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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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４送猓颐窃谠缟习说憔傩芯椭暗淅瘢鞘碧艋姑簧摺Ｒ蛭笫且桓鲂∈庇�15分钟列队走过政府大厦台阶前面的游行，展示了新的国旗，一个合唱团唱了新国歌。立法议员和部长们都在台上观礼，四周有群众围观。随着2万名男女和儿童拿着旗帜在自治邦新元首面前走过，各种彩色气球冉冉升空。
国旗的设计花了很大的工夫，因为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感受。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要红色；马来人要红白两色，那是他们象征勇气和纯洁的传统颜色。但是印尼国旗已经用了红白两色，波兰也如此。华人受了共产党中国国旗上的五颗黄星的影响，要加上星星；马来人要新月。结果我们选定新月加五颗白星，而不是伊斯兰教传统的一颗星。五颗星代表国家的五大理想，那就是民主、和平、进步、正义与平等。国旗的设计是为了协调不同种族的象征和理想。
我们也对国徽的设计达成协议。国徽上有个由一弯新月和五颗星星组成的盾，两旁由一头狮子和一头老虎支撑，下面有条饰带，写着马来文字〃MajulahSingapura〃；意思是〃前进吧，新加坡！〃
选择国歌的过程比较容易。曲调必须有本地区的风格，歌词用国语。恰巧当时有个早年来自苏门答腊的马来作曲家朱比赛，他创作的一支曲子，让以杜进才为首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选中了。它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比较慢，曲名和主题就是〃前进吧，新加坡！''（〃MajulahSingapura〃）。
尽管我们在执政的最初六个月内一直在摸索，我们仍然为政府的许多重要政策奠定了基础，包括在实现建屋计划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个计划后来使新加坡的面貌完全改观。1960年2月，我们解散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把它的职能分散给建屋发展局和策划局，前者成为国家发展部属下的一个部门，后者归总理管辖。接着我们委任林金山为建屋发展局主席。这个委任关系重大。林金山和吴庆瑞在英华学校和莱佛士学院是同届同学。他原本从商，是个讲究实效和富有创造力的人。他给自己的硕莪厂设计了一架硕莪加工机。除了担任本地一家大银行的董事之外，他也负责经营岳父的当铺和父亲的汽油站。他的本领是多方面的。为了给人民提供新的住房，吴庆瑞要保证政府拨给建屋发展局的每一分钱都用得恰当，林金山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建屋发展局做到这一点。
林金山依照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去做。他终于把组屋建成了。1961年5月，河水山木屋区发生大火，3万个居民无家可归。在短短18个月内，林金山让他们住进一房式组屋，这种组屋的厨房和厕所是公用的。他也在广东民路我的选区内兴建一座组屋，位置很显眼，我的选民眼看着它一层一层地盖起来，巴不得早日搬进去住。要不是林金山在大选以前基本上把组屋建好，我要争取蝉联恐怕会有困难，
凡是新政府都免不了要证明本身的能力，通过许多新法律，推展许多新计划。1960年2月，我宣布了准备把新加坡海港局改组为新加坡港务局的计划。接着我们把妇女宪章提交议院一读，从而把新加坡引入一夫一妻制度和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后来，设立仲裁庭的立法程序在议院完成，我们便委任马来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甘巴为仲裁庭主席。大家都知道他同情工人，但是他不可能做得过火而把雇主置于死地。仲裁庭是依照澳大利亚的模式成立的。
成立贪污调查局
我们开展推行家庭计划的运动，事先训练了1000名志愿人员向公众展开宣传。希望降低每年4％的人口增长率。
我们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行动，是向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以使我们拥有更广泛的权力来对付贪污。这是我们所连续采取几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旨在强化法制，以便把以身试法者控上法庭定罪。贪污调查局这个新部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我们宣布将给予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和南洋大学同等的财政援助，但是我们也要求两所大学具有同等的程度。为了改善南大学生的前程，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我们着手让他们进入马来亚大学就读，从而让他们提高自己。我们开始在马大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开设历时三个学段的大学先修班课程，让合格的非英文源流学生进修后考入马大。
尽管我们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唯独经济计划方面少有进步。9月间，我们同马来亚商谈有关成立有限度的共同市场的问题，对方的态度却比以往更为冷淡。情况坏得很。当时本地一名厂商打算扩展他的棉纺织厂，使它成为从提供原材料到生产成品的工厂，包括织布和制衣；这已经是则大新闻，因为扩展工厂将使所需劳动力增加300个。我们正处于艰难的境地，迫切需要新的就业机会。
当时，旅游业在亚洲还处于萌芽阶段。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游客，都到其他先进国家去观光。于是我们决定展开宣传，把1961年定为〃访问东方年〃。为了吸引游客，我们在4月间举行航空展览，接着相继举行电视和无线电展览、汽车展览、胡姬花展览、摄影展览等等。6月3日则举行邦庆日庆祝盛会。接下来是历时两个星期的文化节活动。我们以这少许节目来吸引外国游客。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技术援助理事会派出的一个技术团。这个技术团于10月间到新加坡来考察拟议中的裕廊工业区，然后就哪种工业适合在这个工业区发展提供意见。我们很幸运，得到温斯敏博士的协助。他是这个技术团的团长，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精明能干的商人，过去是个工业家，担任过荷兰政府的部长，对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他在新加坡逗留三个月左右，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我们的经济主要依赖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一个印尼代表团曾到新加坡来，讨论如何消除两地之间的〃不正常贸易〃以及如何增加他们的外汇收益。他们要求我们把从印尼运到新加坡的货物当中的相当大的比值，以外汇记入他们的账户，他们则答应通过新加坡购买双方所同意的一定数量的货物。然而摆在眼前的却是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要商人合作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没有人会申报从印尼进口或输往印尼的货物的价值，也不会申报真正买入和卖出的货物的清单和价格。印尼配货人寄出的发货单上的价钱，也低于货物的实际价值，而且往往利用同一份出口许可证寄出第二批货物等等。
第21章 大马来西亚
长久以来，英国人在探讨〃大马来西亚〃的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是实现他们长远目标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们在本区域的殖民地联结在一起，然后才让它们独立。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会不会有一天由共产党领导？他们相信当我公开坚持新马合并是新加坡实现独立的方法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期间，新加坡同马来亚合并的问题看来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东姑对新加坡的态度最叫人气馁。他再三回避向他提出的任何合并建议，坚决不要新马两地在任何情况下合并，而且利用每一个私人或公开的场合表明他的立场。1960年5月，他在伦敦告诉马来亚留学生说，新加坡的政治思想像种族结构一样，跟联邦不大相同；加上新加坡有130万华人，这会使马来亚人感到不知所措，破坏联邦的宁静气氛。他说：〃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和新移民，始终效忠中国，很少关心马来亚。〃他这番议论在当时来说是很典型的。其实他也够坦白的。因此，6月间有人在电台节目中问我有关新马合并的展望时，我决定对人们的期望泼冷水，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新马两地不可能合并。我说，联邦担心种族平衡会受到破坏，它也怀疑新加坡的华人大多同情共产党。因此，我们得用具体的方法向他们表示，我们效忠的对象主要是马来亚。
令人特别担忧的是，东姑对我们的希望泼冷水，却丝毫感受不到对新加坡公众内心造成的伤害。他每次发表谈话，新加坡报纸总是突出报道，这就使那些主张新加坡成为独立自主国的人赢得更高的声誉。到1960年10月，连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也赞同新加坡先成立主权国家，然后才考虑同马来亚合并。然而正如我向英国驻新加坡专员薛尔克勋爵强调的那样，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共产党一旦控制独立的新加坡，一定会战斗到底，不会轻易把主权交给联邦。
薛尔克是苏格兰一位公爵的次子，平时常摆出一副贵族架子。他异常瘦长，看起来有点驼背。他的头发灰白卷曲，瘦削的脸庞往往露出顽皮的表情。他有一种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习惯，每次碰到问题，便用舌头拨弄上额的一颗假门牙，使它上下跳动。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但在社交方面却有高明之处，而且不乏贵族的魅力，能使平民在他面前觉得自在。他对我有好感，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可是他的副手穆尔可能觉察我有时显得不耐烦，怀疑我不把他当作一个重量级人物看待。因此，为了突出他的重要地位，穆尔就一再提醒我说薛尔克曾经担任过英国的内阁部长，目前仍然能够直接会见首相。
我在吉隆坡会见过英国官员。9月间，我跟珀西·克拉多克会谈。他是我在剑桥法学院的同届同学，现在担任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的秘书。我们共进午餐时我对他说，东姑排斥新加坡的政策，目光未免太短浅了。克拉多克在提呈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总得有人找东姑谈谈，告诉他如果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让毛泽东的代表到那里去的最好方法。这样一来，你将面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Enosis（合并）运动〃。（Enosis是指当年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为了争取同希腊政治合并而展开的斗争，结果发生许多恐怖事件，成为重大新闻。）
但是三个月后，英国驻马来亚联邦最高专员杰弗里·托里爵士告诉我，东姑曾经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觉得每当我或者任何其他新加坡发言人发表公开谈话，暗示新马有可能合并时，都使他在政治上感到很难堪。首先，这种谈话使他的敌手深感安慰和受到鼓舞。他的敌手就是社会主义分子，以华人为主，总是渴望有一天能够同长堤彼岸的人民行动党会师。其次，这种谈话往往使他同马来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关系紧张，因为有关联盟政府考虑同新加坡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的任何暗示，都会使他们对他实行的政策更加担忧，害怕将来允许新加坡的华人入境，华人会把马来人淹没。尽管我们做出种种努力，东姑、敦拉扎克和伊斯迈就是不肯坐下来就新马的长期关系同我进行严肃的商谈。关于新加坡如果独立并受共产党控制，对马来亚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他们不愿去想。
最后，为了使我继续抱着希望，我想英国人正鼓励我提出一个有关联邦的更大方案，也就是不仅包括新加坡，同时也包括婆罗洲英国三属地（即北婆罗洲、文莱和沙劳越）的宏大计划，使他族人数不会影响到马来选民所占的多数地位。薛尔克和穆尔建议我准备一份文件，不是提交东姑，而是交给敦拉扎克。我猜想他们已经通过杰弗里·托里，说服敦拉扎克考虑这个概念。我在1961年5月初便准备好这份文件，交给伊斯迈，由他转交敦拉扎克。说实在的，英国人为了说服敦拉扎克，费了不少唇舌。托里还争取到罗伯特·汤普森的支持。汤普森是马来亚的公务员，担任国防部秘书，敦拉扎克是部长，是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在工作上合作无间。
敢于正面向东姑提出这个课题的人，是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邓肯·桑迪斯。1961年1月他来到新加坡，以便续程前往联邦，向两地政府汇报有关英国即将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事。我借这个机会向桑迪斯详细说明，如果新马两地到1963年宪制会谈举行时还未合并，我们将面临的危险。新加坡自行独立的话，走共产路线将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这一番话想必对他产生某种影响。后来穆尔对我说，桑迪斯表示他从来没遇见过像我那样渴望把政权移交给另一个政治核心的当权领袖。英国的档案显示，桑迪斯同东姑谈过这件事。薛尔克也提出报告说，桑迪斯告诉他两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不过他对会谈详情却一无所知。
后来，我对桑迪斯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他有时谈话开门见山，而且坦白得出奇。身为丘吉尔的女婿，他不乏自信，具有巨大的决心和勇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次车祸中伤了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