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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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这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对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我比其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接近。我接受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但是我拒绝赋予它以形而上学意义，拒绝把它和一般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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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 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性质的思想相关，我保卫真理的独立性和哲学的独立性。 我在所参加的那个派别中开辟了思想自由运动的可能性。 后来我又针对宗教的正统思想捍卫哲学的独立性。 我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我完全不能接受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很好地感觉到这一点（我与他这时在苏黎士会晤）。
他对我说，由于我的哲学，我不可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年我经常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和Ａ。Ｂ。 卢那察尔斯基（他也是基辅人）争论。 卢那察尔斯基不承认真理脱离革命阶级的斗争而独立，认为哲学的自由产生于认识的过程中，他在我这里看到了危险的个人主义。 斗争有时十分激烈。 我是激烈的好争论的人，同我争论是不轻松的。 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卢那察尔斯基因这些争论而生气。 当然，应该说他本人并不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及尼采结合起来，醉心于艺术中的新流派。他是阅读范围很广、才能出众的人，但是有着轻浮的痕迹。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卢那察尔斯基将在严厉专政的政府中成为人民教育委员。 他本人完全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想必为契卡的活动感到难堪，他希望成为科学和艺术的保护者，并且因此惯坏了作家和演员。
在我年轻时代的如此不完善的著作《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中，我终究成功地提出了使我一生不得安宁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我在更完善的形式中进行了表述。问题是这样的：认识依赖于人们社会交往的水平。 认识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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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应遵守的逻辑性质，而且有人人应遵守的社会性质，这就决定了，正如德国的唯心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进行认识的不是先验的主体，不是万能的理智，而是具有一定的精神结构，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的人。 任何先验的东西都不能自我保证，因为它们处于人之外，处于超越经验的范围。必须规定具体的人对先验的东西的关系。 这个问题最终将我引向存在主义哲学。 我在书中后来这样表述：“我与客体世界”。
我很早就意识到需要关于认识的社会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就表现出苦闷及其他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有关的感受，所有这些导致我发生内在的转变。在流放到沃洛格达以前我经历了上升与繁荣时期，我的生活中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个时期里，正如整个青年时期一样，我是忧郁的，陷入充满冲突的境况里。 但是有时回忆起这个时期却带有喜悦的心情，尽管回忆对于我是痛苦的。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了内在的转变。 这种转变为我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决定了我的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情感的丰富。 但是，我任何时候也不能表现自己的激情，而是经常自我压制。 这大多不仅是理智的过程，而且是和我的生活的全部事件相联系的。 向我展示的新的世界是美妙的，同时我越来越增强了彼岸的超验的感觉，我也越来越嫌弃那种满足于此岸的、地上世界的闭塞圈子的世界观。 当时，易卜生的学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易卜生深深地吸引了我，他成了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让我喜爱的作家，我的被称作个人主义的东西，我对个人命运的敏锐感受全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易卜生有关。 同样，我也读了象征主义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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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所有这些使我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圈子疏远了，其实，我与它从来也没有融合。 如果认为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在“同志们”的圈子里旋转，那是不对的。 我经常与其他的团体交往。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还与学院里教授哲学的。 。 d ‘切尔帕诺夫有密切交往。 他是很受欢迎的哲学教授，听他的唯物主义批判课能获得好的收益，星期六我常到他那里去，我们进行长时间的专门哲学谈话。 这种谈话对我是有益的，使我从自己的封闭思想中走出来。在政治上我们是有分歧的，但这并不重要。 切尔帕诺夫在哲学上首先是教育家。 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是使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人，在当时，他是一个新型的教授。 在流放前，我还认识一个人，他是我的终身朋友，也可能是唯一的朋友，我认为他是我这一生中所看到的才能出众和最优秀的人之一。我说的是利夫。 舍斯托夫，他也是基辅人。 当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批著作，我特别对他论述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感兴趣。 我们经常争论，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是在广泛的问题上看法是相近的。 这不仅是兴趣的智慧和交流，而且是存在主义的交流，是对生命意义的探讨。 一直到他在巴黎去世以前我们的交往都很密切。 另外一些人也和舍斯托夫有联系，这些人对我没有哲学上的意义。 在我流放启程前，一位美丽的女士对我说了这样告别的话：“在生活中没有比爱更美好，没有比痛苦更真实。”——出自阿尔福来德。 法。 穆塞。尽管我的精神危机开始了，尽管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增强了，但是在流放前这段时间仍是我大受欢迎的时期。我第一次作公开演讲，讲的是《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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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中的一章，当时我听到了真诚热烈的掌声。 这与听众知道我行将流放北方有关。 后来，当我受到特别的指责和文章的谩骂时，我经历了长久不受欢迎的时期。 我甚至喜欢上不受欢迎的痛苦滋味。 流放前这个时期对我好似春天，充满了诗意。 这种情绪延续到我流放的最初阶段，我的思想和情绪反映在《为唯心主义而斗争》这篇发表在《神的世界》上的文章中。 这篇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左派集团的愤慨，这些人大多数是墨守陈规的。 文章的序言引用了我所喜欢的易卜生的戏剧《建筑师索尔尼斯》。我从来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实证主义者，这也就使我与左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及其“此岸性”
产生了更彻底的决裂。精神的价值和一直不受重视的美的价值，被宣布占有首要地位。我亲身感受到２０世纪初创造了俄罗斯文化繁荣的精神潮流，这是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极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对我来说，比唯心主义运动的其他代表可能更加是本性使然。 关于个人与自由的课题是我一生中的课题。 我一生都感到，在完全与人们进行社会配合的情况下，我所固有的才能便衰弱，而在冲突和孤独的情况下，我的才能反而增强。这些年我深入研究的不仅是精神思潮，而且是狄奥尼索斯（酒神）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我这里是结合在一起并且常常相互矛盾的。 尼采学说解释不了这种情况，只有用我的本性所固有的狄奥尼索斯因素才能解释（尽哲它不占主导地位）。瞬间神魂颠倒的感受是我所固有的，尽管我重理性，通情达理，但那种感受也经常发生，很明显，这可以用我的法国血统来解释。特殊之处是我永远也不醉酒，我能喝很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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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醉，在醉鬼中我独清醒。 在这方面我能自我约束，同样，我也从不受传染病的侵袭，特别是集体的传染病。 使我着迷是不可能的，我过于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过，对我来说，思维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创造高潮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幻想和芳香气味具有真正的酒醉性质。 我经常在主要之点上和尼采矛盾，尼采的基本方向是“此岸的”
，他想成为“地上的支柱”
，这个世界的封团圈对他具有更高的吸引力。我在基本方向上是“彼岸的”
，超验的东西对我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从理智上来说，尼采在第二个时期是实证主义者，而我是形而上学者。 可能因此我的二元论因素较强。 在一定的时期我体验了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喜悦，生命力高涨的状态。 但是我完全没有对生命的原始的爱，对生活的喜悦经常与悲观情绪绕在一起。 生活喜悦的高潮在深化与发展中不是导致丰富的现实，没有导致胜利，而是导致死亡。 正是狄奥尼索斯思潮引导我走向我的生命之最不好的、颓废的时期，这也就是流放的后期和流放后的时期。有意思的是，生命力高潮时期并不是我的创造思维高潮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作的事较少。 我的很多力量都放在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冲突上。 对我来说，个性解放，个人位于社会之上的问题成了中心问题。 我的一个流放时的同志，一个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告诉我：“不知你是否将站在高于人们住宅的塔顶上，也许这是美妙的。”
他说他作了可怕的推测：我会被看作毫无希望的“个人主义者”
，虽然我在政治上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完全带着左派的色彩。 我极力反对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禁欲主义，因为它压制个人，否定个人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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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权力。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们这里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我和那种可以称之为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极权主义现象发生了冲突，和那种使个人完完全全从属于集团、集体的现象发生冲突，个人经常沮丧。 当很大的流放集团到达沃洛格达时，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是否需要与警察握手？
希图集体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则说这个问题我将自己解决。 其实，所有的道德性质的问题也都应当自己解决。 革命知识分子们的纪律是军事性的，也只有这样，这种纪律才能保持。我则想单独地斗争，从不同意接受任何军事纪律，我不赞成也不融合于任何社会集团，也不服从任何集团的道德。 政治上我自然是个革命者，但是在道德上我是富有战斗性的“个人主义者”。我的这种“个人主义”同样是革命的，当然是在特殊意义上的。 我故意作了许多向流放犯们“挑战”的事。 当时，沃洛格达是流放的中心，在沃洛格达我见过大量的流放犯，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还有社会主义革命者。 大部分流放犯被派到沃洛格达省的县城，有时，一些人从流放地经过沃洛格达回到阿尔汉格尔斯科夫。我可以作很多的观察。几乎所有的流放犯都顺路到“金锚旅馆”来访我。 流放犯中有很多很好的、很讨人喜欢的人，但是与他们交往却很困难。他们在意识上是墨守陈规的狭窄，他们读得很多，但是普通的流放犯中文化水准却相当的低。 有使我感兴趣的。 但大部分流放犯我是不感兴趣的。 我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贵族和浪漫主义者。 不过这些年在沃洛格达流放的人中有后来成了名人的，如列密佐夫，谢果列夫，萨文科夫，基斯恰科夫斯基（为了流放的妻子而来）
，丹麦人马捷龙格（后来成了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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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丹麦作家，当时是油料商行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我和列密佐夫、谢果列夫、萨文科夫、马捷龙格属于“贵族”
，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领导着“民主派”。
“贵族派”在言论上更加不依赖于集体，更具独立性，在自己的生活上更加倾向个人主义与自由。 我们与地方上有联系，主要是平民，还有剧院。 我和波格丹诺夫的关系是奇异的，他后来创立了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经验一元论综合在一起。 波格丹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很诚挚，忘我地献身于理想。 但是他与我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当时我已经被认作只知进行形而上学探索的“唯心主义者”
，对于波格丹诺夫来说，这是完全不正常的现象。 按其原来的专业来说，他是个精神病医师。 起初他常来找我，我记得，他向我系统地提出问题：我早晨感觉如何，作了什么样的梦，对各种情况有什么反应，等等。 很清楚，他认为我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心是精神紊乱的最初征兆，他想确定我病得有多厉害。但很有趣的是，后来波格丹诺夫自己发生了精神紊乱，甚至一度住进了精神病医院，而我是没有这种事的。 我不是精神病医生，但是我一下子就发现，波格丹诺夫具有狂躁性忧郁症。他是沉静的、宽厚的人，是对理想爱得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