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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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送债券期间，债券价格有所下跌，造成了数千美元的损失。我们同设在纽约的横滨铸币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就此事进行了交涉——该银行是日本的政府机构，是日本金融界的官方代表。不久后，他们便按实足的金额付清了债券欠款——虽然他们完全有理由建议由双方分担损失，因为这是相互误会造成的。
我和三木成了好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而且似乎很喜欢我们的犹太菜肴。他也带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那家日本俱乐部去品尝丰盛的日本菜。就是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日本菜的美味。让我惊奇的是，我居然吃了那么多用无数调料浸泡而成的生鱼片。但在地上连坐两个小时并非轻松愉快的事。
三木经常给我介绍日本的显要人物，他们大多是金融界人士。有一天他问我是否愿意同他的朋友桑贝先生一起吃饭。桑贝先生是位英俊、壮实、和蔼可亲的人物。在吃饭时我们谈论华尔街及其他种种见闻。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永远笑容可掬的三木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你是否愿意下星期到森林山体育场去观看桑贝打球？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很乐意给你一张票。”这时我才意识到同我一起吃饭的正是那位著名的日本网球选手，美国公开赛单打比赛的夺标大热门。我们竟然一点也没有谈到网球——这可是我最喜爱的一项运动啊！我有多迟钝、多不走运！
35年后我访问日本，并与三木纯吉重叙旧谊。回到日本后，他做了大阪证券交易所（Osaka Stock Exchange）的官员，后来又成为神户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他领我参观大阪证券交易所，并与那里的官员会面。我走进董事会办公室，里边坐了一大群人。介绍完毕后，三木以非常平淡的口气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现在请你花40分钟时间给在座的各位讲一讲证券分析的原理。我很乐意做你的翻译。”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在这种环境下我只有尽我所能了。每当我讲完一句或两句话后，三木教授便把这些高度专业化的词句译成日文，然后满屋子的人便点头表示理解。
在我与三木重逢期间，他领我到大阪最好的饭店，在那里我见到了日本艺伎。由于美国客人络绎不绝，有家饭店就在它们的矮桌子底下挖了个坑。人们坐在地上时可以把腿伸到坑里。这样西方人就舒服多了。饭店里的艺伎相貌出众、衣着华丽，她们的歌舞和三弦琴演奏非常娴熟。在长时间的宴席中，她们不时地照顾客人。她们对美国的舞蹈知之甚少，但通过我那优雅的舞姿学会了一点。我们玩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游戏，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让我们仍回到1920年去吧。有天晚上三木来到我家，让我教他玩扑克牌。我教了他一种玩法，他认真地将每手牌的牌值记在小本子上。他一边与我玩牌，一边不停地将手中的牌与笔记本比较。这样玩了几轮后，他满意地宣称已经学会了，并准备与他的朋友一起玩。几天后我问他结果如何，他摇着头，可怜巴巴地说道：“格雷厄姆先生，你可真是一位好老师。我输了很多钱给我的朋友。”我回答说：“天哪！我有什么地方教错了吗？”“你一点也没有教错。你只是忘了教我如何迷惑对手以及如何不被对手迷惑。他们整夜都在捉弄我；牌打完后还在一个劲取笑我。”我为自己这一不可原谅的过失感到无地自容。我甚至建议由我掏钱弥补他的损失，但他以日本式的尊严谢绝了我的好意。
我全权负责的NH＆L公司的“统计部”现在有了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新名字——“研究部”或者“投资研究部”。我的助手是里奥·斯特恩，他是低我两届的校友。我离开公司后，里奥接管了大部分工作；后来他逐步成为公司的初级合伙人和全权合伙人，最后成为公司仅有的两名资深合伙人之一——另一位资深合伙人是从前雇佣我的4兄弟中最年轻的那位：兰斯特·纽伯格。客户会亲自到公司或写信就某些或某个证券提出咨询，我和里奥必须一一作出答复。我们经常发表公告，对某些证券作详细分析。在这些公告中，我们通常会推荐人们购买看好的证券，或建议他们换掉手头某只不太有吸引力的证券。例如在1921年，我们建议美国胜利（U．S．Victory）债券（年率为434，期限为两年，售价为9734美元）的持有人改持更长期限的国债（年率为4，但价格更便宜，只有8712美元）。我们认为：当时的高利率14必定会降低，长期国库券的价格将会达到或超出面值，而短期国库券的收益则十分有限。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料完全正确。我们的公告登在报纸上，标题为“敬告胜利债券持有人”。公告登出后不久，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拿走一份进行审查。当时有一条不成文但非常严格的规定：交易所会员不准建议投资者抛掉国库券而改持其他证券。但他们对我们的公告没有提出任何批评，因为从爱国主义出发，我们的公告无可厚非，而且那些采纳建议的人都获利匪浅。
另一次公告则没有这样的远见。它例行公事般地就所有上市的轮胎和橡胶公司作了番详细比较。在分析统计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阿贾克斯轮胎公司（Ajax Tire）的股票最有吸引力。几天后，一位高大英俊的绅士大步走进我们的办公室，他自称是霍拉斯·德里赛，阿贾克斯轮胎公司的董事长。他要求会见公告的作者。在寒冬季节戴顶草帽（这是他的癖好之一）愈发使他惹人注目。当我的表弟米里亚姆（当时他是我的秘书）得意地告诉他我便是作者时，霍拉斯·德里赛径直走向我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外面，他正好碰到我在忙其他事，于是他傲慢地命令我：“小伙子，带我去见格雷厄姆先生。”他把我错认为是办公室里的年轻职员，一方面是由于他有些近视，另一方面则是我太年轻了，看上去不像身居要职的人。（这种印象持续了多年，引发出一系列事情。）我不知道我俩中谁更窘迫些——他要见的分析家是个毛头小伙子，而我要见的竟是个戴草帽的怪人。我们的会面确实很不自在。几年后我为那份公告追悔莫及，我多么希望在公告出版之前能与德里赛先生见见面。阿贾克斯轮胎公司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后它便破产了。
我的证券分析公告还出人意料地带来了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友谊。1919年，我对两家铁路公司——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Chicago，Milwaukee，＆ St．Paul Railroad）和圣路易斯和西南铁路公司（St．Louis ＆ Southwestern Railroad）——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请允许我先将话题岔开，谈谈公司的命名问题。在我们这一行业中，铁路公司有着特殊的名字。当我刚进公司时，我听到公司的老资格报价员莫菲在喊“棒球游击手（Shortstop）”。我以为他是在叫“卖空股票（Short Stock）”。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可能买进几百股“卖空股票”呢？但我不敢向莫菲提出疑问要他解释。实际上他是在指圣路易斯和西南铁路公司。该公司在股票自动报价机上的缩写为“SS”。至于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一般人都称之为密尔沃基；但在证券交易所却并非如此，在那里人们是根据报价机上的缩写给公司起诨名的。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艾奇逊—托皮卡和桑塔费铁路公司（Atchison，Topeka，＆ Santa Fe）。铁路工人和旅客都称之为桑塔费。然而它在报价机上的缩写多年来一直是“ATCH”，因此华尔街的人都称之为艾奇逊或艾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荷兰股票交易所却把它叫做托皮卡。因此，这家大铁路公司在3个市场有3个不同的名字。
在我进入华尔街之前，北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Railroad）既有优先股，又有普通股，金融界人士分别称之为“大男孩”和“小男孩”。在1901年那场著名的“北太平洋恐慌案”中，优先股被收了回去。但13年后我仍然经常听到人们把该公司的普通股称为“小男孩”。有时候，这种对诨名的偏好会引起混乱，大北方铁路公司（Great Northern Railway）就是其中一例——该公司曾是北太平洋公司的合伙人，后来它们成了竞争对手。
由于财务重组，大北方公司的普通股被收回，原来的优先股取代了普通股的位置，因此它的股东与其他公司的普通股股东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但是多年以来，该股票在官方和民间的名称一直是大北方优先股；华尔街还将它列入铁路优先股行列，以供投资者选择。因此许多业余投资者很自然地认为该股票享有那些只针对优先股的特殊保护措施。很多年后，纽约证券交易所才把这一不可饶恕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它列入普通股行列。
“大钢铁”这一名字也经历过类似的变迁。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上市，从此开始了它在股市上的跌宕起伏。不久之后，它的优先股因价格较高而被人们称为“大钢铁”，而投机异常活跃的普通股则被人们称为“小钢铁”——这同“大男孩”与“小男孩”有点相仿。然而当时的投资者中几乎没人预料到该公司普通股的股价最终会超出优先股股价，这使得原来的股票诨名不再那么贴切。有一天我发现一名市场分析员把美国铁路公司的普通股叫做“大钢铁”，我当时真是惊讶万分。人们开始认为：该公司的普通股之所以被称为大钢铁，是因为它是最大的公司。毫无疑问，华尔街股票诨名的兴衰史足够写上厚厚一本书。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我对密尔沃基铁路公司和西南铁路公司的比较使我确信西南铁路公司的优先股与普通股要比前者更有吸引力。事实上，密尔沃基铁路公司表现出的情况非常不妙，因此我决定在出版公告之前先将我的观点告知该公司的管理人员——我觉得这样做既谨慎又不失公平。我拜访了该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罗伯特·J·马罗尼先生。他的办公室在百老汇街42号。出人意料的是，这位铁路公司的副总经理只有40来岁。他是位目光敏锐的小个子爱尔兰人。我窘迫地告诉他我的来意。他将我的材料很快地浏览了一遍，然后递还给我，说道：“你的事实和结论非常确凿，我没有什么需要和你争辩的。我希望我们公司的业绩更好些，但我们没有做到。这便是事实。”接着他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们很快就谈到套利问题（这是我将来的专长之一），他对此也很内行。我介绍了一种很有趣的新情况，这对他来说是件新鲜事物。他认真地听完我的解释，然后让我替他买入1000股股票。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对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的访问会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这次奇异的访问是我们业务关系和私人交往的开始，这种关系和交往一直延续到今天（1960年6月）。鲍勃·马罗尼①成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的投资人，后来当格雷厄姆—纽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成立后，他又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直至公司解体。他还是我们所组织的各种保护委员会的委员。最后他和我一起成为取得巨大成功的政府雇员保险集团（GEICO）的董事。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我们都是好朋友。有一次，他将一笔成功交易中获得的部分利润转让给我，因为他认为我需要钱以摆脱个人的经济困境。在这事发生之前几年，我从和蔼可亲的赫尔曼·巴鲁克博士（他是位物理学家，又是位股票投资者）那里借来了“兰波索号”游艇，并邀请鲍勃以及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和他的女儿玛乔里一起玩。在这次愉快的旅行后不久，鲍勃和阿特丽丝就极其悲惨地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几年后，似乎永葆青春的马罗尼在我的办公室里突然中风，从此连自己的说话也控制不了。
①鲍勃·马罗尼：鲍勃为罗伯特的昵称。——译者在这38年的密切交往中，我和鲍勃从未有过任何分歧。考虑到我们一起走过生意场上的那些风风雨雨，考虑到我们有那么多的重大事情需要作出艰难的抉择，考虑到我们必须就某些棘手问题（如利润与佣金的分成）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马罗尼经常会表现出爱尔兰人的好斗品性（但他从来不针对我），从不发生口角真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是让我感到后悔的是，我不得不承认甚至鲍勃——我喜欢他就像喜欢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从未成为我的挚友。或许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的关系：我们从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