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身警界-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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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这次教育整顿居然“整”到自己的老领导和师傅身上，这是谁都无法料到的。而我作为一介平民，除了只能表示同情以外，还能顶什么用呢？
军人出身养就了一副执拗的性格的郭其实工作能力很强，也很会做群众工作，在基层工作绝对是把好手，这次以这样的理由把职务免了，在全局上下产生了一场大地震。
有人说，郭和丁两个人都是当兵的，都是属于有脾气的。也许，郭在当所长的时候，在某些小节方面没有注意，没有处理好和丁的关系。
有人还说，是不是因为郭是前任局长手上提拔的人，“一朝天子一朝臣”？
有人说，郭这个人也太迂，太倔强了，在停职检查期间就应该去拜访一下局长，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有人说，局里这次接二连三地又是辞退又是处分，可能局长是想新官上任三把火吧
终于有一次我问郭起初怎么不去找一找局长说说情，郭立马火了：“我怎么没有去找他？可他就是不理睬我，他是铁了心要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他是不是要送礼才能办事，我就是不去登他的门。”
我无言以对，如果局长是那种人我不敢想下去了。
因为免了职，原来的叶坪所是不能再待了，局长可能也觉得有些过了，就答应把郭调到县城所在地的温和派出所，郭鹏在痛苦了一段时候，到温和派出所上了班，当了一个普通的民警。
因为都在县城，我偶尔会到派出所去看看他，聊一聊，还好，他除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爽朗开心外，总的来讲，精神状态在慢慢恢复，工作据说还是很认真踏实的，这已是难能可贵了。所里的民警都还是“郭所长郭所长”地叫他，对他也是蛮尊重的，这多少让他感到了一些欣慰。
至此，我忽然明白，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就等于选择了沉重，那种深深的负担感会让你一生不得轻松！
第28章“升格”
1
流火的七月，局里便风传要动干部了，这也是新的领导班子组建后的中层干部大调整了。
风声一传出，就发现个个人的神色似乎有些与平时不一样，有喜不自禁的，有一筹莫展的，有漠然置之的，有心急如焚的，有郁郁寡欢的，不一而足
一个单位最为敏感的是人事问题，最难的也是人事问题了。其他工作都好说。谁都想进步，谁都想有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谁都喜欢拥有实权，谁都想收入多一点，这是人之常情。副职提拔为正职，从民警提拔为副职，从机关调整到基层，从基层调回机关。年龄大的要妥善的退下，年轻有为的要提拔，工作岗位久的要轮换。在错综复杂的人情网络里，上有领导的压力，社会上有朋友的通融，下有民警的要求，要做到事事让人满意，在人事大调整的旋涡中不落个中饱私囊、卖官鬻爵的骂名，做个两袖清风、一尘不染、铁面无私的“黑包公”看来还真难啊。
陈彪看得出也有些心动，几天来上班都有些心不在焉了。
我也陷入了一场矛盾之中，那就是要不要活动活动？
“活动。”
我咀嚼着这个字眼。这些年，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口头和心里，特别在提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如今，凡在官场上混并有所进步还要掌握实权的人，有几个不在“活动”呢？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不论是腐败分子也好，廉洁向上，想干一番事业的干部也好，凡要上进，无不“活动”，可是，这个活动不是如何把工作干出成绩来，让群众满意，而是在运用“政治经济学”，找门路
我要去“活动”吗？“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平级调整到其他岗位还是要提拔为正股级，抑或是其他？
平心而论，这几年我一直很低调、谨小慎微，尽量少说话，多做事。即使说话也尽量做到谨慎、小心。工作能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这还不够，还要让领导赏识，让领导下决心用你。可我做的怎么样，从来未向领导表示“表示”，“表示”物质上的，“表示”感情上的现在临时临刻去“活动”，有用么？
不是还有个红头文件在罩着我们吗？一想起这个，我便又滋生些许希望，因为文件里这样说到：“锻炼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年。锻炼期满后，由地（市）公安机关商县（市）委组织部，进行全面考核，并提出使用意见。对其中符合条件者，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者，任命其为县（市）公安局领导干部。由于领导职数所限，一时进不了班子的，可采用挂职锻炼的方式继续锻炼。超过两年仍然进不了班子的，可由省委组织、人事、公安部门在本省、市交流到有领导职位空缺的县（市）公安局。”
白纸黑字，这文件一点都不假，它一度是我们这批人从警的最基本的驱动力，到了地方上后，它也成为了我们奋斗的精神支柱。
所以作为上面选派下来的人也要和一般人那样去“跑官要官”，岂不是对自己的人格是一种亵渎？岂不有悖上级的培养意图？何况我一心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并不想靠走后门换来什么官职和前程，我只希望人家说某某是靠真本事上来的。
唉，算了吧，听任组织上安排吧。
1998年7月中旬，新安县公安局中层干部人事大调整工作结束，结果是我由团委副书记转任政工科的副科长，级别不变。
同办公室的陈彪任命为秘书科副科长；
原来沙溪的罗建华任命为叶坪派出所副所长；
秘书科的邱科长、桥尾的罗所长、沙溪的周所长原地不动。
1995年7月到转任的这一天，我整整在新安工作了三年！三年的结果不是进所谓的班子，而还是一个小小的副股级干部。
我似乎已经预料到这种结局，涌生着一种滋味，没有欣喜，也没有不快。这时我才发现，没有“活动”的结果必然会让领导认为你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因为你没有去要求没有去“索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还是心中仍存有幻想？
那个时候，地区公安处政治处每一年都会叫县局政工科写一份考察鉴定，据说省厅政治部要求的，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升起一份希望，觉得心里暖呼呼的，常说组织上不关心我们，其实组织上一直在关注着我们呢，一想到这些，心里郁积的一些不快就消失了。还有进县局领导班子、解决副科级待遇是中组部、省委组织部文件确定的。如果管干部的最高最权威部门的文件都不信？我们还能相信谁？
三年不行，等两年吧，只要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出成绩来，组织上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我给自己打气。
2
就这样，我到政工科报到了，周科长对我的到来自然是非常的高兴，说山不转水转，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们居然转到一起来搭档了，当初我可是看着你进来的呀。
我说是呀是呀我也没有想到。
不用再看邱科长的脸色行事，居然让我有些高兴，而政工科的三个人都很好相处，这又让我较为满意。
首先说周科长，他是个非常本分和老实的人，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忙忙碌碌，典型的“革命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老政工干部，依他的话来讲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还有一个同事是欧阳为民，其实他是挂靠在政工科上班的，他的职务是纪委副书记，正股级干部，他是和我同年进公安的，不过他是武警副营职干部转业过来的，一来到局里就安排了这么个职务，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当初我在省公安专科学校进行初任培训的时候，他作为军转干也参加了培训，就是他们这批人，把我们本来住的警官培训中心占用了，让我们挤到8、9个人的学生宿舍又过了几个月的学生生活。因为毕竟有段“校友”的经历，所以我和欧阳为民也算是“同学”，他也认可我这个比他小了十来岁的“同学”，因为这个因素在，我们两个人一直很要好。
欧阳为民这个人是公安局公认的老好人，他这个人心底好，从不对人耍心眼儿，你和他相处会觉得舒心、快慰、不用设防。他符合那种“乐天派”人物的性格，心理状态绝对的好。做事都是不温不火，又特勤快，工作又踏实。他家在新安市，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几年如一日，居然很少耽误工作，所以，局领导也很满意他。在局里也很有人缘和威信，大家既能和他无拘无束地相处，又挺敬重他。
魏蓉，年纪比我大十来岁的样子，她原来在县委机关呆过，后来到了公安局就一直搞政工，没有什么城府，人也很热情，古道热肠的，很好相处。
魏蓉看到我来了，就说：戈科长，欢迎你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叫我科长，觉得有些不自然，连忙说：以后靠你们多关照。
3
刚到政工科，我被安排负责老本行：材料和宣传。工作内容和在秘书科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不用编发简报，这倒省了我一大块事情。
在外边人看来，写大材料的，才是大笔杆子，相对地荣耀一些。其实，这大材料，往往是指年终总结、年初工作报告，一些大型会议上领导的讲话以及以县局名义下发的正式文件。圈内人都知道，局里写材料的人，主要是应付一些公文，真正的大材料任务并不多。
但不管是哪种材料，正如同陈彪说的，糊弄的成份居多。新来的张政委分管政工科，他毕竟是搞文字的出身，所以对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以及文字水平、文章的创新精神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在他面前，要想糊弄看来是比较困难。
看来碰上不搞文牍主义的领导，算是有福之人。可偏偏伺候的是文字功底深厚的政委，倘若是材料要得比较急，政委来不及修改，还容易蒙混过关。若是一篇带有指导意义、统领全局、一管全年的工作报告，政委就对文字的要求近乎苛刻，反复修改，就苦了我这个捉笔弄刀的，哪怕自认为写得还有些思想有些文采有些深度，但有时也会被他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几易其稿后，最终又回到了初稿的水平上。作为我来讲，心里可能不以为然，但是领导修改的，你不得不照办。
久而久之就有些烦了，烦那些我认为是现代八股文的东西，公文公文，不就是八股文吗？八股文除了领导看看，还有谁回去研究呢？用完之后不就成了一堆废纸？不过，对一些侦破通讯稿件，我还是乐之不疲的，一来有些成就感，二来可以家喻户晓，三来可以得点稿费，弥补一点家用。
那时候，公安局的目标管理考评内容里宣传报道是有硬指标的，要求一定要完成省级、市级、县级几篇几篇。未完成任务的则要扣分，何况这个宣传报道属于加分项目，超一篇还有分加，如果上了省级，加分更多。所以有些派出所或其他什么单位的一到目标管理考评的前夕就慌了，纷纷找关系要发表一些稿件，因为在基层会写点东西的实在太少，更何况压根没有这个宣传意识，即使有，靠自己单位上的水平，又往往石沉大海。
这样一来，一些单位一有像样的案子，就叫到我帮他们写写侦破通讯发发新闻稿，打上他们单位上的一个人的名字，从此我就成了抢手货。
4
还没有等我正儿八经地在政工科上几天班，妻子十月怀胎即将临盆让我俩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妻子正好学校放暑假，就来到我这边住了。几个月前，秘书科为我调整了一套房子，说是一套，其实就是局里人说的那种母子间，何谓“母子间”，就是七十年代建的上面还盖了瓦的那种平房，进门一间十平米的房间，可作客厅，然后进去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卧室，再进去就是一间厨房。这种“母子间”连卫生间都没有，还要跑到附近的公共厕所去解决问题。但就这种房子，我还是沾了在秘书科工作的光，不然的话，说不定还搞不到呢，毕竟局里还有一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伙子也没有房子，当然我申请要房还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我结婚了。
在拿到钥匙以后，我请人将房子重新刮了一道仿瓷，刮得雪白雪白的；听说房子比较潮湿，就在地上也刷了一道红漆，然后打了一组组合柜，买了一张床，“新家”算是落成了。
妻子颠着大肚子在“新家”住下了。得知我调到政工科了，就笑着说：肚子里的家伙好像要急于出来为老爸的“提拔”祝贺呢，我感觉他（她）有些不安分了。
是吗？我凑到她的肚子边听了一下，是好像在动呢。
没有想到，就在几天后的晚上11点多钟，我正好伏在桌上爬格子写一篇侦破通讯，便听苏蓉说有些肚子痛，可能有情况了，我急了，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