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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胡绳文集(1979-194)-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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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经济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前资本主义已经有商品,但很不发达,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时期。所以在人们中造成印象,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以计划经济开始的。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以计划和市场来区别“社”和“资”是不对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搞计划。回过头看,人民公社姓什么?

    总不能说姓资本主义吧,然而行不通。

    “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大家都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一切由国家计划统起来的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能要。

    所以事情并不是问姓“资”

    姓“社”就能解决了的。小平同志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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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161

    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

    这里我举个特殊的例子,但也是个实际的例子,就是香港。香港197年恢复主权之后怎么样呢?

    实行资本主义。不用问尊姓,连姓带名都是资本主义。我们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遇到这个问题。

    有位同志看到有关的稿子跟我说,197年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就能繁荣稳定,这个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

    他的意思是,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如果香港197年后实行资本主义能繁荣稳定,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应该更加繁荣稳定;而现在的意思是说,实行社会主义就不繁荣稳定了,所以理论上站不住。

    他建议加上“暂时”

    两个字。我说,这两个字我不敢加,我只能写在香港恢复主权后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虽然50年相对于几百年、一千年可说是暂时的,但不能含糊地讲“暂时”。

    那么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怎么解释?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如果宣布香港主权收回来后就实行社会主义,那么恐怕在197年以前所有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企业都跑掉了,为资本主义企业服务的专业人员也都会跑掉。要知道,香港不仅仅是个花花世界,它还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世界航运的一个中心。如果把它收回来搞社会主义,就会把香港变成一个死港;而保持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能继续繁荣稳定,保持它原有的经济地位。到底哪一个办法好,哪一个办法对我们有利呢?结论是很明显的。当然,如果采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态度,那是另一回事。既然不能采取那种错误的态度,那就只能承认,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我以为理论上只能这样解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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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一国两制”。在这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到底有利没有利?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看,是让香港变成一个死港好,还是让它继续是一个繁荣的世界贸易中心好呢?按小平同志讲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去衡量,我看,香港保持资本主义比变成社会主义死港好。而且资本主义的香港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

    虽然香港的资本主义不完全,它没有重工业,但资本家在使香港成为世界贸易、金融、航运的中心这方面,的确有许多好的经验,我们应该学习。本来有些东西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现在中国版图内就有这么一块地方可以学习,好比是我们有了一个家庭教师,这有什么不好呢?

    怕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前20年“左”倾思想的继续。那时,总想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标准,要求公有制生产关系越纯越好,越大越公越好,越先进越好,以为只要生产关系先进,就自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去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反而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以推进经济建设为标准来看待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关系只有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固然生产关系不那么纯,是会发生很多问题的。

    197年后,香港还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里还有赌博、色情营业,有黑社会,甚至还有一些反共反华的人在那儿跟我们捣乱,这是麻烦事。

    同样的,我们有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有个体经营,这些都会引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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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麻烦。但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看这些问题。要看到公有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公有制以外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存在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如果不要这些麻烦,回头去搞纯而又纯,那么经济上不去,就会有最大的麻烦。

    现在归结一下,所谓防“左”

    ,一防以阶级斗争为纲,二防对改革开放动摇。要防止这两个方面,就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小平同志十分强调这个问题。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他还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经过许多曲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所以不能变。防”左“

    ,我认为就是这个含义。

    当然要警惕右。

    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因此,也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去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克服它,那就是右的倾向,这也危险。但是,如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改革开放,我们也坚持不了社会主义。

    右的倾向必须反对,但是不能用“左”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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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右。

    第二个问题。先说为什么会产生“左”。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产生过“左”的错误。为什么会产生“左”呢?这个问题党史界、理论界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1945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说,“左”

    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同时指出它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在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没有沿用这种说法。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里,也没有这样写,没有用这个说法。我们不是否定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在社会上,当然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存在于这个社会里,它会受到党外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是,简单地说“左”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未必恰当。

    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很复杂,可以产生各种倾向,不见得一定就产生“左”的东西。譬如民主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难道都以为越革命越好?都只要斗争,不要团结?很难这么说(第一个历史决议也说到小资产阶级的复杂性)。

    而且这种说法好像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一定不会犯错误;一旦有了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造成的。这也不大说得过去。站在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即使真是站稳了,还可能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准确,由于看事情在认识上有偏差,于是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可能是严重的错误。不能说错误都是产生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资产阶级思想。那样解释虽然简单,但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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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解决实际问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我们认为,“左”的倾向之所以容易产生,还是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特殊性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确实需要革命,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对的确实只有一条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固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但是还必须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实际出发。对实际的认识,以及在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方面,如果发生偏差,就会发生错误。我们既然是革命的队伍,就比较容易简单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为越革命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左”的倾向。

    很久以来,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左”比右好。

    这种思想至今还有较深的影响。刚才我说的“左”之所以产生,可以由于认识方法上的偏差,那么,这似乎是证明“左”比右好了。所以我稍微谈一谈这个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要求是要作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一定要用得恰当。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左”代表小资产阶级,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如果按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那么“左”也比右好。小资产阶级总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好吧。

    其实这样简单地作阶级分析是不对的,不可取的。党内产生右的倾向,我看也不一定简单地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

    革命队伍里右的倾向,也可以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造成。

    譬如说,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错误的陈独秀等人,和一些有右的倾向的同志,难道说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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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胡绳文集

    恐怕不能那么说。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有右的倾向,导致投降主义。

    但是犯这种错误的人,也不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

    近些年,我们两个总书记犯错误,应该说是右的错误,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斗争,对动乱不坚决斗争。但也不好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会儿“左”

    ,一会儿右,那么就说共产国际一会儿代表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代表资产阶级,也讲不通。所以说,在革命队伍中,在一定范围内的“左”和右,都可以由于认识偏差而产生。当然,右的倾向发展下去,就可能变成对革命灰心丧气,完全失望,甚至脱离革命,跑到敌人队伍里去。

    这的确很严重。但是,我们不能以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右倾错误,跟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错误对比,说是“左”比右好,这当然不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达到个人野心而推行“左”的一套,已远远超出了党内的范围。而且极左会诱发出或转化为右,那就更不能说什么“左”比右好了。

    我们要看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历史证明,“左”倾错误可以把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搞垮。

    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错误持续四年,几乎把革命搞垮了。

    “文化大革命”

    10年,造成经济停滞,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面。这样搞法,只能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满。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什么前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可以使革命瓦解、垮台,而且还可以引出右的错误来。

    所以我们不能说“左”

    比右好。

    还是小平同志讲得对:“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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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的错误比较容易鉴别出来,而”左“

    的错误不大容易识别。

    小平同志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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