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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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他恰恰忘记了古人之言：“马上得之（天下）

　　　　，宁可以马上治之？“他也忘记了，他的这些伟大胜利并不仅仅是靠着军事力量取得的，在他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军队只是三大法宝之一。他似乎也忘记了，对于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尤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必然规律，还是很不熟悉的，远没有认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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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还是“不自由的”。这层意思，他在执政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说过，后来却忘记了。可是，“大跃进”时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先提出有谐音之趣的口号“以钢为纲”

　　　　，接着又辅以“以粮为纲”

　　　　，直到出现许多军事术语及其作法，如“元帅升帐”

　　　　（钢铁、煤炭、粮食三大元帅）

　　　　、“两个先行官”（电力和铁道）

　　　　、“一马当先”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以及“大兵团作战”

　　　　、“挑灯夜战”

　　　　之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毛对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过的军事共产主义十分留恋。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他多次谈到，我们党是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家长式的）

　　　　，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他曾多次表示，要逐渐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他还企图把各种社会组织都变成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高度集中的准军事组织；认为通过这种组织可以创造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建立人民公社和后来的“五七干校”

　　　　、“五七农场”

　　　　、“五七工厂”等等，就是尝试。战争年代被敌人分割封锁，各根据地必须自力更生、各自为政。引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于是不论农村、工厂，一县、一省，都提倡“小而全”

　　　　、“大而全”

　　　　，万事不求人。这种封闭式的经济，自然同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毫不相干，背道而驰。

　　　　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顾条件的变化，到处照搬照用，必然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此路不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狭隘经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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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５３

　　　　义色彩。

　　　　晚年毛泽东对待马恩列斯的理论，常以对他有用与否为取舍的标准，这样就不免误解和误用。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至理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这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而且在书中明确指出，他这里所提出的是带有旧社会痕迹，仍然存在市民阶级权利的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实际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也许把这个过渡阶段看得较短，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提出的过渡时期，理解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曾一时看得过短，一时又看得很长很长，由此在政治上产生一系列“左”

　　　　的方针和政策；在经济上则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前面已经谈到，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观点，以及列宁提出的小生产自发倾向的论断，也都特别重视，借以为自己新的阶级斗争理论作说明。在表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他把“资产阶级权利”从本意的分配领域扩大到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并把抽象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同旧制度下有实际含义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由此得出他所需要的结论：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温床。撇开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具体情况，在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补充下，更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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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从实用角度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话，直到临终前，他还要求全党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误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造成令人极其痛心的历史悲剧，曾同“左”的教条主义作过长期坚决斗争取得革命胜利，而受到全党全民爱戴的领袖，晚年也陷入“左”的教条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给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灾难性的后果是违背他的主观愿望的。

　　　　从这个历史教训来说，我们后人应当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何等重要的历史责任！

　　　　十。结束语

　　　　本文有关部分已经说过，为了对自己实践中的每项措施和对策作出解释，毛泽东使他的晚年错误思想逐步具备了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态。其主要部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概括地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发展到极端，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就是“文化大革命”。下面再简单概述一下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

　　　　１９５６年，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的问题后不久，在毛的主持下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一个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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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５３

　　　　当时的一些论者，包括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把它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

　　　　其实这并不是斯大林独有的现象，不善于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人，尤其手中有权的政治家，一般都很难避开权力的腐蚀作用。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必须受到民主和法制的制约，否则，权力能使人冲昏头脑，骄纵放肆，智力衰退。一个西方学者说得好：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

　　　　不幸的是，这一现象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避免，斯大林的专制行为引起了特殊的震动，毛泽东的晚年也终于出现了类似的悲剧。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受批判的几个人中曾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当时只不过是对未来事态的一种隐忧，不幸的是隐忧终于变成了事实。

　　　　同权力的腐蚀伴生的是骄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漫长的２８年中，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尤其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那时毛泽东从不轻敌，何等谦虚谨慎，因而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在军事上，他从不轻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

　　　　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过于强大，还有斯大林的干预，等等这些决不容忽视的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打出了威风，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似乎客观失去任何制约，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尤其党与个人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客观的迷信与主观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确实有了骄傲的本钱，使得毛泽东不再谦虚谨慎了，日渐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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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而随心所欲了。

　　　　从历史上考察，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很注意党的民主生活，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民主传统。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都宣称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后，民主生活就不正常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尤其在反右运动中，普遍推行了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定阶级成分的方法。

　　　　从此，阶级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可以随掌权者的好恶而改变（这方面也有法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邓小平认为，１９５７年大体是毛泽东进入其晚年错误思想的界标。

　　　　１９５７年起，从理论到实践，毛开始同民主思想告别，同时也为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运动准备好了舞台。这时知识分子不是箝口结舌，便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了。对“大跃进”

　　　　、“吃饭不要钱”

　　　　，不是没有人议论，但只能窃窃私议，有些议论的人早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敌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一块新的重要的里程碑，从此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内部。这也就是党内存在“走资派”

　　　　、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的伏笔。通向“文化大革命”的大门打开了。

　　　　任何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总是长处和短处并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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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５３

　　　　在关键时刻，何者处于主导地位。

　　　　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夺取战争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驾驭矛盾，指挥若定，是何等游刃有余；可是领导现代经济活动却相形见绌，这些陌生规律过于复杂，非其所长。如果他有足够的民主作风，党内和国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认输，不怕下“罪己诏”

　　　　，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气概，应当说，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是不难纠正失误的。

　　　　不幸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蚀了他的智慧，谦虚谨慎变为刚愎自用，不但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反而继续想用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抓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这是他本人也是全党的轻车熟路，大家都在行得很，定个百分比，谁都有辫子可抓，根本不要学，不要读书，也不要调查，而且“一抓就灵”。直到“文革”时期，关于经济生活，他仍只能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方针，走不出“政治挂帅”

　　　　、“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迷宫。

　　　　马克思说过，历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

　　　　，对历史的发展常起某种作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本文只是简要地探讨了一下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并且侧重在同政治实践有关的思想，而没有涉及他的性格和气质等问题。其实性格与气质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有关系的，有时甚至是大有关系的。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诗词作品足以方驾古人。他喜欢屈原，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

　　　　，可说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和非凡天赋的人。

　　　　“安得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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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些诗句读来真令人神往叹服。

　　　　应该说，伟大的革命家，不论马克思或者列宁，也都有着浪漫主义的气质。不然怎么能睥睨一世，在旧世界看见了新世界，并且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呢？浪漫主义气质同革命事业可以相容，有时会相得益彰的。一首“北国风光”的《沁园春》，曾经风靡重庆，在大后方多少高人雅士乃至官宦名流中引起震动。可是，在从事经济建设活动中，却容不得多少浪漫主义。

　　　　“高峡出平湖”是好诗，但当年如果把这诗句当作必须立即贯彻落实的建设计划，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开头即提到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

　　　　这就是说，凡自己认定了的目标，必不畏任何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的伟大人物必备的品质，毛泽东则表现得更为特出。但不容拂逆变为一意孤行，那就成大问题了。

　　　　这种问题自随主人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