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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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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的衣服。在青海的时候,比较干燥,有的人就被炸死了。

  第78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1)

  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
  接二连三告急—— 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 两个大局都得兼顾—— 一万多人离开——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乌兰夫说,我们内蒙古再难也不能不管这厂子吃饭—— 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令人深深怀念的刘允斌
  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机。所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
  1960年11月,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调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压缩城乡人民的粮食定量。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核工业战线的职工不能例外。刘杰说,核工业多数单位地处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条件很差。酒泉厂在戈壁滩上,风沙大,气候干燥寒冷,四邻无靠。青海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40天,常年离不开棉衣。这两个厂的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体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粮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酒泉厂等单位恰恰处在重灾区,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断炊。1960年12月1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发来告急电报,其中一份竟说库存粮只够吃七天的了,后来又说仅剩三天的口粮了。一个拥有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如若断炊,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那是一个孤悬在戈壁荒漠上的单位,倘若驱车数十公里去借贷,同在一个困难地区,人家的仓库存粮也不会多,能拿出多少粮食来借给你?即便借给一二十万斤,也只能凑合三几天。搞代食品,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精神可嘉,但是戈壁滩上无树皮可剥,无野菜可挖,就只有一点稀稀拉拉的骆驼草,那时职工讲笑话,说骆驼草籽还有羊肉味。但以后一化验,骆驼草籽含单宁很多,人吃了不行。这一下连草都没有了,怎么办?这还不算,在粮食供应脱节的同时,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1961年1月12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领导刘昌、周秩等人给刘伟副部长发来特急电报说:工地气温零下25。5度,我厂用煤十分紧张,库存煤只能用到13日,外面的煤运不进来。1月2日到11日,从新疆柳树泉车站发出1050吨煤,至今只收到200吨(正常情况2天即可运到)。并且发现玉门东、酒泉、柳树泉车站已卸去我厂235吨煤,其中125吨是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6日5012号命令卸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1957年7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人住在帐篷里,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要吹跑了就连个遮身的篷子都没了。另外喝水也是一大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在帐篷里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1961年冬天,粮食已经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尤其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才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50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3600里,15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两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那时确实特别紧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周围几十里地没人烟,往外疏散都很难。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俩厂子。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哪儿弄粮食去啊。但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我们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反映,汪锋那时候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到我们的厂子去看了。后来还是地方想办法,挤点粮食给我们,把厂子保下来。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21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
  困难时期,厂子里连汽车也停了,人们上下班都是步行,没吃的,就在兜里放两个土豆,走到厂里的时候已经饿的差不多了,只好先吃土豆。粮食没了,土豆眼看也没多少了,周秩就给中央打电话,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仅用三天时间就给他们弄了一列车土豆。因为是冬天,土豆从外面天寒地冻中拉过来,不敢往暖和一些的地方存放,怕给化掉了,土豆一化就坏了,根本吃不成了,可又不能总放在外面。所以,火车到了以后,就赶紧把土豆给大家分下去。每个人是七天的量,得到各自的一份之后,也没办法保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土豆煮熟了。没有锅灶的人便在办公室里砌了个小土炉子,拿洗脸盆洗脚盆当锅用,先把土豆煮熟了,然后再放进旅行包里。

  第79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2)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报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那时还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更感到问题的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是大局,国家困难,粮食缺乏,要求大力精简,也是大局。所以,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也适当地减了一些人口,鼓励有门道的人自谋职业。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在这里施工的建筑职工有五千来人走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力求不影响最关键工程的进展。我们提出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破坏生态,危及野生动物,但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顾不了这么多,只能想尽法子把难关渡过去。
  苏耀光是九院实验部副主任,他说,我们设计组有一个人,到“文革”时,被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找我调查,我说,这个人业务很好,责任心强,没听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对方说,他骂街。我一听,想起来了,原来是他在困难时期,吃的一个窝头放在桌子上,被人偷吃了,气得在那里骂娘。我就对调查的人说,他并没骂社会主义,也没骂党,他骂的是偷吃窝头的那个人啊。
  刁仁文说,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实在熬不住了,许多工人从海晏县跑了,有的缺吃少穿,就那样死在路边了。厂里赶紧派人去对这些人进行救治,死了的就地掩埋。这些人大都不是正式的工人,死了也没人知道。
  西北的厂子难,内地的人们也不好过。北京是首都,比最困难的地方要好一些,但饿得浮肿了一圈的人也不少。刘文翰说,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些同志到部队的厨房捡菜帮子,自己煮着吃。陈常宜是我们的组长,带着我们去老乡地里捡豆子,拿洗脚盆煮一煮吃了。他们到官厅水库去炸鱼,捡回来以后煮着吃,还捡海棠果。到1961年年底,国防科委运来一些黄豆,还打了一批黄羊给我们吃,算是十分难得的了。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核工业,不能不说刘允斌和他所在的包头核元件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高干子女和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去学习。前后出去的有毛泽东的三个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三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烈士和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化(乌鲁木齐)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他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
  刘允斌在中学期间连跳两级,后来考进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之后又到莫斯科大学化学专业读研究生,直到副博士,接下来就留在本校任高级研究员。刘允斌的俄罗斯妻子玛拉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他们有两个孩子:阿廖沙和索尼娅。刘允斌的俄文很好,又有精深的专业学养,他不仅多次出色地完成翻译任务,而且在研制氢弹聚变材料等重大项目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姚乃兴说,刘允斌个子不高,老戴顶礼帽,鼻子尖尖的,看起来像外国人。他太太个子也不高,脸圆圆的。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当高级研究员,一个月大概1800卢布,中国代表团来苏联,他过来做工作,给他开700卢布,他不计较。吃饭常叫他过来吃,他不吃,总是回家吃。我们中国人喜欢灌酒,那时老灌刘允斌酒,他老婆都快哭了,心疼刘允斌。有一次吃东西,她问是什么,我们说是青蛙,她一听马上吐了。还有一次把刘允斌灌醉了,她真的哭了,叫我和他们一起回家。他那个家现在已经变成市区了,过去是莫斯科郊区地铁的最后一站。也像我们这样的宿舍,标准式的一排一排,他家里两室一厅,很小的。家里我唯一认得出来的,就是挂了不大的一张刘少奇照片。他丈母娘跟我说了好多刘允斌多么好的事情。她说这个克里木(刘允斌)没有一点架子,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人物的儿子,好女婿喽。她说他不喝酒,不打老婆,还帮助干家务活,所以她特别喜欢他。刘允斌为人谦和,人要走过那个门,他一定飞快跑过去,把门拉的直直的,让人一个一个走过去,他最后一个走。电梯来了他抢先去按,而不是抢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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