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师-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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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
“且备反侧！”
耿直的岳飞明瞭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
岳飞出使后，方得知耿著的冤狱。他说：
“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
岳飞连忙写信，告知韩世忠。韩世忠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求见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场，“投地自明”。宋高宗本来就无意于杀害这位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便召见秦桧，示意不得株连韩世忠。于是，这件冤狱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结。
六月，岳飞和张俊来到楚州，这是淮东战区的大本营，控扼运河的重镇。岳飞巡视城防，凭吊当年赵立和全城军民苦斗与死难的遗迹，追忆自己当年在淮东的血战和挫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李宝当时正出戍海州，岳飞将他召来，“慰劳甚周至”。李宝发现，这位旧帅在备受挫折之余，依然我行我素，健旺的斗志并未衰减。两人匆匆见面，又很快告别，谁也未曾料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李宝奉岳飞的命令，扬帆出海，北上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市）和文登县（今山东文登市）扫荡一番，为他二十年后的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州市）大海战，作了一番认真的预演。
岳飞检点兵籍，发现韩世忠军才有三万余人马，居然自守有余，能西援淮西，北上京东，真是位“奇特之士”。他更深切地感到，拒绝朝廷错误的政令和军令，实为责无旁贷。他向张俊恳切地，然而又是强烈地表示，反对拆散原韩家军，反对将其大本营后撤镇江府。岳飞说：
“今国家唯自家三、四辈，以图恢复。万一官家复使之（指韩世忠）典军，吾曹将何颜以见之？”
张俊和韩世忠一直是同僚和平辈，因私交不坏，终于成为双重的儿女亲家。但张俊此时正做着独掌天下之兵的迷梦，对岳飞的规劝自然置若罔闻。他只是建议要修缮楚州的城壁、濠堑之类，岳飞不愿意回答。张俊便一再追问，岳飞只能以直言相告：
“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戮力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
尽管耿著的冤狱，已对岳飞预示了险恶的征兆。但他不忍坐视朝廷和张俊的倒行逆施，只要事关抗金大局，只能据理力争。他一语道破了提倡修城，无非是准备撤军江南。张俊听后，“艴然变色”。他满腔恼怒，遂向两名卫兵发泄，搜剔一点微小的罪名，要将两人处斩。岳飞为此“恳救数四”，只是更增强了张俊不杀不足以解恨的兽性。岳飞最后看到两名无辜者之屈死，更愤愤不平。
张俊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怀着肢解原韩家军的鬼胎，处处疑神疑鬼。岳飞住在楚州城里，他只敢住在城外，以备若有风吹草动，便于逃命。中军统制王胜参见之前，有人捕风捉影地报告：
“王胜有害枢使意。”
王胜在教场整列队伍，将士们顶盔贯甲，接受张俊检阅。张俊心虚，便问：
“将士何故擐甲？”
王胜弄得莫名其妙，答道：
“枢使来点军马，不敢不带甲。”
张俊忙令卸甲。
尽管有岳飞的反对，又不得军心，张俊仍然凭借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他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其实是准备割让金朝，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淮东军也按宋廷的原计划，自楚州后撤镇江府，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往临安府屯驻。
按宋高宗和秦桧的盘算，对原韩家军作如此措置，既消除了朝廷的一大隐患，也扫除了降金的一大障碍。但张俊却执意扩充自己的实力，他紧接着将自己的枢密行府设于镇江府，以便直接掌管这支原属韩世忠的部队。
第二节罢官赋闲
岳飞不能制止张俊的胡作非为，于七月初回“行在”临安府后，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
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帅，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韩世忠的问题大致解决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他在不允诏中说，“朕以二、三大帅各当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枢机之府，以极吾委任之意”。“今卿授任甫及旬浃，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责，乃辞不能。举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权，而谓不可以有为，人固弗之信也”。词意如此剀切，宋高宗似乎是全心全意希望岳飞施展才能，“御敌”抗金，尽管岳飞不识抬举，而皇恩仍是曲加优容。其实，这不过是一纸侮弄忠肝义胆的臣僚的文字游戏。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行朝，有虚位而无实职。
当得知金朝已再次明确表示了愿媾和的意向，倔强的岳飞仍不肯暗默保身，他明知皇帝的主意毫无挽回余地，却依然上奏，犯颜直谏。他说，“金虏无故约和，必探我国之虚实”。“今日兀术见我班师，有何惧而来约和？岂不伪诈。据臣所见，见为害，不见为利也”。
宋高宗下不允岳飞辞职诏后，对岳飞的弹劾奏章也接踵而至。这是在秦桧的唆使下，由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和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三名台、谏官出面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像岳飞那样兢兢业业献身抗金事业的人，确实并无什么把柄，可资以纠弹。即使在此类肆意诬蔑的奏章中，也不得不承认岳飞“蚤称敢毅，亟蒙奖拔”，“慨然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称之”。作为攻讦口实者，主要是以下数事。第一，“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言语含混，其实是指岳飞建议立皇储和反对与金媾和。此两事仅一笔带过，尚不作为攻讦的重点。第二，“自登枢管，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每对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适”，“不思报称”，“亦忧国爱君者所不忍为也”。第三，淮西之役，“坚拒明诏，不肯出师”，“略至龙舒（舒州别名）而不进”，“以玩合肥之寇”。第四，“衔命出使，则妄执偏见，欲弃山阳（楚州别名）而守江”，“以楚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后两条则完全是摭拾张俊之唾余，含血喷人。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散布流言飞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
“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
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他说：
“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
秦桧连忙帮腔说：
“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按照惯例，台、谏官上章弹劾之日，即是宰执引咎辞官之时。更何况是岳飞，他既明白朝廷的用心，更以素餐尸禄为耻，他上奏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的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就能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
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了少保的阶官，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在罢官制词中，宋高宗说岳飞的“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但他仍然宽大为怀，“记功掩过”，“宠以宽科全禄”，“所以保功臣之终”。他要求岳飞“无贰色猜情”，“朕方监此以御下”。表面上看，罢官制与岳飞的辞职奏是互相呼应的。其实，宋高宗根本不想“保功臣之终”，而是在“贰色猜情”一句中，埋伏了杀机。岳雲也保留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的遥郡官阶，改任提举醴泉观，与父亲一同退闲。岳飞的幕僚沈作喆为他作谢表说：
“功状蔑闻，敢遂良田之请；谤书狎至，犹存息壤之盟。”
岳飞对“谤书”表明了理所当然的蔑视，但对宋高宗“保功臣之终”的盟誓，却仍以臣子之礼，而表示感戴之情。秦桧读此谢表，更是怀恨在心。
宋廷对岳飞的幕僚非常忌恨。岳飞任枢密副使后，尚有于鹏、党尚友、孔戊、孙革、张节夫等十一人与他过从甚密。岳飞出使楚州时，他们都被岳飞奏辟，充任枢密行府的属官。岳飞不去镇江府后，他们仍始终不渝地追随岳飞，“各请宫祠，平居无事，聚于门下”。宋廷发表他们为地方官，“趣令之任”，强行遣散，以防他们再与岳飞直接往来，为之出谋划策。高颖本是北宋进士，“陷伪十年，固穷守节”，他迟至绍兴十年九月，方出任岳飞湖北、京西宣抚司参议官。高颖主动请求，愿“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岳飞被解除兵柄后，高颖曾任司农少卿，旋即以“实无他能”为由而“放罢”。无差遣实职的高颖回到鄂州。宋廷害怕他与王贵、张宪等有交往，在岳飞罢官的前一日，又发表高颖添差福建路安抚大使司参议官，“添差”意味着并无实职，“限三日之任”，并且命令湖、广总领林大声“优与津发”。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皇权已毫无威胁，对宋廷的降金乞和活动也无力干预。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并未至此罢休，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又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须皇帝亲授，前线每一项军事行动都须禀命而行，把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剥夺干净。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是金字牌，用一宋尺多长的朱漆木牌，上写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凡皇帝发下急件，用金字牌传递，日行五百宋里。臣僚发给朝廷急件，另用“急递”，日行四百宋里。事实上，纸面规定日行四、五百宋里的速度往往达不到，这是由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岳飞自鄂州或前方发往“行在”临安府的急递奏状，行程须十日以上；临安府行朝用金字牌传递诏令，一个来回，约需二十日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师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飞在攻占蔡州和淮宁府后，于闰六月底终止军事行动，“轻骑一来相见”。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秦桧身为奸细，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然而两个多月以来，各战场传来的是或大或小的捷报，而无败报，这使他更急于要从中破坏。秦桧捣鬼有术，然亦有限，单凭他以三省、枢密院的省札发号施令，对岳飞、韩世忠等官高权重的将帅并无多大约束力。根据若干年来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