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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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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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
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
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马克思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恩格斯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
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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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记〔１〕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１〕“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２４〕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４７〕新民学会〔９４〕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１１９〕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３５〕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１９２〕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２０１〕庐山会议的由来〔２０９〕庐山会议的教训〔２２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２３５〕
〔附录〕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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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记
收入本书的十二篇文章，短者几千言，长者几万言，除两三篇为旧作的改写外，都是近年新作。
８０年代初，我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是说，毛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实践，同早年思想性格也是很有关系的。这种明显或不明显的渊源，细心的读者自会感到。
当代中国和每一个大陆的中国人，同毛泽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后退，欢乐与痛苦，乃至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等，都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真是荣辱相关、生死与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辉——毛泽东思想仍照耀着我们，可是他的阴影——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也还笼罩着我们。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说，我们主要还是防“左”
，“左”是根深蒂固的。过去从反右到“文革”二十年的“左”
，同毛泽东直接相关，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因此，中国要前进，要现代化，要搞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同根深蒂固的“左”一刀两断，永远告别，否则就难以顺利前进，甚至可能倒退。毫无疑问，这就需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彻底弄清楚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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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前 记
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根源，从这个笼罩着我们的阴影中完全解脱出来。这就是我写这些文章并集结出版的原因。
就我个人来说，５０年代初，曾利用自己工作中的方便和业余时间，写过一本《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在国内有过很大影响，国外也有影响；１９８０年此书出过增订再版；今年又出增订三版（改名《早年毛泽东》）
，与此同时还出了一本“姊妹篇”——《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所以可以说，我对毛的早年是有研究的。至于晚年，一种“百载难逢”的机遇，使我在“大跃进”时期一直生活在大风大浪的漩涡之中，有许多切身体会，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又尝“左”害二十年（我写有《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于１９８９年出版）。所以可以说，对毛的晚年，我比一般人多一些亲身感受。我们都生活在２０世纪，生逢其辰，何等幸运，饱经风雨，历尽沧桑。可以说，本世纪的前五十年是战争与革命，后五十年是冷战与发展，世界如此，中国亦如此。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自己的种种亲历，包括所见所闻，总应当不再如入五里雾中，而应当心明如镜才好，否则，岂不糊里糊涂过一辈子或半辈子！
何况也只有这样，才能鉴往知来，有所趋避，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和心情，来了解毛泽东的晚年，并对其“左”的错误思想作些探讨的。在《关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系《晚年毛泽东》一书序言）中，我说过，“在毛泽东的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而且是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思想与活动（主要是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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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记３
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关于毛泽东尤其是他的晚年，国外有许多学者正在进行研究，而且起步比国内还要早一些。
对比之下，我们确有某种惭愧之感；对于这位巨人的研究，难道我们反而落在外国人的后面吗？“
也算以身作则吧，于是有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这篇长文。
它的产生过程简单说几句。
１９８８年尾，一批中青年党史研究者邀我座谈晚年毛泽东，后来将录音记录给了我。
直到去年，我才断断续续整理成文，先后五稿，越整越长。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加了个帽子，最后定稿。生平为文谨慎，这篇长文当然更是慎之又慎。定稿曾请几十位友好、学者专家和我敬仰的前辈审阅，有十多位同志除随手修正文字外，还另写了意见与我，有的长达三四千字，使我十分感激。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应尽快发表出来，这就使我决心将此文编入集中。
李 锐一九九二年七月于北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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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的道路A
本书的任务是从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来叙述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
时间的跨度是从１７岁以前在韶山的岁月开始，直到１９２３年春前往上海党中央工作为止，也即是３０岁以前特别是２０岁到３０岁这关键的十年时间。因此，这本书也可名为“３０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个人在３０岁以前可说是青年时期，即从人的整个一生来说，一般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可是青年毛泽东是比较早熟的，这同时代和环境有关，更同他本人的好学储能和刻苦锻炼有关。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从他不同凡响的青年时期开始的。现在我们就此再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的伟大成功和晚年错误也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即１７岁以前，是在他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农村中度过的。
他家祖辈务农，父亲是一个识字不多、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只希望长子稍识文墨继承家业。
因此，毛泽东自幼的身份是小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小学生。作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六年私塾，四书、《左
此文为《早年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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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传》等能背诵如流。虽说这些经书枯燥难懂，其实自幼熟读就近似电脑的软件储存，成年后自便于应用；何况经过六年师范，老师指点和自己钻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消化。
这些孔夫子的书，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这从五卷《毛选》中可以证实）。经书难懂，他最爱读的是《三国》、《水浒》、《西游》这些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英雄。同时《纲鉴易知录》这类简明历史读本，则逐渐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历史嗜好。读书认真，“小长工”的劳动也是认真的，犁、耙、栽、割，样样都在行，而且跟人争胜，抢干重活，１３岁就在田地里当一个整劳力使唤。这样，自幼养成山区农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就靠双手。母亲的慈祥和乐于助人，更影响儿子同情贫弱，兼爱众生。同农民的这种天然关系，促使他一生了解农民，尊重农民，不失农民本色。好读书不仅培养了记忆力，也提高了领悟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幼善于思考。养成一种自解疑难的习惯。如在《三国》、《水浒》中，怎么没有农民当主人公呢？纳闷了两年才想通：原来文官武将不必作田，是农民养活了统治他们的统治者。
《盛世危言》这本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以至三十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本书的大要。辛亥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这个事件也使他难于忘怀，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站在受苦受难人民的一边。
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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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３
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到胜利。看来，从劳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
经过亲友的帮助（他们看重这个可造之才）
，他终于离家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可说是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个转折：１９１０年秋，１７岁时，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山村，来到当年的一个新式学堂。在这个学堂虽然只读了半年，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由此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尤其喜读《新民丛报》，深受梁《新民说》的影响：“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这种必先“变化民质”的思想，同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是一脉相通的。
他还师法急切锐利、常带感情的梁氏新文体，写得一手好文章，获得老师“气宇非凡”的赞赏。但这个学堂仍不能满足求知渴望，他急于想到省会长沙这个新天地去。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夕，不满１８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出在广东，林则徐、洪秀全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和陈天华都出在湖南，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
，“因时而变法”
，经世致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学风，影响至大。湖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
，传教与事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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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他也师承王船山，并刊刻传播《船山遗书》。不论其人如何满手鲜血，如何“忠诚的虚伪”
，列在他名下的“湘学”
，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用”
，“贵诚蔑浮”
，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两种政治方向截然相反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当年不仅一般青年学子，即志士仁人也方向不辨、主次不分。从梁启超、杨昌济到陈独秀、毛泽东都佩服过曾国藩。这种历史现象也说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甚为复杂；反面中有正面，正面中有反面；非中有是，是中有非，其主次、轻重就看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对待。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２００多人。清末留日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
为依托的。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
，有其深远影响。
正是在黄花岗起义时节，毛泽东到了长沙。这个有志于学的乡下青年，立即投入学生的火热斗争之中，在学校发表政见，剪辫明志。武昌起义时，他就马上投笔从戎，正式参军当兵，过了半年军营生活。这件事说明，革命形势到来时，革命与求学两事相较，前者对他是第一位的。他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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