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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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决让杨家人非常失望，这相当于把他们拉回到与开发商博弈的最初阶段，更关键的是，他们没有了房屋这个重要的筹码。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是万般无奈了，杨家人决定“以身护房”。
2007年3月21日下午，在法院宣布依法强制执行拆迁的前一天，杨武挣脱工地保安的阻拦，来到自家屋内。他旋即出现在楼顶平台最高处的木架上，挥动国旗，打出横幅，引起观者惊哗。与此同时，妻子吴苹和亲戚帮忙运来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将一条粗尼龙绳抛给杨武，陆续将东西拉到房子内。杨家下了决心要与房子共存亡！
就从2007年3月初开始，有人把这场拆迁纠纷所形成的“怪异”场景拍成照片，发到互联网上，网友将其命名为“史上最牛钉子户”。
“最牛钉子户”在网上迅速“走红”后，其他媒体也纷纷介入报道，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焦点。当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下达3月22日之前限期强拆的通知后，这起“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从3月21日开始，局势好像得到了爆炸式发展，来自全国和世界的上百家媒体以及民众都在等待，看身处“孤岛”的杨武以及这个已陷入僵局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如何才能收场。
事情在22日晚上达到高潮，“长枪短炮”在那里一直守到凌晨，等待22日那场强拆。一位亲身经历“钉子户事件”处理过程的负责人感到十分惊讶：“怎么有那么多记者来了？”“重庆直辖后，城市建设加速，这种案件一年二三十件是有的。唯独这件引起那么大关注。”
时间指向3月23日零点，强拆的时效开始启动，可是法院的人依然没有出现。夜色吞没了这座孤岛和守卫在里面的杨武。
3月23日上午，九龙坡区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法院表示：对社会普遍关心的何时强拆问题，目前尚不能确定。
问题好像有变动的迹象。3月26日，重庆市市长首度表态：政府有能力依法、冷静、妥善地处理好这一事件，但绝不迁就漫天要价、毫无道理的要求。同时，法院贴出公告，责令杨家必须在3月29日前自行搬迁。
3月27日傍晚时分，杨武来到小楼的顶层平台，用他那标志性的动作——挥舞有力的拳头——向“孤岛”外的记者大喊：“我要和市长对话！”
这是杨武在“孤岛”上的第7天，这7天时间里，络绎不绝的人群在那里守望着他。三三两两的人群指着小楼上国旗和横幅低声议论着，有的则掏出手机或用随身带的数码相机拍上几张，还有的市民自发将鲜花插在工地外的围栏上，以示支持。
3月30日，九龙坡区法院再次责令杨家必须在4月10日前自动搬迁。
第二部分 第102节：法为（9）
独上“孤岛”已经10天了，这个时候杨武似乎有些累了，他不再像独上危楼之初时对保安扬起拳头示威，也懒得冲记者举起煤气罐显示决心，亦不再挥舞那面插在楼顶上的国旗。在杨武的“孤岛”对面，一家房地产商的巨幅广告好像在向他招手：“彼岸就是幸福。”而且还似乎一语双关地注明：“3月末，全城等待中”
4月2日，重庆气温突然骤降，路上的行人被冻得瑟瑟发抖。杨武已经在“孤岛”内坚守了13天，他似乎已经很累了。阴湿的天气让他穿上了一件黑色毛衣，裹住了一身发达的肌肉。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杨武在屋子里躺着，情绪很低落。三点多，杨武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立刻高兴起来，吃了两个苹果。
在四点钟的时候，杨武突然爬到楼顶，把国旗和横幅拆了下来。之后，通过工地开发商提供的长梯，杨武离开了独自生活了13天的“孤岛”
在3月30日至4月1日的3天谈判中，“钉子户事件”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杨家夫妇获得异地同等面积安置房一套，同时获得90万元营业损失补偿。
4月2日晚上，一辆黄色挖掘机开到了杨家小楼的背面，开始拆迁作业。
“请记住这一刻，4月2日晚上10点37分，房子倒了！中国最牛钉子户消失了！”通过一名一直在现场观望的男子的手机，传来一个众人关注的消息。
楼房倒塌后，现场前来督导施工的二三十名官员击掌庆贺。他们很是感慨：“拖了好几年的事，3个多小时就解决了！”
“孤岛”小楼就这样在一个夜晚灰飞烟灭，一场拆迁风暴偃旗息鼓。
“最牛钉子户”的出现代表的是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它就像一次启蒙运动，高举着《宪法》的旗帜，高呼着“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向人们呼啸而来，启蒙着人们的个人意识、公民意识。
就在“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成为中国2007年初最热门的新闻事件时，热心的网友们还就此找出了一系列的国内外“钉子户事件”。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出现以前，网上流传的最牛的“钉子户”来自上海。2006年8月，一张图片在各大论坛流传：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间，立着一栋破旧的二层小楼。这件事发生在上海静安区，当时网友们就把它称为“上海最牛钉子户”。之后，北京、深圳、广州、长春、福建、广西等地都相继曝出了当地“最牛钉子户”。
在这期间，中国网民在网上讨论最多的，则是一个有关普鲁士国王非法拆掉一老百姓的磨坊而最终依法重建的故事，有人趁此还列举了日本、英国、美国、韩国等国在处理“钉子户事件”上的态度，最终基本上都是尊重了“钉子户”自己的意愿。
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这个新闻的背景、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2007年3月16日，起草数年、几经争议的《物权法》通过，将自10月1日起施行。一法学专家认为：“《物权法》将终结圈地运动和强制拆迁，使其成为历史名词。”有人分析，如果《物权法》生效，该“钉子户”应可胜诉。而杨家小楼的主人吴苹却似乎比一些专业人士看得更远更宽：“不仅是《物权法》，《物权法》之前的《宪法》也保护私有财产不能侵犯。”“《物权法》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其实中国法律已经很多了，关键是执法问题。”
“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当代中国城市拆迁运动的典型样本：涉及面广、矛盾尖锐、社会关注度高、理论争议多、处理难度高
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运动，“拆迁”、“征地”这些词语成为了中国老百姓心中的一个痛。随着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前十年中，城市化过程中的“拆迁”和“征地”运动演绎得最为激烈。
由于“拆迁”涉及多方利益，政府、开发商、住户在拆迁问题上，始终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实际操作中围绕着拆迁发生的诸多矛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第二部分 第103节：法为（10）
而无论是与政府、开发商还是拆迁公司相比，被拆迁者似乎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他们无处博弈，更没有博弈的资本。当粗暴野蛮的拆迁行为侵犯到被拆迁者的利益时，被拆迁者往往会采取特立独行的维权行动。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迅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到2009年，在中国近十余年的拆迁运动中，其中的暴力拆迁和反暴力拆迁成为了一道独特的历史景象。
在21世纪之初，因拆迁而积累导致的社会矛盾，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呈现在公众面前。新华社记者对拆迁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后，为相关报道冠上了“拆迁之痛、痛彻民心”的标题。2003年8月22日，家住南京市邓府巷同庆里的翁彪因拆迁问题，在邓府巷拆迁办公室自焚身亡，在场的7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受伤；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9月15日，在北京天安门前，跟翁彪同样的“自焚”悲剧发生在安徽农民朱正亮身上。
2003年9月19日，也就是在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门自焚后的第4天，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随后，中央派出4路人马，分赴山东、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突击调查拆迁问题。
在政府积极出台拆迁管理规定的同时，暴力拆迁的悲剧还在不断上演。2003年12月，家住苏州市工业园区的孙宝祥和朱玉珍在睡梦中被人强行捆绑带离，随即，他们居住了25年的房屋倒在了推土机铁铲下；2003年12月，沈阳市于洪区北陵乡下坎子村居民房屋遭铲车野蛮拆迁，一名正在屋内睡觉的61岁老人被当场埋在废墟之内
针对愈演愈烈的暴力拆迁行为，2003年12月3日，建设部发布《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要求规范城市房屋拆迁估价行为，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004年初，作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配套法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由建设部颁布，于3月1日正式实施。在3月14日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私有财产保护”写进了宪法，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虽然有这些重量级举措的出台，但在2004年，“强拆”却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有继续扩大的势头。2004年5月，湖南省嘉禾县为促进拆迁，对与拆迁户有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实施“家属不搬迁、职工被停薪”的“四包”“两停”政策，导致3位拆迁对象被错误拘留，11位公职人员遭“株连”，160多位公职人员受到牵连。拆迁过程中还打出了类似“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惊人标语，一时震惊全国。事情发生后，国务院作出决议并通报全国，嘉禾县5名官员被罢免。
2004年5月，沈阳55岁的拆迁户董国明因拒绝搬迁，他家的房门被开发商从外面用射钉枪钉死，禁止出入。为了让董国明妥协，开发商使尽了招数：每天晚上隔10分钟就砸楼板；在他家门口放火熏，不准家人给他送水送饭，甚至在楼内还有人居住的情况下，就用推土机开始拆房在停水断电的危楼内，董国明已生活了27天，每天依靠家里以前剩余的方便面、咸菜和土豆度日，当记者前去采访时还遭扣留
暴力拆迁事件在各地频频发生，有的地方因为补偿标准过低，或者不履行协议，甚至不给拆迁户安置补偿；有的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以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为由，强行介入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越俎代庖，成为直接的拆迁人；有的企业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压低补偿金额，并拒绝居民回迁；还有的开发商甚至动用黑社会势力，在拆迁公司没有与居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拆除其房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拆迁经历，足可以写一部小说。”一拆迁户在讲述自己的拆迁经历时作出了这样的无奈概括。
2003—2004年的“强拆”疯狂期过后，在2005—2006年，“强拆”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拆迁毕竟牵扯面太广，说到底它是一种力量的博弈，这期间“强拆”的惯性还在持续。
第二部分 第104节：法为（11）
进入2007年后，虽然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其中规定了“征收个人住宅的应当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条件”等有利于被拆迁户的内容，而且《物权法》开始颁布、实施，但各地暴力拆迁事件依然频发。
2008年6月，上海闵行区被拆迁户潘蓉夫妇为了抵抗强制拆迁，手持自制燃烧弹阻挡挖土机掘进；2008年7月，北京密云县一村民在自家拆迁房前被殴身亡；2008年10月，广州一房地产开发商为威逼居民搬迁，竟然将上百条毒蛇放进居民家中
2009年，疯狂的“拆迁运动”又进入一个高发期，各地因拆迁而导致的悲剧时而上演。10月28日，在青岛，拆迁户张霞在多次强拆面前，痛下决心用自焚的方式抵制，最终受重伤；11月13日，在成都，拆迁户唐福珍为抗拒拆迁，将汽油泼到身上点火自焚，最终身亡；11月21日，在昆明，因为拆迁一个大型集贸市场，上千商户集体上街抗议；11月27日，在贵阳，9家被拆迁居民用40多个液化气罐堵路讨要说法
拆迁之殇的血与泪在公众面前飞扬，虽然每起拆迁恶性事件形态各异，但却都上演着相似的悲剧。这些“负隅顽抗”的“钉子户”，并没有像2007年具有标志性的重庆“钉子户”吴苹那样幸运。吴苹的幸运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