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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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粤汉铁路。中国共产党认为它———与安源煤矿一样———可以成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　　　毛泽东依照安源模式行动。在长沙的新河车站，他工作做到了家，进展很顺利。他在茶馆举行会议，有时邀请铁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里彻夜讨论罢工计划。
　　在北边的岳州，毛泽东的工作因为某些原因收效不大。“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16］，这句响亮的口号也没有能带来多大的成功。一场罢工在1922年9月被发动起来，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停车场里。毛泽东还特地安排了从其他工会和城市发来的支持罢工者的声援电报。但是，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北洋军阀马上把军队调向岳州镇压工人。工人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铁轨。
　　虽然进行了反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军阀最终控制了局面。到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了，湖南的统治者取缔了工会。无产者的革命看起来遥不可及。
　　1921年至1923年的斗争阶段似乎很快结束了。1923年4月，毛泽东逃离长沙，以免作为“过激派”而遭逮捕*。［17］
　　*　很多年之后，当时的湖南省长在台湾接受采访。在问及他当时为什么没有乘机杀掉毛泽东时，他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大了。”
　　毛泽东没有带杨开慧一起出走，她又怀孕了，由她的母亲来照顾。过去的两年，是毛泽东和他的第一位自由恋爱的妻子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
　　当他潜入乡下时，毛泽东有很多问题要思考。城市工人的革命是否真的已经在即？如果不是，还能说中国共产党总是英明的吗？
　　党在城市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党的总书记还是陈独秀教授，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看不到农村道路的希望。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如李立三、刘少奇等也没有认识到亚洲的革命应该与欧洲的革命有所不同。
　　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不足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也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很多活跃的工会会员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意思。
　　再说，军阀手中有枪，公然蔑视他们差不多是自取灭亡，劝导他们看来也是无济于事———毛泽东在1922年12月曾与湖南省长据理力争过。
　　毛泽东没有参加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耐人寻味。当代表们在一起开会时，他早已在上海。他解释过：“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18］很难相信在偌大一个上海他竟没有一点关系。看来在1922年夏天毛泽东并未完全致力于党的活动。
　　他的热情似乎受到压抑。劳动工会曾是他的生命，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写作，丢掉了在小学的教师职位，而且不得不逃离长沙。
　　然而，城市的组织工作并不能发挥毛泽东的全部能力。他从没在矿井或工厂干过活，他熟悉土地却不了解机器或工业生产。他也没有去过欧洲，而那里的无产阶级通过起义掀起的世界革命异常活跃。
　　由于某种原因，毛泽东不是太适应劳工运动，不像张国焘（一个地主的儿子，会讲英语），李立三（曾留学法国）或刘少奇（曾留学苏联）那样得心应手。
　　他不像刘少奇那样相信产业组织的发展好像受引力作用那样自然导入社会主义之门。
　　工资与劳动时间问题没有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至少不像长沙那位新娘自杀或他父亲对佃户的贪婪那样使他深感震动。
　　排外倾向使毛泽东受阻。俄国顾问总是很时髦的，但新中国能这样建立起来吗？在共产国际的日程表上简单地勾出几条，可爱的中国的一土一石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吗？
　　应着手找到同盟军，毛泽东知道这一点。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已经表明了他希望广泛联合的意愿。但在1919年毛泽东还是自由地写作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到1923年他已成为纪律严明的队伍中的一员。这一组织的领袖比他更有能力，它的总部在800英里之外的上海。　　　工人运动（4）　　　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1921—1922年的政策也正在重新考虑。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路线是偏执的，57名党员的力量也过于弱小，莫斯科认为“一大”路线过于自大。
　　生于荷兰的布尔什维克传销员马林试图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改变这个局面。然而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认真对待马林的意见，实际上路线并没有改变。不久，广州发生的事件给马林以发难的理由。　　　自1917年起就任广州政府首脑的孙中山被军阀赶出了他的根据地。这位气质特异、热情满腔、性情无常的人物正处穷途。西方国家从未支持过他，军阀转而反对他。这时，莫斯科向他伸出了援手。
　　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民革命”———挂在共产党嘴边的新词———的组织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革命的大联合（1）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莫斯科对此很满意，这是共产国际把自己的标签贴在中国革命身上所获得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人人都满意。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新阶段的开始，他在韶山认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上海。他住在党组织提供的一间屋子里，周围是外国租界（比较好听的名称是国际租界）喧嚣的商业区，他给他的同事递交了一份湖南工作的报告。　　　1923年夏，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要在这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19］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支持者。
　　这座南方城市使他眼界大开，这里有外国人，有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通商口岸。它的喧闹对这位举止有度的湖南人是一种震荡。毛泽东在广州方言的包围中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毕竟位于江南。广州的气候、饮食和习惯要比北京更适合这位湖南人的口味。毛泽东和广州人一样穿着木屐穿街过巷。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心于同国民党的合作？［20］毛泽东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反抗外侮，毛泽东也倾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预见性的策略。但张国焘不大赞成，他认为：“在这种特别场合，毛泽东关注的是农民运动。”张国焘记得毛泽东这样提出：“在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会表决是否要把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时，毛泽东起初投票反对，难道要把这些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会组织拱手交给只知纸上谈兵的外来权威？
　　但当大多数人转向另一条道时，毛泽东也改变了自己的调子。他要与大家一致，他不得不如此。从长沙这块根据地出来以后，他要在全国性的共产党网络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大会选举他为14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使他取代极左主义分子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因这一工作，他的基地迁到了上海。1923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党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泽东现在成了全国性组织中的一员，在长沙教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他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工作。他清点行装搬出了清水塘，至少在半年内再也不需在湖南居住了。
　　但是，他与湖南的两种重要联系依然存在。韶山在他的心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杨开慧也没有离开长沙。1923年底，毛泽东从信中得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了人世，便商量为儿子取名“岸青”（意即明媚的岸边）。但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阴影。在离开长沙时毛泽东给妻子写了一首词，“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词的最后写道：“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贺新郎·别友》手迹。
　　1924年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都住在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帝国主义势力像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小贩的沿街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
　　一天，毛泽东邂逅一位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同学。毛泽东穿的是褪了色的旧式中国长衫和草鞋，这位同学则是西装革履。“你最好换一下衣服，”毛泽东轻蔑地说。这位同学迷惑不解。毛泽东继续说，“我带你去看看就明白了。”［21］
　　他和这位朋友一起沿着码头走到黄浦公园。公园的大铁门上是一块写着公园管理规章的牌子，其中一条是禁止折花，另一条是说不许狗进入，第三条则说：“除苦力外，华人不许入内。”
　　毛泽东与这位勤工俭学归来的朋友之间的鸿沟一直没有填平。在内地长大的毛泽东，在这个通商口岸不能习惯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
　　这年的冬季，毛泽东再次南下广州，这次是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一度苦恼的孙中山现在成了亲俄分子。在会议期间及在会后，毛泽东比以前都更热心地为国民党工作。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外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在会上，毛泽东发言为孙中山的含糊的，且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进行辩护。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人之一。同时还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选入由19人组成的国民党新党章审查委员会。　　　革命的大联合（2）　　　*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它的前身是同盟会。但是，在根据孙、越的联合宣言进行重组以后，它才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泽东被委以重要职务。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长。1924年早春，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到上海。他分别处理两个党的组织文件。在被驱出湖南以后，他已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日　　子里，他感到志得意满。
　　毛泽东有了新的工作伙伴，其中有米哈尔·鲍罗廷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顾问团。
　　1923年到中国工作时，鲍罗廷还不到40岁，但是他认识列宁，而且声望较高。在统一战线中，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顾问。来访者需要出示一个系着金链、上面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徽章，才能进入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鲍罗廷身材魁梧，一头柔和的棕色长发，络腮胡子。他穿中山装，着高筒靴，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踱着步。他不会说汉语，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美国妻子是布斯特·基顿的亲戚）。［22］
　　在广州，毛泽东有时与这位嗜烟如命、讲话喜欢打手势的俄国人交谈。他认真地听着那些精心构思的理论和苏联的建议。但是，他与鲍罗廷的世界观相去甚远，以至这位侃侃而谈的布尔什维克所讲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23］
　　很少有俄国人能讲汉语，他们对中国也不是十分了解。的确，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这些凡胎肉眼的使者能完成传播革命的任务吗？
　　如果说毛泽东和李立三一样对共产国际的“传教士”并不感到敬畏的话，他也和张国焘一样不与他们作对。他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活泼的年轻顾问保持超然的态度。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亚洲马克思主义者受鲍罗廷的影响很深。这位穿着欧式亚麻布制服、单薄而患有结核病的青年经常出入于鲍罗廷的别墅。他被法属印度支那赶了出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这个人叫胡志明。［24］
　　毛泽东还同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相识。他在广州曾与孙中山匆匆见过一面。孙中山这位曾是少年毛泽东眼中的英雄，现已是风烛残年，且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抱怨地说。［25］
　　在上海，毛泽东见得较多的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是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两人都是能干且健谈的政治家。毛泽东同他们比起来显得有些土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