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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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诱导每个人产生自我思想斗争的阶段。每天的学习安排仍然是使人心力交瘁的。精心控制的环境这时似乎要把学员严密地包围起来。每个人交出他一生经历和思想的初步总结。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深人，他的总结通不过的危险日益明显。这时受到攻击的，是旧日个人的种种错误和坏事，而不仅是抽象的旧社会，于是学员就竭力挖掘他的缺点，并加以改正。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重视小组的压力，因此每个人迫于这种声势，都在思想感情上陷入困境。他可能因犯有过分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犯有机会主义或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而进行自我思想斗争，或者被他的小组同伙“所斗争”。企图退缩或抗拒这个过程的人就要承受心理上的打击。每个参加者都是完全孤立的，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是内心孤独的。这种压力类似囚犯所承受的压力，使每个人不久就感到有罪（他曾犯了过失，理应受罚），感到内愧（他丢了脸，失去了自尊心），觉得无地自容。他在抨击自己的时候就为坦白和自我谴责作好准备，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思想上患有毛病，需要医治。
第三个阶段是屈服和新生。当他的最后思想总结或坦白被小组和领导所接受时，他可能会感到精神振奋，洗涤干净，变成了新人。这种历时数月之久的过程，是一种经过他人启发的大规模宗教阪依过程，有点像我们自己的鼓动性福音布道会，但增加了压力和心理治疗的因素。个人已经受到一番处理，他自己本性的源泉已经使他承受了压力，而他这种从自我诱发的紧张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是同党的客观权威有关系的，此后他就要一切依靠党了。这是因为，党的目标不仅要控制守纪律的积极分子，而且要变更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变更他们的目标和价值标准，以改进他们的工作。他们抛弃了家庭和父亲，而另外接受了党和革命。
这个过程对于可以训练的年青人最有成效。就老一点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批评、自我批评和坦白只会是他们已经成熟的经验外面涂上了一层虚饰。北京教授们发表的许多讲话都是形式上的。他们谴责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和他们以前所受的毒害，在谴责时也许还为他们受到引诱而背离其固有文化而有点内疚。但他们这种自我批评的重要效果并不在于改变他们个人，而是使公众认为他们是新秩序的拥护者。这样，惟一能代表西方非共产主义影响的一个阶层就把自己中立化而不能成为年轻人的师表了。
共产主义与儒家是想。凡在中国生活过的，几乎谁也不会相信，一场不管多么势不可挡的革命能把难以推动的中国改造过来。以上关于思想改造的概述，不应被理解为那种运动能轻而易举地改造中国人的性格。然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战略，其目的在于维持一个受控制的局面，使人们对现政权即使不是真心爱戴，也要在口头上说些好话，直到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能够接替他们为止。
此外，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专制主义的传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例如，儒家学说在其一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共鸣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只是部分一致。这个共鸣之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布尔什维克强调要把理论变为革命实践，主张理论本身并无价值，而必须用之于实际活动，作为我们不仅了解世界而且改造世界的工作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科学”； 当它用于实践时，必须成为一种伦理学，一种能够鼓舞人们的整个思想和行为的人生哲学。自我批评是为此而必须采用的训练的一部分。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按每个国家的具体背景来运用，要把共产主义思想同当地的传统结合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适当地结合起来”。
共产党的自我批评有点像儒家的自我修养学说，特别是像16 世纪哲学家王阳明（1472 一1529 年）所倡导的那种形式的学说。王反对知知行的二元论石在王看来（借用戴维？ 尼维森的说法）； “所谓知就是知道怎么做并且知道应该做什么。”完全真诚的人应当把他的道德观念在同样合乎道德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因此，王和其他一些人竭力主张自我修养，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把他的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这样知就见诸于行，而行能增益其所知。这个思想在孙逸仙的“知难行易”说中反映出来，其后在蒋介石的言论中也有所反映。
儒家的自我修养不是一种集体行动，但它强调指出人性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改善的，中国古人相信通过适当的伦理教育和规劝，可使一个人成为社会上有道德的人。个人的自我修养和集体的自我批评有某些共同之点。延安的思想改造曾袭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并援引了儒家的权威论点。刘少奇认为，好的共产党员必须通过自我修养、通过“慎独”来锻炼自己，这样他就会灵活而机智地服从党的领导。刘说，一个人由于比较深刻地意识到自身所受的历史影响，就有可能在历史过程所限定的范围内，确实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感。这样，儒家的教导是要人们忠于家庭、父亲和皇帝，毛泽东主义则把效忠的对象变为人民、党和领袖，并为此引证了古书中的话。
大学拟评与政治批评。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中国文学界必须遵照毛泽东1942 年关于文学艺术所说的名言，即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是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当时运用了开会、声讨和出专刊的全部力量来攻击朝廷，把他作为“腐朽的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象征。有一次运动是为了反对胡适把18 世纪著名小说《红楼梦》 解释为自传性的作品。共产党人喜欢把它看成是描写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崩溃的作品，从而把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从中国文化遗产中抢救出来，像其他一些被选中的英雄人物、诗人和文化遗产一样，标明是“属于人民”的。？ 那次运动同时也把依据历史研究而进行的西方式文学评论说得一钱不值，作为攻击中国自由主义及其外国盟友的一部分运动。
但是，共产党的一些有创造性的作家有时也趋向于持批判态度，正如在苏联一样。有些曾因抨击旧秩序而闻名的作家，这时批评了新秩序下的缺点，特别是批评了党的文学权威周扬所说的中央委员会是评价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最后裁决者。鲁迅的一个名叫胡风的倔强追随者，为此被作为一次全国性运动定罪示众的对象。最后，谴责胡风的作家如丁玲也受到周扬的谴责和清洗（周本人在19 肠年被清洗）。
正如思想改造和其他运动在人口中作了筛选、分离出潜在的敌人和新战士一样，中国整个伟大的历史遗产也必须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重新加以评价，以纳人新的国家文化的总体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例如，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国过去大部分光荣的历史必须被归入“封建主义”时期。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根据他们的论点，在18 叨年以后，外国“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与本国的“封建反动势力”流淦一气，阻碍和打乱了中国的“正常”资本主义发展。为政治目的而强加于学术研究上的这种公式，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学者们的注意。
朝鲜战争与苏联援助
毛泽东在1949 年初宣布“一边倒”以反对“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后，在莫斯科花了9 个星期（1949 年12 月一1950 年2 月），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最后签订了为期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对付日本或任何联日国家（指美国）的侵略。从此之后，苏联的力量就给中共提供了保护伞，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他们的国内革命，清除帝国主义的权利和特权的最后残余，并重新维护中国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现在看来，那时北京似乎并不盼望同苏联武装起来的北朝鲜一道于1950 年6 月侵略南朝鲜。相反，中共显然是很想攫取国民党手里的台湾，但当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两边任何一方的进犯时，这种希望就落空了。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在战略上所关心的主要是保证其从日本接管过来的主要工业基地南满的安全。
在北朝鲜早有准备的袭击下，数量处于劣势的韩一美军起初被迫南撤，到东南端釜山周围长宽各50 英里的一块矩形地区内建立了抵抗据点。麦克阿瑟将军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于9 月15日在西海岸汉城外面的港口仁川进行了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显示了现代军事技术的攻击力量。这是一场成果辉煌的军事冒险，接着不久就收复汉城并击溃了北朝鲜的进犯。
当美军于10 月初越过三八线向北往鸭绿江推进时，战争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这时把击退北方进犯的目标扩大到企图用武力重新统一朝鲜这种鲁莽的行动。这一军事目标是麦克阿瑟得胜后引起的，并得到华盛顿的默许，但它忽略了中国希望有一个缓冲国的战略需要，以便避免在其东北工业基地的边境上出现一个明目张胆的敌国。中国几次发出了要进行干预的明确警告，但美国人未加重视。10 月中，第四野战军所属部队大量地编成中国共产党“志愿军”，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进人北朝鲜。他们黑夜在山地长途行军，白天隐藏起来避免空中侦察，等到11 月底总数达30 万或更多一些。与此同时，美军向鸭绿江挺进的两支主力部队分别由不同的司令官指挥，彼此相隔80英里，中间有“不可逾越”的山岭。中国人出其不意的侧击突然迫使美军摩托化部队在严寒的冬季付出惨重的损失，后撤275 英里，一直退到汉城以南。这样，中国人的干涉搭救了斯大林使北朝鲜陷于惨败的大祸。但中国想以其大量人力资源用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这时也受到联合国部队火力的遏制，终于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相持的局面。停战谈判从1951 年7 月开始在边境哨所板门店举行，一直拖了两年。在这期间，战斗仍继续进行，中国进人朝鲜的部队用苏联重武器和一支空军增强了力量。美国的伤亡达14？2 万人，使朝鲜战争成为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第四次最大的战争。（南朝鲜的伤亡数估计为30 万，北朝鲜约52 万，中国可能达90 万。）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 年7 月27 日签订；到1958 年时，这项协定仍然生效，其结果是确定了一条横贯半岛的封闭边界线。
人民解放军也在1950 年10 月侵入了西藏，在历时一年的“解放”和征服战役后，重申了中国的控制权。尽管遭受了损失，这些战役加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嗣后，中国以苏联为榜样并利用它的援助，实行军事现代化。1955 年，义务兵役制开始每年吸收五六百万年满18 岁的青年人伍，以组成庞大的后备兵力。在大约260 万正规军的上层，建立了职业军团，采用苏联式的军衔和军服，享有各种不同的薪铜待遇。但是，像喷气式飞机及其燃料之类的军需品仍必须向苏联购买。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需要付出代价才会到手。1950 年，按照东欧的模式设立了一些中苏“合营股份”公司，以开发新疆的矿业或从事主要有利于苏联的类似事业。但自1953 年3 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这些公司都解散了。同样地，苏联人逐渐放弃了他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于1953 年初结束了对东北铁路干线的共同管理，并于1955 年从旅顺海军基地撤走。
在工业化方面，苏联的榜样和专业知识起初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鼓舞力量。几千名中国技术人员被派到苏联培训，并且在一个时期有万名之多的俄国专家带了图纸来到中国，帮助扩建或新建211个新老工程项目，为整个工业计划开了个头（1958 一1959 年又增加了125 个工程项目）。从1950 年开始的五年期间，苏联每年给中国贷款仗阅0 万美元作为经济援助，由中国输出原材料来偿付。中国战前的外贸格局颠倒过来了，物资输送到苏联集团而不再输送到西方和日本了。1954 年的第二次贷款为期五年，每年提供2 仅刃万美元，但当时那个数目还不够用于偿付到期的第一次苏联贷款。中国接受了重大的技术援助，以及数量不详的军事装备和资本设备，但也因此背了债。
虽然北京起初并未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榜样的局限性，中国效法斯大林俄国工业化的能力却受到某些特殊情况的限制。中国有大面积的煤铁矿资源，以及比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