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照顾实验。刘允斌知道了情况,就主动去和苏联的所方联系,想把她转到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方面来。所方回答说这是中方的意见。他又去找管我们的商务代表陈征同志。几经交涉国内还是回复说不宜参与保密工作,他这才作罢。他为关景素做了许多事情,却从未和关讲过。我们的实验有时需要昼夜连续做。有一次该我值夜班,要把滴在不锈钢小盘上的样品烘干测量。当晚恰巧在列宁山下体育场有足球比赛,刘允斌想去看。他知道我也喜欢看足球,便主动提出要和我换值班,让我去看球赛,我不肯换。于是他帮我弄了个自动收集滴出液的装置。这样,我俩一起去看球赛,散场之后又一起赶回实验室进行测量。我们在实验中用的注射器漏气,我说国内的好用,他马上说,让妈妈帮我们寄几支来。并很快写了信回国,不久我们也就用上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由衷地尊重王光美妈妈,喊起来是那么亲切。而我们工作上需要的东西王光美也能及时地买了寄过来,难为她能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搞的这么和睦、融洽。他的俄文非常流利,中文就有点忘了,常常是念半边。有一次在给访苏代表团做翻译时,他把乙醇念成乙亨,弄的大家哄堂大笑。他在和家里通信时,常常来问我中文该怎么写。他也常常顺便说一些家务事。他写信给父亲讨论关于玛拉要不要跟他回国的事。他父亲要他尊重玛拉本人的意愿,不要勉强她,尽管他们当初结婚时说好要和刘允斌一起回国的。他遵照父亲的叮嘱,决定只身一人先回国。我们都计划坐火车,为的是途经贝加尔湖区等地,可以领略一下大片苏联东部国土的风光。临行他决定坐飞机,并说,最好是一上飞机就睡觉,一觉醒来就换了人间。结果真的只身一人回国,什么都没有带,连常穿的皮大衣都留给了他的岳父。

  第81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4)

  朱培基说,刘允斌和玛拉一起学习长大。尽管他已是苏共党员,苏联当局仍然劝他俩从心爱的原子能专业退出来,改学化学动力学和表面化学。取得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转到中国派出去学习原子能专业的队伍当中,每月的收入减少了许多,这对他有一家六口的开支来说不能没有影响。岳父是老红军,对独生女儿要求很严,但玛拉仍喜欢到克里姆林宫里去看医生。临到要回中国时,她又犹豫起来,不愿离开父母,又考虑中国没有莫斯科大剧院,看不到芭蕾舞。对于这些他并不赞同,但他还是按父亲的教导做了:放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先行回国。第二年玛拉来北京探亲,当时他还在拿未定级前的100元工资。需要安排陪玛拉到处走走看看,玛拉还想买中国特制的开士米连衣裙,刘允斌没那么多钱,可他宁肯向我们借钱也不肯开口向家里要。后来尽管玛拉对他的接待非常满意,对中国的水蜜桃赞不绝口,但还是回去了,不肯留下来。又过了一阵子,只好经过部领导批准算是离婚了。刘允斌回国后先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工艺研究室当主任,大家都反映他没有架子。他曾对我说:你要想让别人做什么事,首先自己去做。譬如打扫卫生、保持实验室清洁,你只要拿起抹布来擦就行了。他喜欢吃辣的,已经辣得嘴上唏哈唏哈的了,还是不停地说,好吃,好吃。1960年困难时期发给他的一点补助油、黄豆什么的,他都拿来让我帮他做了一块吃。当时所里的高干子弟就有家里来汽车接回北京城里去过周末的事,他却总是和大家一起挤班车进城。有一阵子没有油,班车停开,他也和大家一起步行,到良乡去乘火车回家。听他说,困难时期因为孩子多,他家吃的比起别的领导人家里更加紧张。1962年据说要调什么人去包头建立锂材料研究室,人家不太想去,刘允斌主动表示愿意去。我和他谈起此事时,他说:我爸爸总是教导我们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才行。
  刘允斌去了西北,那地方就是张诚当厂长的包头核元件厂。刘允斌到了包头工厂,把原来准备遣送走的、社会关系不好的技术人员都通通留了下来,团结大家一起研究究竟怎么上试验。
  核元件厂也已经严重缺粮了,一天,包头市副市长把张诚找去,说仓库里面的粮食只有很少一点了,你赶紧派人把粮食领走吧,不然的话,你们吃饭都不能保证了。当时国家实行粮食计划供应,许多地方和部门就虚报人数,有1500人,却往上报2000人,不这样的话,上面拨下来的粮食就不够吃。乌兰夫听汇报时了解到核元件厂的粮食困难,就表态说,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乌兰夫当即确定给包头核元件厂40头奶牛,500头羊,500头猪,还叫厂子里搞养鸡厂,确定给他们80%的细粮。另外还给了1200立方米木材供厂子搞基建。
  工厂初创时期,周围有很多土地,种了大面积的土豆。因为饿,人们收土豆的时候洗都不洗就啃上了。大食堂里面堆了些土豆,人们打完饭之后,就蹲在那个地方吃。有一次,设计处的董弘琪在土豆堆跟前一边吃饭,一边顺手拿了两个土豆,装进大衣口袋,恰巧让食堂的人看见了,上来就是一顿搜。处长苗志峰得知此事,就开会批评。事情汇报到副厂长杨朴那里,杨朴说不要这样,不要批评,不就是拿了两个土豆嘛,又不是什么大事,你老批评不好。
  国家困难,很多人饿着肚子,刘允斌自然也一样,饿得脸发青,腿浮肿,前胸贴后背。他父亲虽然贵为国家元首,也同样停止了吃肉,减少了副食。刘允斌不由得想起他那苏联妻子的话——中国人太穷了。
  1967年,刘允斌被诬为刘少奇的黑孝子和苏修特务,受到了种种批判与侮辱。
  过去一些曾受到刘允斌帮助的老工人和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别在一边。一些平时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有人甚至揪住他的头发,给他坐喷气式飞机,要他揭发刘少奇。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点来钟,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他草草洗了把脸,就和衣而卧。第二天,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
  好人不见得就有好报。刘杰说,刘允斌希望回国工作,但家属孩子怎么办呢?刘晓去找他。他夫人玛拉也是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副博士,不同意,说中国人吃草,太落后。他老丈人也不同意。我们去选人时征求他的意见,刘允斌说同意。后来他下决心要回国了。在机场时,他样子非常激动,他夫人不停流泪,两个人拥抱亲吻。他自己表示,为了祖国的利益,愿意撇掉一切。张太雷的儿子就不一样了,对回国一事断然拒绝。“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刘允斌也遭到迫害,几次到我家,非常想不通,非常反对。当时我也逃来逃去的,他不但到我家里找,还到旅馆找我。可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后来竟然被逼得卧轨自杀了。
  刘允斌的儿子阿廖沙、女儿索尼娅和他们的母亲玛拉是事隔20年之后才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的。1987年,姑姑刘爱琴费了很大功夫,从到中国探亲访友的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最终取得了联系。阿廖沙说,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记忆,那时我还太小,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我成年之后。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父亲会自杀。但我们一直思念着父亲,姐姐对父亲的记忆要比我多,她还写过一首感情非常真挚的诗,就叫《怀念父亲》。我外公外婆和母亲都已经去世了,姐姐也嫁给一位美籍俄罗斯人,到美国定居去了。我现在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几个亲人了,他们都在中国。
  阿廖沙先是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后来被分配到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中苏关系恶化时期,为了少惹麻烦,阿廖沙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都没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因为他身份的特殊限制,直到2003年4月他退役三年之后,才和妻子第一次踏上了回乡之路。阿廖沙说,我和妻子到了北京,先在王光美奶奶家和刘爱琴姑姑家住了一周,接着又到湖南老家认祖归宗,后来还去了南京雨花台,为何宝珍奶奶献花圈。一切都令我震撼和感到亲切。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时时在想,这就是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我的家乡。他们令我自豪和感动。我的感触难以用语言表达。我有两个故乡:中国和俄罗斯。我要尽力做一些有利于两国的事情。

  第82节: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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