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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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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悲戚戚,情不自禁流下行行泪水,就和真事一模一样。“永安乐社”是专门唱广东戏的粤剧班子,是郭琳爽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期间主持成立的。购买戏装、道具、布景多达几十箱。排戏时后台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供奉祖师爷,三跪九叩首,其排场比梨园剧团有过之而无不及。“永安乐社”每排一个剧目,常常要三个月以上,排成后,也和正式剧团一样公开演出。凡是有郭琳爽主演的剧目,票价有时比梅兰芳的戏还要高,观众多是不召自来,争先恐后购票,一睹永安公司老板的风采。郭琳爽来到“乐社”,和演职员们打成一片,有时说说笑话,“演戏场中无大小”,这也是他与职工们亲密无间,共同办好公司的有力保证。自从光复以来,营业额不断上升,买下永安公司地皮产权,筹备国货商场,喜事不断来临之际,有人建议总经理应当排一出戏,郭琳爽欣然应允,道:
    “好,你们推选一个好剧目,等到国货商场开业时演出。”
    “《穆桂英挂帅》如何?”
    “谁演穆桂英呀?”
    “总经理夫人哪!”
    “那我就演杨宗保好啦,明天就开始排练!”
    《穆桂英挂帅》正在紧张地排练,国货商场即将开业之际,一阵新的风暴席卷整个上海,使永安公司又面临危机之中。
    抗战胜利后,永安公司的兴旺发达只不过才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四七年,大量美国商品像潮水般涌向上海。吃的有军用食品罐头、奶粉、奶酪、花生、巧克力、听装牛肉、洋酒、调味品,还有口香糖和香烟;穿的有各种军装,各种内衣、大衣、雨衣、帽子、鞋袜、手套、领带;其他物品有军毯、睡袋、蚊帐、手表、牙刷、牙膏、剃须刀、梳子、镜子、指甲钳、打火机、玻璃裤带、玻璃丝袜、大阳眼镜、钢笔、墨水、信纸、信封、药品、化妆品、草纸到处都是美国货,真个成了“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天下。美国货的价格有的只及同类国货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不到十分之一。美国货如此泛滥地倾销,对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是个沉重的打击。永安公司经营的商品营业额大幅度下降,上海很多工厂纷纷倒闭,物价急剧上涨。在这样的形势下,国货商场难以开张营业,“永安乐社”排的《穆桂英挂帅》也不能及时演出。
    大量美货倾销中国市场,百货业的职工们十分气愤,他们互相串连,研究抵制美货的方法,有人提议,应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共同抵制美货。大家同意这个建议。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在南京路山东路口的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这一天,永安公司的许多职工都赶去了。上午九点,会场里坐满了人,大家高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的歌曲。郭沫若、邓初民先生登台演讲。这时,一批混在会场的特务大打出手,拿出铁尺、榔头奔向主席团,大批员工挺身而出,拉紧手,保护主席团人员撤退。在与特务的搏斗中,永安公司一个青年店员梁仁达被特务活活的打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九”上海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惨案”。
    梁仁达壮烈牺牲,使上海工商业广大职工义愤填膺,惨案后援会迅速成立,规模更大的爱用国货运动在全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永安公司饭厅里设立了烈士的灵堂,挂起白布,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郭琳爽知道梁仁达新婚不久,妻子怀孕在身,他对参予烈士祭悼活动的工作人员说:
    “要使每个上海人都知道梁仁达烈士是提倡用国货被打死的,对他的妻子要照顾好,安排好她的生活,公司对一切悼念祭奠活动,都要尽力搞好。”
    很多员工亲赴梁仁达家,向他年轻的妻子捐款捐物,向其父母失去儿子表示同情和关怀。
    梁仁达之死,对永安公司职工的教育太深刻了;他们曾经尝过英国佬的苦头,在“租界”成为上海的孤岛时,英国一脚踢开了永安公司,取消了注册;当上海沦陷后,他们几乎丧失了永安公司的主权,很想依赖美国这个大靠山,得到美商注册,可是过了不久,又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过了八年亡国奴的生活;原以为就此可能是天下太平了,殊不知美货充斥上海市场,逼得中国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他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自己强盛的工商业,总是要吃亏的,难免要遭受别人的奴役,过着屈辱的日子。当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郭琳爽的国货商场也难以开张营业。
    内战来临之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可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南京政府处于鸟兽散的境地。
    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遭到了严重经济危机,不得不宣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美钞、银元,限制物价,冻结工资。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了。
    物价越限,抢购风日盛。到十月中旬,永安公司每天只营业六个小时,人如潮水般涌进大门,不问价钱多少,大量购买食品、日用百货。营业额比平时增加十二倍。郭琳爽写给香港总管理处的汇报中写道:
    “沪上抢购之风,日益如炽,所有日用百货,各店都抢购一空,酒楼饭店人满为患,但均无货供应,多呈半停顿状态,升斗小民,欲哭无泪。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底日浅,难于补进,商人至此,诚难乎其难矣。”
    不到三个月,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电台广播了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的“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对于挽救经济危机已“无能为力”,只得“解冻物价,另筹良策”。广播一结束,物价飞涨,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在这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后的三个月中,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损失如此惨重,永安公司几乎难以开门营业了。
    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彻底被打垮,解放大军就要横渡长江。郭琳爽对国民党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但对共产党也是十分担心。若是共产党掌权,对我这个大资本家会是怎么样呢?
    在此时刻,郭琳爽很希望能听到二伯父、父亲的教诲。恰好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二伯父曾来信,只是说道:
    “沪上近况均悉,余寝食不安,窃以为自永安创业以来,目睹盛衰,不胜法叹。际此时局动荡,变幻无常,影响至重至大,未来局面更不堪设想也。惟望贤侄等尽力维持,俾得安渡危机,则艰难创成之事业,庶可保存。”
    二伯父的来信只是安慰而已,并未指出良策。能与其商谈大计者,只有堂弟郭棣活,一工一商互相扶持,上海永安两大企业的担子,全挑在他们两人身上。兄弟商谈的焦点就是“走”还是“留”?电话中谈不拢,只能摆到桌面上公开谈,在永安公司与永安纱厂联合召开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曾进行过“去港”、“留沪”两大派的辩论,接连几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父亲郭泉的意见十分坚决,他所关心的就是儿子郭琳爽及其一家的安危,他劝儿子尽快离开上海。曾经打电话、打电报、长途电话、派专人来上海劝说,告诉儿子已在香港大东旅社留好了房间,敦促全家早定行止,从速赴港。对于老父的关心,使郭琳爽深受感动,但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公司,不能一走了之,为了不让父亲挂念,他给父亲回信写道:
    “蒙留房屋数处等情,具领大人关怀眷属,男等感篆无似。窃以目前之形势,尚未为非走不可之时,俟事态紧急,自当即行返港,毋劳远念也。”
    据有关文章记述,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之时,洋酒部一名叫阿夏的职工找到他说道;
    “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
    “你是”郭琳爽问道。
    “今天我到这里来,总经理已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阿夏又说道:“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郭琳爽与阿夏谈了三四个钟头,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初步了解,心里多少有了底。五月十八日,他和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郭乐写了一封长信:
    前夜十点又半,大人由美来长途电话,已聆一切,辱
    承以侄等留沪,重烦关注,殷殷嘱侄等返港,一而再,再
    而三,以至于七番叮嘱,所为侄等安全计者至矣尽矣,感
    篆之私,至于涕零,当经由侄在电话中详为解释,惟急有
    未尽,爰再专函本达,幸垂察焉:
    (一)时局发展,前途本难逆料,惟公司纯为工商业之
    经营,与政治之演变及党派均无牵涉,持此纯真立场,谅
    无横逆之可乘。
    (二)目下时局严重,事务繁重,侄等尽力应付仍恐不
    周,设侄琳爽、棣活离沪,则经理部诸君,亦当随之俱行,
    而经理以下者,不独无所秉承,抑亦无法负责,是未见其
    利,已先见其害,不惟环境尚未臻极劣,而公司等已先见
    瓦解,危机孰甚。
    (三)公司等由各位长辈数十年惨淡经营,始有今日,
    迄今诸长辈柱石先后离沪,以重责托侄等,则侄等为后辈
    者,平时以惶恐之心,犹虑有未遂,今战祸来临,侄等乃
    兼职避地,置公司等存亡安危于不顾,此宣诸长辈付托初
    衷,而临难苟免,罔顾责任,又岂侄等所应出此。侄等认
    为义之所在,与夫职责所关,生命虽危,都非所计,以个
    人安危而弃职离沪,抚心自问,期期以为不可,况于兹世
    乱正殷,何处乐土,即离沪又岂能必其安全。
    (四)侄琳爽、棣活等留沪,不独为股东权益,与夫事
    业之前途,抑亦为与多年共患难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
    身作则,示人以范,则千秋以后,将无词以自解,即此一
    端,已令侄等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矣。
    (五)此间两公司(指永安公司和永安纱厂)诸同事俱
    深明大义,同喻斯理,并深知目前情形,应共同维护,用
    是俱能严守岗位,不轻离职。
    郭琳灾作出不离沪的决定,使永安公司一大批高级职员的情绪,稳定下来,商场照常营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南京路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到了半夜,机关枪声,冲锋号声,时时传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几位司令官知道上海已守不住了,临逃走时,想捞一把,便把几家富商叫来,以派兵保护为名,要他们每家交五万块银元的“保护费”。永安公司很快将银元凑齐。秘书请示郭琳爽送不送?郭琳爽说道:
    “你告诉他们,我们正在设法收兑,凑齐了就送去。”
    司令部没有收到银元,等不及了,连连来电话催问,言词中不乏威胁的口吻,秘书又请示道:
    “送不送?”
    “慢,等一等再说。”郭琳爽回答。
    秘书不知如何是好,又过了几日,郭琳爽吩咐:
    “再打个电话过去,说我们还在加紧收兑,马上就收齐了,问他们往哪里送?”
    秘书拨通了电话,只听电话已接通,却没人来接,正要挂断,忽然冒出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你找谁?”
    “找司令部主任副官。”
    “司令部的人,昨天半夜坐船都上复兴岛了。”
    “他们怎么不要银元就走了呢?”秘书迟疑地问道。
    “这事我不知道,有事往复兴岛打电话吧,我是警卫团的,马上也要走了。”
    “看来他们不要银元了?”秘书向郭琳爽请示道:“我们还往复兴岛打电话吗?”
    “你说呢?”郭琳爽笑道:“他们顾不得银元了,已经跑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晨,太阳尚未露出地平线,朝霞映红了大上海。一夜不断的炮声停止了,四周一片安静。郭琳爽一夜未曾合眼,刚刚有些睡意,听到窗外似乎有人走动的声音。他披起睡衣,来到窗前,拉开窗帘一角,探身朝外了望。马路上的情景,使他惊呆了。
    只见人行道上,一排排穿灰布军装的战士,席地而坐,怀里抱着枪。
    “快来看,解放军来了!”他招呼还没起床的夫人杜汉华。
    杜汉华,广州真光中学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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