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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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势力，或者40　年代的美国势力。许多外部的民族曾称雄一时来帮助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没有一个外来民族能永远留在那里。他们已经统统被赶走了。
由于中苏加深分裂，北京就想夺取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它派出了文化代表团，举行展览会和从事富于战斗性的宣传，援助新成立的国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毛为这一时期制订的政策发表在1965　年9　月林彪关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一篇讲话里。林把中国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适用于人类中2/3的不发达人民，以反对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强国。他用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比喻，但并未权衡其是否切实可行。这并非类似希特勒为了征服其他国家而绘制的蓝图。他们倡导所有人民革命要依靠自己，这意味着中国能指明道路并提供援助，但它自己并不想通过扩张来完成世界革命。（这使我们想起古代纳贡关系的理论：中国是其他国家应该学习的榜样，但要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
这种规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进行世界革命的办法，是在北京的外交关系受到挫折的时候提出来的。1965　年2　月，美国开始连续轰炸北越；这种在中国大门口的侵略行动附有不从陆地侵犯北越的保证；于是北京遭到无法可想的屈辱，没有力量去保护一个毗邻的盟邦。1965　年6　月，想要组织一次把苏联排除在外的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了。10　月，在印尼的一场政变流产后，亲华的印尼共产党遭到屠杀。在国外的这些的和其他的失败使中国又转向内部。
官僚主义流弊的滋长
在60　年代后期国内斗争的背后，隐伏着深刻的紧张关系。第一是中国的贫穷与其新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的想望之间的差距。为了摧毁旧秩序，中共曾经掀起了旋风，现在必须由他们自己来乘风破浪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小，只限于表面，并未在中国几百万个村庄里积极活动，而中共的权威却像稻根一样深深地扎在稻田里了。在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物资短缺不能归谁负责。但如今物资的短缺则反映了计划不当。中共挑起了这副令人惊愕的重担之后，已经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结构。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和各集体单位的行政人员一经设立，就越来越忙于公文报表，不大关心普通的劳动，变得更像一个上层阶级，成为一批类似过去士绅的地方新贵。追求名利的人和拉亲属关系的人重新出现了，他们利用“走后门”来拉拢关系和谋取特权，想方设法使子女进入较好的学校和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工分制也被内部的人弄糟了，奖金或额外津贴只发给某些人而不发给别人，农村的劳动制度中正在偷偷地采用计件工。正像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要求享受特权那样，农民要求有更多的自留地，要求有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又回到一家一户务农的体制。农村的革命精神正在烟消云散。
在仍然有一半文盲的人民中间，他们的祖先曾有刃的年之久生活在一个掌握特殊技能、享有教育特权和特殊地位的统治阶级之下，政府仍然是由一批精选人物来经管的。普通农民得到“解放”成为公民后，并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对于精选地位的竞争。过去帝制时代不过只有百万左右有功名的士绅，现在则有上亿名群众组织的深谙政治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百万有才干的年青人急于想出人头地，要上好的学校，找好的职业并谋取一官半职。
　
中共的难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许愿很快，实现起来要慢得多。这新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是个精选班子形成的组织，非常讲究地位和保密安全，是从上到下控制得很紧的。一旦各级人员配备齐全，居上层地位的人就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缺少革命精神，而下层人员则感到动辄得咎，毫无用武之地。
革命家把旧官赶下台，不过是承袭了旧政权的弊害，这个规律被干部与中国公众间的鸿沟证实了。在这新的干部统治阶级内部有许多等级，首先有公社或生产队里的“地方干部”与那些从党、政或群众组织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之分。在帝制时代的官阶有18　品，现今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地区工资级别有24　级，农村地区有26　级。最高级的工资约为最低级的九倍。由于这些工资级别带有不同的特权和特殊待遇，它们就构成了成就和威望的阶梯。当这种制度在1956　年正式形成时，就出现了差别鲜明的社会等级：最上层的是30　年代中期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其次是1936　一1945　年延安时代的。往下是1945　年后参加党的“解放战争干部”，以及1948　一1949　年内战末期参加工作的“起义干部”。
　
干部生活。多克？　巴尼特曾对北京一个典型的部里1000名千部进行过研究。这里面约有1　/　3　是党员，在部内各级支部的领导下组成复杂的小组机构。部人事局与部党委密切而又秘密地配合工作。这套党的机构负责管理所有党员的思想和行为、忠诚和纪律。党员是同非党人员分开的，他们要经常开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汇报下属人员的情况，经常参加“党的生活”会议，并竭力使自己在人事、监察等处的秘密档案里保持良好的记录。非党人员虽然没有那么忙得不可开交，但也要参加定期集合讨论政治的小组学习会，以及参加群众组织如工会、妇联会或共青团。党支部每星期五晚上开会，会上可能发一些保密文件供大家学习，但不得同非党人员议论这些材料。每星期六下午还有全部党内外人员都必须参加的阅读讨论会，按文化程度分成10　人至20　人的学习小组。
如果要想人党，就必须有两名党员介绍，递交一份很长的个人简史。党还可能秘密指定一个党员去暗中了解入党申请者的情况。然后合格的申请者可能要在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为他申请人党的理由进行答辩，才能成为一名候补党员。一名候补党员可能要通过两三次这样的申请手续，才会获得接受，这同往昔读书人要经过几次三番的努力才能中举的情况相类似。
不管已否人党，一个干部的个人档案材料几乎比他本人还重要。他从未见到，但他知道其中有他写的个人历史和背景，他的经历和思想观点，以及所有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在每年年底和每次运动结束，干部都写一份关于他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个人总结。这个总结要在小组会上认真研究和评议，加上组内人员和小组长的评语，然后把这一切东西归人秘密档案。可疑的人员都要经过系统的调查，而且每逢运动，这种容易受到攻击的人当然很可能成为批判的对象。旧的科举制度要求人们自己去精通经学，共产党的制度则要求人们对自己百般畏慑，坐卧不安。即使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他的前途也可能被他的阶级背景毁于一旦，因为他根本洗不掉“资产阶级的污点”。
一个政府部门不时受到各种运动的冲击，由于这些运动很可能危及任何一个人的前途，部里所有人每逢运动就都人人自危。除了运动所要打击的具体弊端外，最后总要挑选某些人作为靶子，来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谴责和使他们蒙受公开的屈辱，这种场面足以提醒所有在旁目睹的人，要不是党的宽厚，他们自己也可能要挨整。这些杀一做百的公开场面异常醒目地重新申张了党的权威。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这些场面促使所有那些感到自己处境危险的人起来极其猛烈地指责他们业已挨整的同事，这样一项活动当然不会增加任何一个人的自尊心。除了在群众面前享有威望和权力外，干部的特权包括：某种程度的经济保障，公费医疗，低廉的房租，廉价的伙食，子女进人较好学校的方便。但这些特权并不包括留在一地工作的权利；丈夫和妻子可能被调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最糟的命运是被“下放”到农村，这是1957　年为多种目的而制定的一种计划：建立地方上的领导班子，通过农业劳动来教育干部或进行惩罚，或者为了精简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压缩城市人口。格雷厄姆？　佩克在描述4O　年代中国公众对国民党不再抱有幻想时，说他看到那些消极地坐视现状日趋崩溃的人脸上，露出“那种神秘的微笑”。据香港的一位研究人员米歇尔？　奥克森伯格的分析，在印年代，那些推动社会变革的运动多半失去了功效。干部们已经学会如何按适当的形式经历运动。在批评会上，一名劲头十足的积极分子会早早发言，但其内容不会越出领导人所限定的范围。明哲保身的人常常在会议的中间发言，稍稍提出一些不出人们意料之外的意见。一个决心要对遭受攻击的人“表示同情的批评者”可能会在会议快结束时发言，加进几句有利于挨整人的意见。但干部们懂得要避免密切的朋友的关系，否则他们以后就会受到仔细的审查。一个积极分子除了应付小组里的批评之外，懂得怎样才能平安地渡过运动。他在动员阶段装出一副表示进步的热情，预先估计下一阶段运动的情况，并在巩固阶段变得相当谨慎，而且还作一些自我批评。总之，党内人士已经学会怎样应付毛的“不断革命”方法以保护他们自己，从而也就丧失了真正发动人民的能力。
毛重新掀起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　年，由于经济情况明显好转，毛和中央委员会在9　月间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甚至在党内也是如此。其后两年内，他们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在许多方面开展了内容广泛的工作计划。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未能获得原先预料各界人民应有的反应，但它规定了日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基本内容的目标和方法。
对毛的迷信崇拜。这种狂热的崇拜集中于少数几篇说教性较强的著作中所表达的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这个为八路军献身牺牲的加拿大医生；“愚公移山”即叙述一个老人和他的后代坚持不懈地移山的故事）。
效法军队。“向解放军学习”他们的彻底献身精神、纯洁的思想、大公无私等品质。军队要做群众的老师。
体力劳动。干部、教师、学生、职员以及全党必须学会和农民群众共同从事体力劳动，永远弥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
全民教育。教育应简化：减少书本知识，把它同生产工作和实际技能结合起来。
重新唤起集体主义精神。应当发动贫下中农重新产生集体主义精神：“农业学大寨”——山西一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模范生产大队。
无产阶级文化。在艺术和学术方面，开始用一种新的政治说教方法代替以往颇少受革命影响的旧文化。
1963　一1965　年提出的这些以及类似的主题，结果就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蓝图。但是，这些主题还必须从“二次降临”的千禧年年时代（这就是在群众中以及在党内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有组织的信仰和狂热中取得其打击力量。毛泽东的感召力和他内心的幻想，是这次大规模举动的重要催化剂想克服的弊病并不是社会关系或客观条件的产物，是人们品格中的污点。正如本杰明？　施瓦茨所说的，在毛泽东主义的思想领域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被变成两种类似无孔不人的流体那样的东西，一种是有害的，另一种是有益的，它们能够到处渗人。无产阶级的真理并非来自任何一个集团乃至组织，而是来自毛泽东思想。”
1935　年后毛担任领导的30　年间所获得的成就之大，足以使哪怕是头脑最清醒的人也产生偏见。中国政界的任期是没有限制的，因此中国政界首脑的地位就常常使掌权者以他就是“中国”这种形象自居，而这种形象事实上也正是铁板一块般的权力结构所要求的。我们可以想象，毛的背后有上百个过去的“天子”在跟他耳语，由于他那好战的斗争作风使他一再取得胜利，听取那种耳语就成了他的习惯。总之，他那不容置疑的地位肯定了他的思想和动机的正确性。毛泽东个人的优越地位是合乎他所领导的运动本身的种种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他也带头提出并权衡党的可供抉择的政策方案，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等等的关系。然而在选择政策的范围内，他一再成为彻底实行左倾路线的主角，反对党内管理人员和经济开发人员的慎重意见，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空想主义巨人。毛称之为修正主义的问题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太多的党员已对毛泽东处理中国问题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势如雷霆的方式丧失了信心。党内有经验的官员如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