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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蒋家门外的孩子-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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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意见很少违逆。    
  当宋时选劝阻无效、铩羽而归後,便由王升来继续劝说。    
  有天下雨的夜晚,他来到连云街,用宋时选雷同的说辞,要我放弃赴美,并以确切的口吻保证,如果我同意留在台北,照样可以有很好的仕途发展。他也强调旧金山侨社的复杂,他说除了左派,还有独派,并以两年前(一九七○)在纽约发生“台独”分子刺杀父亲的事件,提醒我万一发生什麽意外,这个责任谁担得起?王升本来口才就出了名,那晚更是说尽了好话,就是希望我改变初衷,留在台北不要出去。他直说了,是受了父亲之托来劝服我的。    
  坚持走自己的路    
  可是,我真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父亲的意思。虽然王宋两人讲了许多理由,还是牵强,很难让我觉得有道理,我只是去做个小小的“副领事”,哪有可能引起独派或左派分子的兴趣而会对我如何?况且七十年代初,海外晓得我背景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知道了,在美国这麽开放的社会里,绝不至於有人会冒进。他们说辞中,最不能让我接受的,反而是他们的保证,说只要我不出去,照样可以在“外交部”里晋升等等。这和我以参加“外交特考”方式进入“外交部”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我从来不以特殊的身份看自己,也不想要别人用特殊的眼光来衡量我。我所追求的,不过是做“单纯的自己”,工作若有进展,也只是由“单纯的自己”奋斗得来的。我从不奢求得到优於别人的待遇,但为什麽现在连做“单纯的自己”都要那麽难?设若我顺着王升的意思不外放,一直待在部里依靠蒋家关系做事,将来哪有本事去公平竞争?仅借由外来的关照,在职务上有所升迁,这不是我所要的,它不会持久,更有局限性。    
  最後,我很坚决地回 王升,我还是要去旧金山上任,我所企求的只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不要什麽特权。我把内心的挣扎向他详细地说了一遍,更要求他向父亲转报我的思考,企盼给我一些属於自我的空间。我强调,我不要别的,只要“和别人一样”。他拗我不过,只好失望地说他回去反映反映,设法说说看,但没有把握。他离开後,美伦心情也沉重起来,没想到具有这种看似比别人要强许多的背景优势,反而滋生了困扰,这是外界很难相信的事。    
  当夜,我彻夜难眠,半夜一点多乾脆起床,趁着夜深人静,走到书桌提笔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清楚陈述我之所以坚持外放的五大理由。隔了叁天,王升再次来到住处,仍像上次一样劝我不要赴美,但语气和缓多了。我用非常温和的态度,坚持立场,同时当面交给他前晚深夜写好的信,请他转呈父亲。他看到我丝毫不动摇,也只有笑笑,望着我说:“你的固执,倒有几分像他。”    
  改调华盛顿首府    
  又过了叁天,再次碰面时,王升只好妥协了。他说已把我的决定作了转达,既然我执意“外放”,那就改到一个华侨较少的城市去父亲才放心,看来看去,美国首府华盛顿是行政中心,侨胞相对较少,只要我同意,可请“外交部”改派人事命令。我说只要正常“外放”,去哪里我都愿意。两天後,王升亲自去见沈昌焕细说原委,也因此沈昌焕才恍然知道经国先生是我父亲,他当即交代人事处,将我从旧金山改调“驻美大使馆”担任叁等 书。我尚未到旧金山“总领馆”报到就改调他馆,还是“外交部”头一遭。    
  由於没有接受王升的劝说,使原本的困境变成了转机,不仅维持前往美国“任职”,且改派的地点更是所有“外交官”的第一志愿 “驻美大使馆”。如果我没经过华盛顿的历练,往後在政界可能会走上不同的一条路,说不定永远没机会一步步地从科长到“司长”、“次长”,再出任“部长”,後来做到国民党 书长和“总统府 书长”。如果没有一九七叁年的坚持,往後在政坛的走势也就有限了。命也?运也?       
咫尺父亲天涯路   
我政治生涯後半段的发展,不可否认多少得到蒋家间接的庇荫,但这已是在我担任“外交部次长”以後的事了。    
  那段期间,有些人侧面耳闻我特殊的蒋家关系,误以为我能上达天听,便以我能感受到的方式略施小惠,他们或许在盘算,有朝一日,说不定我会回嚏他们一臂之力;他们不知,我和父亲之间完全没有互动管道。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物倾靠在孝武、孝勇那边。七十年      
代末期,若干好友婉转提醒我和孝慈,有人在暗中抵制我们,这些情形我们了然於心,却强化了我们的意志力,要将全部心力投注在工作岗位上去寻求突破、改变现状。    
  “蒋家因素”在人生道途上所造成的意外磨难,对我和孝慈确实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我早就学会把身世带来的痛苦隐藏起来,绝不允许它伤害到无辜,譬如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婚前多次要求与父亲见面,都没有结果;到娶妻生子,更渴望见父亲一面,相信父亲若是看到美伦和可爱的蕙兰,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能让父亲快乐就是孝顺。这个单纯的心愿,每次都石沉大海。    
  我和孝慈很能体谅这事的难处,若真要会面,地点就不容易找,万一有闪失,後果可以很严重。除了对王升支吾的搪塞感到沮丧外,我们又能做什麽?要是在一出生就失去父母,长大後根本对双亲没有概念,也就不会有所思念,更没有会面的渴望。但是,我和孝慈境遇不同,世上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例子。虽然像孤儿般由外婆带大,但我们懂事後就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且近在咫尺,怎麽可能不想早点见到他?    
  蒋家到底给了我们什麽?    
  白天工作繁忙比较容易压抑,但每到夜深人静,心绪就容易起伏。结婚成家後,更多了一层责任的驱使,常常觉得愧对妻子。一九七七年从美国回来後,有几个夜晚,妻儿都睡了,我在书房看书到半夜,积极准备“甲种外交特考”。有天半夜看完书,走进卧房,望着熟睡中的妻子和七岁大的蕙兰、一岁多的蕙筠,因为就是当天早上,王升回 还是没法子安排见到父亲,一阵心酸感到好对不起她们,我眼泪流了出来,叹口气,摇摇头,又静悄悄地走回书房。    
  那一阵子,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梦见父亲。有一晚,在梦里模模糊糊地见到父亲笑容满面地远远迎面走来,穿着轻便夹克,我好高兴地连叫几声:“爸爸!爸爸!”他还笑着抚摸我的头,然後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急着再叫:“爸爸!爸爸!”到处找他,我急得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美伦被我喊叫声惊醒,急忙把我轻轻摇醒,她听到我在睡梦中的低声饮泣,她摸摸我脸颊,是两行温热的泪水。美伦顺手将我搂在怀里,叫我不要难过,她自己却也跟着哭了。    
  第二天一早,我若无其事地到“外交部”上班,出门前,我感慨地跟美伦说了一句话:“蒋家到底给了我们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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