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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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人将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
在我们继续塑造我们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时，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想法总会偏袒自己这一方面。即使我们在道义上感到内心有愧，而理所当然地谴责自己已往的罪过时，我们还是会护短的。我的意思是说，申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坏影响，仍然可能是一项非常符合美国精神的行动；例如，我们很可能把自己看得过分重要，夸大了美国影响中国的程度。这是因为，既然我们美国人放弃了对那一去不复返的通商条约时代的中国的眷恋之情，我们就必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极愿由自己来满足自己，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那种情况。
我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在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1941　年12　月7　日，日本人在珍珠港袭击了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默认他们企图征服中国和东亚其余地区的行动。1945　年日本战败后，我们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1950　年6　月，我们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为保卫南朝鲜反对北朝鲜的侵略而进行了侵略。每次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反对专横的自由保卫者。然而朝鲜战争变成了中美战争，并且终于僵持不下。在1953　年缔结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朝鲜停战协定后，我们在1954　年同台湾结盟，并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从1960年起，我们给予南越以越来越多的援助，并从1965　年起调遣50　万大军对北越进行干预，到第二次僵局之后的1973　年才撤出其中的最后一批兵员。从1941　年以来，我们有一半时间在东亚作战。难道到太平洋彼岸去进行的这一切战斗，只是为了支持自由反对专横吗？还是它的原因并不这么简单呢？
从历史观点看，印年代美国在越南的干预，是赤裸裸的炮舰外交事件：我们想依仗优势的兵力来左右一个亚洲民族的国内政治形态。
在凯撒征服高卢以前，北越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像法国一样古老的国家在1000年以前，就从中国的统治底得了独立。但是，同朝鲜一样，它的文化和制度仍是中国模型的变种，越南人使用汉字、儒家经籍和家族制度，还建立中国式的官僚政府。越南以它的中国名字“安南”知名于西方的，但在19　世纪80　年代被法国用武力并入法属印度支那，无论是美国商人或传教士都同它没有多少接触。在历史上，越南是中国文化地区的一部分，近代的越南爱国志士，在他们19　世纪90　年代起的改良运动和20　世纪20　年代起的革命运动中，都仿效了中国的榜样。但美国把越南看成是法国的一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印度支那投降日本，战后我们支持法国重新把越南作为殖民地。这在1954　年失败了。美国公众除知道这个地区的名称以外，很少知道别的情况，但那时我们逐步卷人了强权政治的干涉行动，企图利用我们的优势资源和兵力使南越免遭共产主义的统治。
既然任何有知识的美国人一想起越南就会感到羞愧，我们就必须设法了解我们在那里进行干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只用陈词滥调说什么原罪（即大国仍然有使用武力的癖好）或帝国主义（即美国依仗其现代技术是古今最有扩张性的大国）是不够的。我们仍然远远没有具体了解我们在越南的行为；但这无疑地同我们早期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的经验有联系。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不愿让一个敌对的强国主宰东亚，不管它是4O　年代军国主义日本，还是冷战时代所谓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种情绪也是19　世纪英国情绪的回音，当时它作为海上贸易强国，反对俄国巨人在欧洲大陆的扩张。
可惜我们1940　年以前在东亚的经验是以能言善辩见长，而缺乏政治经验。我们在1853　一1854　年派黑色舰艇随同佩里前往日本，在1871　年前往朝鲜，但并未打仗。在19　世纪中叶，其他列强对东亚统治者成功地施加压力，例如对中国、日本、越南、逞罗和缅甸的统治者。但我们美国人并没有从事强权政治。
只是到了1941　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在西太平洋实行一、二十年的战略称霸，并面临怎样施用我们力量的困难抉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非常明智地决定不用部队介入国共内战。然而我们的利益却受到这场内战结局的损害。以前命运好像注定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落后得相当离奇甚至有时令人恼火，但如今我们面对着一个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迟迟没有兴起，如今却已经成熟了。在保守的美国，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当许多美国人突然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沙文主义的、反西方（而不是屏弱和亲美）的中国时，他们最初的反应是抓住国际共产主义来作为解释，并把我们的挫折归罪于克里姆林宫的阴谋和我国国务院的背叛行为。
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就我们过去的传教工作和提高中国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论，它们表达了我们领导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我们的自信心理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占人类1　/　4　的中国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反对它。根据欧洲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经验，这种冷战的意识形态立场似乎完全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目标，至少要“遏制”铁板一块的中苏联盟，不让它扩张到它的边界以外。于是我们就在朝鲜战争中，在同台湾的结盟中，以及在1954　年前支持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及其后支持南越的行动中，都这样做了。
然而，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不可能同在欧洲的一样。在欧洲，对于参加北约军事联盟的西欧民主国家来说，阻挡苏联的遏制政策，可以把重点放在恢复工业和争取政治健康方面。在东亚，我们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复兴，以及南朝鲜和台湾的工业发展，但必须更单纯地由美国提供军事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必须把这军事力量用于实战，例如在南朝鲜那样。
进一步的研究应当表明，60　年代美国所以在越南进行干预，其部分原因是我们在4O　年代末没有在中国进行干预，而于1950　年在朝鲜进行了干预。“丧失”中国这件事，曾在美国政界被人用来反对民主党政府，而朝鲜战争则被认为是保卫集体安全和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一项不可避免的防御措施。
我们在印年代支持南越的干涉行动所持的道义立场，也同在朝鲜一样——击退侵略，支持民族自决。但事实证明两者的情况不同：北越有更坚实的理由去体现人民的民族主义；我们技术先进的火力破坏性很强，但我们在物质上毁灭的东西和人越多，我们越激起爱国抵抗决心。我们又发现，共产主义并不真正是铁板一块的，越南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不同，正如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不同一样。我们又干涉了另一次内战，反对另一场民族革命，它不是中国人的革命，更谈不上是由莫斯科领导的运动。
奇怪的是，事实证明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它把部队从朝鲜撤走，容忍国民党在金门设置的“前线”，在1962　年与印军作战只是为了维护边界的权利，而且并没有出兵干涉越南来反对我们。我们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道我们对中国的“遏制”已经成功地阻止了它的扩张吗？还是照毛所声称的那样，中国的革命必然只是以树立榜样的方式来扩大影响（实际上也只在中国文化地区的若干部分）？也可能是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我们同什么样的对象打交道？
我认为这将是最后的定论。历史学家如迈克尔？　亨特和亚历山大？　伍德赛德等人曾用事实指出，多年来我们的政策思想是多么无知和愚蠢。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处并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设法重新理解亚洲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侵略性。
70　年代新前景
19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是从冷战对峙转向中美了解这漫长道路的引人注目的行动。自从19　鼠）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早就该出现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握手了，因为大国间的三角关系，往往自然而然地变成等边关系。每一方都必须同其他两方打交道，那怕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两方结合在一起。北京和华盛顿都是莫斯科的对手，他们经不起老是疏远，让苏联人享有同双方都有较多接触、较多了解和较多回旋余地的内部地位或居中地位。但美中两国人需要花12　年时间才走到一起。这样漫长的时间说明下列事实的难能可贵，即只有理查德？　尼克松才能有恃无恐地改变其政治生涯中主要赖以起家的反共立场。
中美之所以能够恢复邦交，是由于两大努力的结果已把它们弄得精疲力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努力和毛企图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在1968　年后的华盛顿，尼克松政府在把军队逐批撤出越南的同时，又作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在北京，在文化革命于1969年衰退以后，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官员逐渐重新露面，他们也许是在五七干校干农活的过程中经过惩戒或自行屈服，但无论如何他们回到了工作岗位，这可以证明国内关系的正常化。1971　年9　月林彪和其他一些将领的倒台减少了上层的领导人物，这标志着优势地位总的来说已经衰落。这样，当美国设法从亚洲大陆撤出军事力量的时候，中国又转向外界进行比较正常的外交活动了。经过2O　年的敌对之后，两国这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问题，比使它们分裂的问题来得多。尼克松政府在决定谋取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便在1969　年初开始采取一系列单方面的步骤，放松美国对华的禁运和接触。每一个这样的小步骤，例如用“北京”而不再用“北平”，都是发出的信号。在作出这种公开的和象征性的行动时，尼克松还私底下通过第三者传达了他想进行接触的愿望。在两年的沉默之后，北京在1971　年4　月作出了反应，邀请在东京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并开始实行“人民外交”。此后，亨利？　基辛格在7　月作为总统的特使秘密前往北京，接着白宫发表了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惊人声明。1971　年10　月，这个趋势终于导致联合国接纳人民共和国和驱逐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在20　年的敌对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恢复了有限的接触，这件事解冻了冷战战士的思想。然而，北京最高级会谈虽然开辟了新的时代，激起了新的希望，但也重新唤起了以前潜伏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怎样使美国舆论的摆动平稳下来，避免过分凭感情来塑造形象。美国总统利用他的国外之行在大选之年控制了广播电视节目，而这些同样的宣传工具还把周恩来带到兴致勃勃的美国电视观众面前。这使人回想起30　年代晚期蒋介石出现在美国杂志封面上，以及1942　年蒋夫人向两院演讲，以象征当时中国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情形；然而就在第二年希望的破灭，开始败坏了在美国人面前吹得过分厉害的自由中国的高贵形象。与此相类似，1972　年2　月尼克松一周恩来上海公报提出了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并于1973　年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了大使级联络处。然而，当互相展开贸易和互派代表团（主要在技术和体育方面）时，美国原先对新中国的好奇心理开始减退，北京也日益不满美国迟迟不实行关系正常化。这种状况是几个因素引起的，先是华盛顿的水门事件和总统继任人问题，其后是北京正在进行的争夺接班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台湾问题，这在美国党派政治中已经出现得很久了。人们对台湾局势产生了矛盾心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台湾人民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是中国人，但该岛的经济活动却无疑地同以日美为主体的国际贸易世界联系在一起。台湾的出口经济，依靠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早期发展，以及其后美国的援助和国民党人的事业精神，使它的外贸数量大于整个大陆。台湾的中华民国在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