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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三卷-挥师决战-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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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中国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一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很不起眼的小山村,依偎在向阳的马蹄状山湾里,是。个绿水环绕、翠柏掩映的北方小山村,因柏树而得名。这里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也没有南京总统府的气势雄伟、豪华壮观,只有一座座低矮狭小、土坯垒就的农村房舍。村前是一片开阔而又肥沃的农田,河渠纵横,绿树成行,村后是层层叠叠的群山峻岭,山上松柏苍翠。屋角窗下,茂槐修竹,葱葱郁郁,淡泊宁静中透出一种飘逸的诗意。
  十月金秋,正是收获的季节。婉蜒的山岭上,重重叠叠地披挂着密密麻麻的果实,漫山遍野的金黄色;村旁和路边的果树,喷散着一股股清香;一片接一片的梯田,从低垂的河谷铺向高峻的山顶;微风过处,茂密的谷子掀起一层层金色的波浪。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前赴后继、披荆斩棘走过22个血色春秋之后,也终于盼来了收获的季节。
  就在这个小山村里一座用土墙围成的小院里,有几颗柿子树,几个幸存的大柿子高高地挂在枝头上,在阳光的照射下越发显得诱人。几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正眼巴巴地望着树上那几个幸存的柿子,不停地咽口水。
  这几个小姑娘穿着虽不讲究,但非常整洁,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子。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和军委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李纳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燕燕和二娃都梳着小辫子。此时,她们一边瞅着树上的柿子,一边四处寻找着“武器”。
  李纳拾起一块碎瓦片,瞄准那个最大的,猛地投了上去。燕燕和二娃也跟着,用碎瓦片和土坷拉当武器,向柿子树投去。一时间柿树哗哗作响,有的瓦片落在平顶房上,三个孩子开心地笑着,投得更起劲了。
  “哎哎!快回来!”一个少女用温和的声音制止着三个顽皮的孩子。她叫韩桂馨,19岁,从米脂随着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专门照看李纳。
  韩桂馨轻手轻脚地将三个孩子领出院子,小声责备道:“你们哪,真是无法无天,毛主席正在睡觉呢!”
  这个时候,正是毛泽东睡觉的时间,不过现在他早就醒来了。近些天来,毛泽东总是睡不安稳。此时的他,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察览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国共双方的交锋较量即将跨入关键时刻,正思考着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筹划军事大决战。
  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也在忙碌着。
  随着一阵轰鸣的马达声,一架飞机从南京起飞。蒋介石在他的专机上正襟危坐,双臂交叉着抱在胸前,长时间一动不动,一脸的冷漠。
  曾几何时,他身披大氅,雄姿英发地视察被他的军队占领的共产党首府延安,以为天下大定;曾几何时,他在镁光灯的闪烁中,得意洋洋地宣誓就职总统,以为江山永固。他那矜持的笑容固定在各报刊的显著位置,左右着这个东方民族的政治情绪。可眼下,毛泽东的部队攻占了济南,东北眼看就要全境赤化,华北、中原腹地也发发可危,数十年的生死搏击,累累战果当真全都将付诸东流了吗?
  此时,蒋介石已全然没有了发动全面进攻时的狂妄之姿。他的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他对于军事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不得不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和阻碍。所以,他愈是失败,就愈加犹疑。与此相反,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新变化。
  1948年初秋,解放战争推进到第三个年头,国共双方的战争力量发生历史性的逆转。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280 多万人,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战争锻炼,政治觉悟和攻坚能力大大提高。解放区的土改基本完成后,兵源丰富,后方巩固。
  毛泽东作为善于驾驭战争规律的战略大家,以其精湛的指挥艺术和卓越的胆识赢得了扭转战争全局的主动权,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进。
  相反,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已被大大削弱,总兵力虽然还有365 万人,比第一年只少了80万人,但新兵比例很大,作战能力迅速减弱,能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70 万人。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手中已无机动兵力可调。在各解放区战场的猛烈攻击下,蒋介石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数百万蒋军分别被孤立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个战场上的少数城市。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
  此时,国民党的所谓重点防御是:加强战略据点的防御力量,以精锐兵团聚集在一起,增加机动部队,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扩充二线兵力。实际上,它的五个集团被孤立地困在几个地区:其一,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50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其二,华北地区为傅作义集团,共60万人,分布在平绥线上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要点;其三,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60余万人,分布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线、津浦线上;其四,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23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其五,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30万人,固守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
  除上述五个战场外,国民党后方的军队仅有36个师旅约23万人。
  这样,蒋介石实际上已经没有完整的战线了。
  这种形势表明,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实施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全国大反攻的时候到了。
  国民党军连连失利,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将校每每拒不听命,决策往往多受阻滞。说起这些问题,蒋介石也流露出十分伤心的情绪来。1947年底,他在南京军事将领会议上说:“现在我们一般高级将领矜骄自满,疏忽懈怠,对部下监督不严,考核不勤,不把剿匪当着我们生死攸关的一件事,这种现象,已经是我们失败的征兆,而我认为最危险最痛心的一件事还不在此。”
  稍停一下,蒋介石将嗓音提高了八度,继续说:“我今天可以老实告诉大家,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你们这种心理态度,无论和我当面谈话或在电话里面的语气中往往表现出来,这就证明你们矜骄自大对于统帅的信心动摇!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
  蒋介石越讲越气愤,敲打着桌子说:“我们高级将领这种矜骄的心理,如果不能革除,对于统帅的信心如果不能恢复,那我们今后作战不仅不能胜利,而且还要陷于更悲惨的境遇——大家都要作土匪的俘虏!老实告诉你们:对于前方后方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楚,我所想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周密,只要你们照我的指示,实实在在的做到,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成功。”
  蒋介石上述一番“推心置腹”之语,不仅“唠唠叨叨”,而且还有些“卖狗皮膏药”、自我推销的意味。其伤心可悲之情由此也可见一斑。
  1948年秋,东北大战在即,济南失守后,蒋介石又一次抱怨其政府内部的矛盾。他说:“说到军事,近三个月来,国军作战非常不利,最近济南又告失守,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在今年上半年国大开会期间,曾经说明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黄河以南的股匪但是到了现在,事实完全相反,军事节节失利。这在我自己固然觉得惭愧,我对于军事的判断从没有如此错误,但是所以致此的原因,乃是由于军事当局顾虑太多的缘故。”
  “半年来所以不能依照预定的计划获得战果,我当然要负责任,但立监两院同志,也应该自己反省,自从两院成立以来,是否对军事有所补益?是否有使军事当局感受牵制和顾虑的地方?大家要知道军事一方面贵乎心理的主动,一方面要看最后的成败,‘胜负兵家之常’,如果中途稍有挫失,就立刻加以责问,使政府负责人变成罪人一样,在立法院里遭受审判,这是军事当局所受不了的!其结果必然因受到这种牵制而改变原定的计划,以致不能达成任务。这种结果,不独是军事方面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
  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开始动摇。只有那些蒋介石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将领,尽管对国民党在东北、在整个中国的前途已经感到忧心忡忡,却没有放弃任何维持这个已失掉民心的政权的努力和企图。他们自知在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便将希望寄托于军事上,幻想着凭借国民党军队的精良装备和人数优势击败共产党军队,进而夺取整个东北地区。
  蒋介石的立军之本即是搞愚忠教育,崇尚“武德”,在国民党军队中确立所谓“五大信念”,即责任、荣誉、国家、主义、领袖。他认为精神力量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而精神力量来源于信仰。他说,我们革命军的力量,并不在于兵力和武器的数量,而在于我们的信仰和精神之坚强。我们要增加力量,就是要将天地父母生下我们来所赋予我们的固有力量尽量发挥出来。他提出,革命军的第一个根本条件是信仰三民主义,第二个根本条件则是信仰领袖。
  所谓信仰领袖,说穿了就是在军队内培养对蒋介石个人的崇拜,建立起他个人独裁统治的军队体制。因此,对于这一点,蒋介石特别津津乐道。他说:“我们革命一定要有一个领袖,才能够集中革命的力量,推进革命工作,使革命的主义能够尽早实现,革命事业能够迅速完成。所以我们对于革命领袖,要有坚定的信仰,务必始终如一的服从,大家在他的领导之下,共同二致不断奋斗牺牲!”“如果你们有了革命领袖而不真正信仰领袖1 服从领袖,努力来实现三民主义,单是口说有领袖,那与革命事业的成功还是没有什么相干。你们要成功,必先要晓胸袖的重要,并且要真真实实认识领袖、信仰领袖、服从领袖。”这个“领袖”就是单指他蒋介石。
  尤其是在黄埔军校时,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向他们灌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等信条,使许多学生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绝对服从他的意识。同时,蒋介石在当时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其事业的捍卫者,以革命左派的形象出现,因而受到许多人的信赖和拥戴,迷惑了许多正统军人。
  蒋介石对于军队将领的统御方式基本上采用一种互相牵制的方法。无论是官场还是军界,蒋介石在各种危险境况下都能化险为夷,以退为进,其中一个很深的奥秘就在于他建立了一个互相牵制、互相阻遏的人事网。在军队,蒋介石的基本分类是“中央军”(即嫡系部队)和“杂牌军”(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的部队)。他的基本策略是消耗、排挤杂牌军,扩大、巩固中央军,利用中央军监视杂牌军。
  蒋介石采取了两套方法对付中央军和中央军以外的杂牌军。在武器、弹药、被服、粮晌各方面,中央军可得到无限制的补充;各杂牌军的军饷则常被无故克扣,中央军打了败仗,立即加以补充,杂牌军打了败仗则乘机削去番号。
  蒋介石用人的标准是,凡是能吃掉别人队伍的人,蒋就认为此人有“本事”,一定能得大用。否则,就认为懦弱无能。
  这种荣宠与歧视所带来的恶果,就是军队内部的倾轧与混乱。中央军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惟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争斗,作战时“争风吃醋”,有功不相让,有难不相救。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护,蒙蔽最高当局。对待杂牌军,都是见死不救,竭尽打击排挤之能事。杂牌军为了生存,不得不从蒋介石身边的人人手,或勾结或贿赂蒋之侍从室人员和军政部兵站官员,一方面探听上峰虚实,一方面争得粮饷弹药。如此,军队弊端丛生,军纪败坏无遗。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嫡系为了消灭各省的“杂牌”部队,达成清一色的法西斯统治,就主张“哪省军队不准再驻哪省;哪个带的部队,不准哪个再带”。
  对于蒋介石的这套本领,高层将领们纷纷效法。
  国民党军队内部因派系成见、各自利益,而不惜牺牲战略利益的现象屡有发生。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情形与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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