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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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昵崾〕ぴ滦浇�1500元。这种巨大的差距表明中国的行政成本非常低廉，同时，低工资待遇实质上也为贪污腐败制造了动能。
建国之初政府制定干部低工资收入的初衷是，不要让我党的干部与群众拉开太大的差距，所有干部要保持普通一兵的优秀本色。但随着战争年代远去，这种低工资在和平时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病。第一个弊病是官员由于囊中羞涩经常寻求从其他渠道获得经济收入。这就容易使官员贪污受贿。第二个弊病是官员的尊严不高，身份不高。在市场经济下，钱是衡量一切的杠杆。钱多，人的底气就足。钱少，人微言轻，牛不起来。由于工资太低，使中国的官员在一些大款面前很难挺直腰杆。在有些地方，往往就是一个小老板，请一桌客，就能左右一切。低工资，常常能得一些官员在富人面前低三下四。学者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要想挺起腰杆只能靠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和谋钱。这样一来，中国官员低收入的现象就变成了一种假象。《中国社会导刊》杂志2001年7月号有篇文章透露，据粗略估算，今天负担一个县长或县委书记的年开销大约是200…300万元，一个乡镇长的年开销为50…100万元。城市里那些掌握实权的官员收入就更是深不可测。这种低工资制度已使当前的中国社会贪污腐败成风。但有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文革期间也是低工资，那时的干部贪污腐败过吗？
尽管腐败另外还有原因，我认为还是应该将官员们的薪酬提高起来。譬如，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工资每年至少要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也不多。省长、部长和直辖市长的年薪也不能少于50万元。厅局长的年薪应在20万元之间。县长和县级市的市长年薪不得低于10万元。一般办事员的年薪可以低些。但官员职务之间的工资差距一定要拉开。但是，新工资要有新条件，那就是“才尽其职”。我们过去常说人尽其责，地尽其力，现在要讲“才尽其职”。才尽其职就是选上的长官必须是那块料，必须称职，必须真正有本事，有能力，符合这一岗位的要求。如果不符合这一职务的要求，就不能选此人到这一岗位。
要保证才尽其职，就必须在干部任命机制上实行改革，改过去的首长任命制为社会投票民选制。先选出政治长官，即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然后再由他来组阁。任期效果好，就继续干，不好，可随时更换。这样改的实质，是打破干部终身任职制，废除干部终身为官的特殊待遇。有本事就上来做官，做得好继续做，不好就下台走人。如果我国的政府部门实行了这样的改革，那么与行政长官有关的一切相应待遇都要改变。要改变的都有那些呢？
第一是住房。国家元首要有国家元首的专门官邸。就象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一样，专门给当选新首相居住。中国可以开辟出中南海的一块地方，作为国家总统府。谁上任，谁来住。离任后就搬家。克林顿在搬家时多带了一块地毯，都引起社会的批评。未来的中国国家元首也要采取首府固定制。与之相同的是各省各市，也要选择合适的地方作为地方长官府邸。第二是年薪要高，要能激发起官员尽职尽责的心情。自古以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一古训今天看来也是起作用的。
长官府邸是国有资产，长官不得任意占据。下台后的长官可住回自己的住宅去。这样的改革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是大大减轻了国家对官员的财政负担。刚才我们算过帐了，从工资收入上看，我国国家公务员的年薪并不高。但由于我国干部实行的终身制，不管你在位还是不在位都要管着你，那样一来，财政部门的负担可就重多了。
6，艰难的政府机构改革
看看现在我国有多少离休退休干部，如果今后仍然按这一终身制待遇实施下去，中国财政早晚有担负不起那一天。新制度的核心就是：在位期间高薪，离职后与国家财政再无关系。克林顿下台后就是一普通庶民。美国的州长或市长下台后都自谋生路。我国今后的干部改革如果也走到这一步，不仅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以大大节约国家在行政方面的财政开支。看看现在我国的国家财政有多累，一个干部离退休后，不仅要继续由国家开着工资，还要由国家继续提供住房，负责医疗费用开支。对一个人简直就是从生一直包到死。这样的行政制度开支和花消能不大吗？并且，这样的干部待遇，我们国家的行政机构能不臃肿庞大吗？谁不愿钻进政府里获得这一待遇呢？谁愿意到市场上拼死拼活受罪？
即使与历史上的封建官僚制度比较起来，也可以看出建国后我党搞的这一套干部待遇几乎把数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发挥到极至！任何一个朝代也没象我们这样对干部一包到底，任何朝代的终身制也没象我们共产党干部的终身制漫长而悠久。这种政治体制给中国社会和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自然是官本位思想严重，财政负担苦不堪言。
官本位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200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69个职业选项中，我国城市居民最愿做的前10种职业依次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电脑网络工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然科学家。在前述十大热门职业中，掌握行政或司法权力的政务性职务竟占半数之多，市长和部长更成为人们的首选。这一调查显示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倾向。
2000年去西安开会，吃饭时与身边的一位县级市市长聊天，谈到机构臃肿问题，他说他那个县级市，干部有1万多名，现在让市里的一些部门休息上半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那意思就是，有些人员完全是没有用的。当我说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可能要撤掉地区一级政府时，他拍手称快。从县官的角度看，地区一级的政府一点用也没有，完全是机构重叠。从省到县不需要这么个中间环节。种种迹象可能看出，酝酿已久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从中央到地方，共识正在形成。这一共识就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民众财政负担。这一要求不仅来自人民群众，就是政府内部也有巨大的改革要求。
每个县都有一万多名政府干部，农民的负担怎能不重！目前中国以干部为中心吃财政饭的人数有多少呢？总计3300多万！其中1000多万是各级党和政府的机关干部，其他2600万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到1994年，中国的事业单位数目已达到130多万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供养关系。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总人口与财政负担的脱产人员的比例即供养关系比例。这一比例在汉朝时大致为8000：1，唐朝时为3000：1，清朝为1000：1，而今天为40：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9个官员和20个吃财政饭的人。清朝时1000个人里只有1个官员，唐朝时只有0。3个，而汉朝只有0。13个官员。
道理很简单：1000个人供养一个官员轻松，还是40个人供养一个干部轻松？从数字上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国民负担沉重的程度了。如此庞大的干部队伍，如此众多的脱产人员，都要国家财政来供养，工人和农民的付出该有多大！不仅国家财政支撑不了，连整个国民经济都支撑不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78年改革之初，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绝对人数为467万，占国有单位职工的比例为6。2％，1996年，政府工作人员绝对数增加到1093万，占国有单位职工比例10％。1996年同1978年相比，我国政府规模扩大了1。34倍，平均每年扩大4。73％，而同期社会劳动力的数量仅增加了0。71倍，平均每年增长3％。
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规模之大、扩张速度之快是惊人的。按理说，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将原先由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资源逐步转由市场、企业和私人支配，政府要不断地卸责任，规模要不断的缩小，但近20年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膨胀出一倍多。这实在是令人值得思考的现象。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模本来就大，但改革改了20年政府规模更大，这种机构迅速膨胀的事实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养活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2000年，中央电视台暴光了河北灵寿县万名干部下乡“讨债”的新闻。从7月8日起，河北灵寿县吃财政饭的万余名干部，包括公检法等相关部门人员，一齐下乡，任务是强行征收“村提留”和“乡统筹”。灵寿县委要求：15天内基本完成任务，科级以上干部每人要征收15户，其他干部每人征收10户，对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将从8月份停发工资，直到完成任务为止。于是，灵寿县从县里到村里，从小学到中学的数千名教师都在为完成任务而奔波。
一句话，党风、政风、学风以及社会风气是否廉正和公正，根本问题在于体制和建制。如果治病不从根上去治，那么即使把领导累死忙死也无济于事。目前之所以在政府部门出现许多不正之风，主要是机构庞杂、人浮于事、财政压力过大造成的。因此，要想政府高效廉洁，没有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是不行的。
1998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拉开序幕，中央机关一举缩减掉了近3万人。1999年，政府机构精简深入到省市级城市，但雷声大，雨点小，至今未看出有多大的效绩。朱总理上台后的这一目标为什么难以实现？主要与近几年的经济形势有关。精简机构实际上是一项大工程，需要有一个好的经济形势来配合。但由于受东南亚经济危机影响，国内经济近几年来不景气，1999年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在这一时刻大量精简政府冗员，将造成更多的待业和失业人口，并带来一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因此，放缓政府机构改革，是暂时的缓兵之计。条件一旦成熟，这项工作会立即跟上。2000年，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将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又推向了前台。事业单位从今以后也要面临市场选择。大中小学教师要应聘上岗，编辑记者也要签定聘用合同，人才交流中心将成为档案管理的主要部门。竞争机制已在党政等行政部门展开，许多地区的厅局级干部已来自应聘考试。
邓小平同志早已指出：政府体制改革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党政分开，第二步是权力下放，第三步是精简人员。但今天我们是在倒着走，迟迟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这说明中国体制改革的艰难。中国当前党政不分和政企不分这种体制，就给国家财政带来许多麻烦。政企分开的口号喊了许多年，但至今微有成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党政不分。党政不分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即党务活动的经费与中央及各级地方财政连在一起。党费与财政连在一起，搞不清是党务活动还是正常的国务活动及社会活动。政府开支和党务开支不分。加上党组织的庞大，数千万党员和组织干部，如此庞大的开支都与政府开支搅和在一起。这种状况不仅与改革的目标日益发生冲突，也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尽管近两年内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放缓了，但一旦经济形势好转，这些工作是会立刻跟上去的。
其实，政府体制改革也并不是什么多么难办的事。关键是看执行者有没有魄力。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初上台时，美国联邦政府近300万人的政府文职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2。8％，而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比例只有1。4％，英国为1。9％， 因此克林顿削减了大量政府人员。而中国目前3300万靠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人员占全国7亿总劳动力的比例大约为5％。也就是说，中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员，与国家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二到四倍。在美国，每100个国民中大约有1。25个政府人员。在德国和日本，每100人平均有0。6个，而在中国，每100人里有2。75个人靠财政供养。
英国在裁减政府公务员方面曾取得过显著的成就。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政府公务员人数为73。2万人，1996年竟减少到49。9万人。在十几年时间里，英国政府的公务员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达到了193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此一项政府就节省了大量的行政开支。由此看，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掉一半人员这一目标也是可行的。只有大量裁减政府人员，中国公务员的待遇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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