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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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和有限性。 象征主义的意识高于这种天真的现实主义意识，就在于它打开了通向真正的现实性的道路。 在有条件的象征的世界里，天真的现实主义意识是被束缚的。我对浪漫主义的态度一直是双重化的。从一方面说，比起古典主义来，我公开地比较偏好于浪漫主义，我反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对于浪漫主义的反动。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浪漫主义的很多东西我是厌恶的，我在浪漫主义者身上看到很多虚伪性。 浪漫主义者的真理在于不满意这个世界的有止境性和束缚性，在于努力越出理性结构之外。然而，真理的道路是从朴素的现实主义（有时这是古典主义所采用的形式）出发，经过象征主义走向真正的现实主义。 我的命题是：从文化成果的象征主义创造走向改造生活的现实主义创造、新的天地的现实主义创造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是世界的终结。 在俄罗斯作家、境外的艺术家、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都尖锐地提出了这个课题。 尼采、易卜生、象征主义者们同样接近了这个课题。我知道，提出这一课题可能产生奇怪要求的印象。从完美作品的创造转向完美生活的创造是否可能呢？创造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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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为道德完美性那样地了解，在这种理解中没有任何新东西。 旧的基督教的意识在禁欲主义的、敌视世界的意识和为这个世界的文化创造辩护的、将社会形态神圣化的意识之间摇摆不定。我说的则是第三种意识即这个世界的现实变化。在《创造的意义》中关于艺术一章我至少已经讲充分了。我所期待到来的新的创造时代不是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式的。 当然，我的宗教—哲学世界观可以解释为深化了的人道主义，解释为对上帝中永恒的人道的承认。 人道是三位一体第二次出现时所固有的，教条的现实核心就在这里。 人是形而上学的实体，经验的人的卑下并不能动摇我的这个信念。对我来说，人道的激情是固有的，虽然我越来越深信：对人来说，固有的人道很少。我经常重复地说：“上帝是人性的，人则是无人性的。”信仰人、信仰人道就是信仰上帝，这对人来说不需要幻觉。 我的人道完全优于《论人的使命》一书中所阐述的。 舍斯托夫在写到我时，甚至说我是哲学家中最有人道的。 然而，关于欧洲人道主义的危机我写了很多，并且预言将进入反人道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法将完善化。我讲到人道主义内在的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内，人道主义转化为反人道主义。 人的自我满足的观念导致人的否定，导致纯粹的人的原理的瓦解，导致力图形成高于人的东西（“超人”）的原理，达到无可争辩的降低人的价值的原理。 兽性的上帝代替了人性的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马克思对我认识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辩证法具有巨大的意义。 在我所体验到的内在转变之后（这种转变与创造的高潮体验相联系）
，我无论何时也没有改变自己关于人的创造使命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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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较快地进入创造时代的期望被世界战争、俄国革命、德国大变革、新的战争的灾难性事件所削弱，两次世界大战、新的世界性奴隶制危险的时期是昏暗的，不是创造的时代。 我预见和预感到要出现灾难，生活的灾难感本是我所固有的，我不相信世界和社会制度的牢固和稳定。 说到牢固的和稳定的东西，火山的力量会很轻松地将它推翻，这种火山力量却一直隐藏在看来和谐的后面。 历史灾难表现为巨大的物力论，并且给人以创造全新世界的印象，但是它对于创造来说是完全不适合的、不利的（这里说的创造是我所了解的创造，以及我预见的将要来临的新的创造的宗教时代）。
历史灾难的物力论甚至将陷入对真正的人的创造的反动时期。因为它敌视人并要消灭精神自由。世界进入反人类的时代，它的特点是非人道化进程。 但是可怖的历史恶作剧之悲剧体验为人的命运的全新时代作了准备。 产生于历史表层的东西不能动摇与形而上学深处相联系的人的创造使命的信念。 为了理解我的思想，重要的是要强调，直接的、连接的、不断地发展的思想与我格格不入。 在承认与深入于世界的自由过程相联系的间断性和否认作为决定论的表现的非间断性的意义上，我一般地是反进化论者。 柏格森书中使用的词组——“创造的进化”
，我一直认为是不正确的。 创造与进化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事物。 在世界的和历史的过程中没有进步，没有有规律地发展的必然性，反动与黑暗是可能的，正如创造的断裂、转向、世界新的方面的揭示、新的世界是可能的一样。 我一直认为历史表层的事件自身是意义很小的和不怎么重要的，我在这些事件里看到的只是其他东西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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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任何时候都不倾向于赋予“客观的”创举的社会表现以特别的意义（我参加了这种活动，并且成为它的创始人）。我任何时候都不夸大自己“主动性”的意义，甚至低估它的意义。这可以部分地自称具有托尔斯泰的甚至是虚无主义者的气质。 对我来说，真正的生活存在于这些的后面。 只有创造的热情及其迸发，只有我内在的创造的世界才是有价值的、真正的、原初的东西。 在创造的热情中克服忧郁，这是最主要的。 我始终相信《创造的意义》中的基本思想，在哲学上我更加改进自己思想的表述，更加确定术语。 不过，我可能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思想精选得不够，宣传得不够。 我痛苦地指出，人们对我理解得不好，对我的主要思想理解得不好，他们不知道我的思想是十分集中和完整的。 关于时代的事件我作了很多描述，经常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价，所有这些，借用尼采的表述来说，是“非自己时代的思维”
，是面向遥远的未来的。我永远也不是政治活动家，从来也不是政治评论家，我只是一个在这敌视人的时代里保卫自己关于人的思想的道德说教者。 我企图在最无人道的时代鼓吹人道。 人们是如此不了解我，当我发言保卫存在主义哲学时，他们把这看作对我是完全新的、甚至几乎改变了我的过去哲学的东西。 无论谁也没有发觉，存在主义哲学是我的人道体现，而人道则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区别于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和其他人，区别于基尔克果。
G为了力求从心理上理解我对创造的颂扬的根源，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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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对创造的特殊态度和对世界现实（即被称作“现实性”
的东西）的消极态度之间的联系。 为了活得有价值，而不是被世界必然性、社会琐事所贬低和压抑，必须在创造高潮中越出“现实性”的封闭圈子，必须激起想象力，设想另一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的现实性相比是新的世界（新的天和新的地）。
创造与想象是联系着的。我一直认为创造行为是超验的，越出了内在的现实性的界限，是越过必然性的自由的迸发。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对创造的爱就是对“世界”
的不爱，不可能居留在这个“世界”之内。 因此，在创造中包含着世界末日论的因素。 创造行为是这个世界的终结的来临，是另一世界的开端。 古典主义的错觉在于，仿佛创造行为的结果可能是在这个世界里获得完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停留，而不是移近于另一个世界。 但是，那种在创造成果的完善性意义上被称为“古典主义”的，实质上，一直在谈论和这个世界的现实相区别的另一个世界，并且预告世界的改造。 在这里也预告了艺术的改造世界的意义。 因此，艺术有了肯定的和解放的意义。 不过，创造并不永远是真理的和真正的，它可能是复杂的虚幻的。对人来说虚假的创造也是它所固有的。人可能对上帝的号召不予回答，而去回答撒旦的号召。 但是艺术中的魔鬼主义问题对我是很复杂的。 达。 芬奇自身就有魔鬼主义的成分，尽管我对此作了夸张。 在达。 芬奇的真正的艺术创造行为中燃烧着全部的魔鬼主义，全部的恶则销声匿迹。 对创造进行简单的道德说教是不能容许的。 所有传统的神学学说都是和我的创造思想相敌对的，我和它们处于长期的冲突之中。 无论谁也不完全同意我，尽管某些人发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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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有意思的。 我说的不仅是在东正教基础上的思想派别，也包括我所遇到的西方基督教学派、天主教和新教教派（渴望找回过去的发源地的托马斯主义、巴特学说）的思想。在西方人写的关于我的文章中，把我和那些被称为基督教神智学者的人，如伯麦、圣—马丁、巴杰尔等同起来，但是不承认我的思想是正统的。 当我更切近地了解了现代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时，我很惊讶：我的创造思想对它们是异己的。一般地说，俄罗斯思想的问题与它们也是歧异的。 我关于非创造性的、存在的自由的学说引起了最大的怀疑和反对。 我自己的思想陷于十分孤立的状态。 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所表述的正统体系应当否定创造，或者在十分肤浅的意义上承认它。如果没有冲突，没有和法规、法律的碰撞，没有“非法的”爱，没有内在的怀疑和矛盾，没有正统的“法”的观点看来是不能容许的事情，就不可能写出悲剧、小说和文学诗篇。 如果没有存在问题的环境，没有解决问题的不懈努力，没有对真理的探索（真理不是周期性地以凝固的形式从天上掉下来的）
，没有精神的斗争，创造的思想是不可能的。 但是正统体系不想知道任何新的问题，怀疑和敌视创造的非静止性，敌视探索，敌视思想斗争，它在实际上不能接受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当我观察自己的创造过程时，有时为其他人所论说的我与自我的观察之差异而惊讶。 我一直明白自己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一直明白自己的哲学使命，归根结蒂，我至少喜欢哲学、哲学的认识。 学院类型的哲学家认为最好还是称我为“思想家”
，很明显，这种哲学家比起有系统体系的哲学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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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由，我的哲学无论何时也不是教授式的。 然而，最主要的是，我的思维和认识过程的运动不是像人们通常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我没有可以称作思索性、辩论性和结论性的思想，没有系统的有逻辑联系的思想。 我在实际上不能发展和论证自己的思想，分析——这是我的思想的比较差的方面，我的思维属于特殊的直觉—综合类型。 我毫无疑问的大才能是立即理解所有个别的、部分的东西与整体的联系，与世界意义的联系。 最微小的生活现象都引起我整体性的直觉领悟。 这种直觉带有理性的——充满感情的（而非纯理性的）
性质。在世界中小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后边，我看到精神的现实性，从它把光明洒到所有的东西上。最重要的思想就像闪电的光、内在的光的射线一样来到我的头脑之中。 当我开始写作时，我有时感觉到非常强烈的激情在我的头脑中盘旋，我的思想那么快地流过去，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写下来。 我无论何时都不对形式深思熟虑，而是它自己流溢出来，我的思想甚至从来都与内在的词联系在一起。 我几乎从来不修改也不重新思考写出来的东西，就按最初写出来的东西进行印刷。因此，我的写作方式是漫不经心的。 我只作不大的增补，有时这破坏了思想的彻底性。 我的写作风格是格言式的，这是我固有的形式，尽管它对制定思想并使之彻底化是不够的。 格言对我是思想的微观宇宙，我的全部哲学都参与在这种简洁的形式中，对它来说再没有什么可分的和更纯粹的东西了。 这个哲学是具体——完整的。 我用全部生命去写作。 写作对我来说是精神卫生、沉思与浓缩，是生活方式。 我一直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精神状态下进行写作，当我在发烧到３９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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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我头痛时，当十分不幸时，当进行轰炸时，当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在莫斯科时，当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年在巴黎时，我都能进行写作。 我的灵魂的外壳是很敏感很富有感受性的，它能够受到震动，我能体验到它的惊慌失措的状态，但是我的精神一直保持着自由的，不依赖于周围条件的，集中于创造的状态。我是用全部生命坚持着的，尽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