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门外的孩子-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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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说,经国先生对子女的教养从不溺爱,只要发觉求学中的孝文有过分逾越情况,比方说有次半夜偷偷地把家中吉普车开出去而闯了祸,险些闹出人命,经国先生气得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甚至用皮带抽打。
王升表示,祖父曾考虑培植孝文在军中发展,想把他送到美国去念西点军校或维吉尼亚军校,但均未能如愿。最後一九六○年才安排他到了加州柏克莱分校念商,不久因故又转学到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均未念毕而中辍返台。
“外交部”档案库“专卷”
一九七二年我从比利时结束两年的“外交官”训练回国,受训期间被指定到比利时外交部的人事及档案处实习两个月,事後我十分用心地写了一份内容充实的心得报告,由“大使馆”转报“外交部”,没想到引起“次长”陈雄飞的注意和赞赏,亲自下条子要我回部後直接到档案资料处报到,专责改善“外交部”档卷的管理系统。
“档资处”在部内向来被视为冷单位,当我告诉也刚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不久的孝慈,我将到“档资处”工作时,他错愕地问我:“你不是说自己表现得不错吗?怎麽还没出发,就被冷冻了?”还好,在“档资处”只是暂时性的,不到两个月我就改调到政务单位“欧洲司”,处理有关与法、比、卢、荷等国关系的业务。在“档资处”虽然只是一个过渡,也因为有这样一段职场上的小插曲,後来我当上“部长”,我就用自己的例子,鼓励刚进部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也不必去挑单位,万丈高楼平地起,“档资处”就出了一位“部长”!
王升有一次提醒我,既然在工作中可以接触到“外交部”所有的老档卷,不妨去档库里找找看,有没有一份关於孝文在一九六○年赴美求学的“专卷”?王升说,因为孝文在旧金山曾因驾车超速被当地法庭判了叁天刑期,而惊动“驻美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最後由美国国务院出面向旧金山市政府缓颊,才逃过牢狱之灾。当地左派媒体曾大肆报道,“外交部”一定会有专卷云云。王升的意思,这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没有必要把有碍蒋家观瞻的事一直保存在档案里,希望我能斟酌情况“处理掉”。
有天上午我特地去到“外交部”设在北投的档库,里面密存有上万册的卷宗,因有完整的查询索引,很快找到编号GDIBI叁七号“蒋孝文”专卷,里面存有叁四十页“外交部”与“驻美大使馆”当年来往的电文和剪报。其中还有一份美联社的报道,提到当时在华盛顿天主大学念戏剧的蒋徐乃锦大嫂,曾失窃过珠宝首饰。专卷清楚提到,在一九六○年元月二十叁日,孝文二十五岁在加州大学念书,因超速被沃克兰法庭判刑叁天,後由叶公超出面向美国国务院交涉,才以罚款解决。看完专卷之後,我只把它移到另一个卷柜的角落,让以後的人不太容易找到,并没有照王升的暗示,把卷宗带走,因为我是公务员。
细读那份专卷,我只有一个感觉,孝慈和我都是蒋家後代,但我们真是活在另一个世界,在物质领域里和他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羡慕或嫉妒过他们所拥有的。虽对自己的境遇深感不平,同样是经国先生的孩子,为什麽孝慈和我为了起码的生活的维持,还要辛苦地挣扎,他们却生下来不是龙就是凤?我们只有自我鼓励,人生是长跑,不是短跑,後段的冲刺才更加重要。
莎士比亚式的悲剧
孝文在一九七○年因饮酒过量而不醒人事,加上延误就医,使脑神经缺氧而严重受损,虽经急救,仍旧造成日後意识表达和行为反应无法完全恢复如常人,以致长达近二十年的生活起居,均须他人照料。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四日过世时,仅得年五十五岁,距经国先生辞世还不到一年半。
我参加了他的丧礼,是以“外交部常务次长”身份前往的。他短短一生,拖累最深、最重的应当是徐乃锦大嫂。她无怨无悔地照料孝文所展现的无比耐力和牺牲,并且独力把女儿友梅教养得那麽好,令我万分敬重。她行事低调,通情达理,加上有德国血统直来直往的个性,并且远离政治漩涡和家族是非,凡我遇到的人,未闻对她有任何负面批评。
孝文做过直接与社会有关系的工作,是他担任金门和桃园两地台湾电力公司主任的职务,因时间不长,很难让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但也没有听到对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指责。孝文生前的好友余正雄对他的评价相当正面,他告诉我孝文很有头脑,反应敏捷,待人诚恳率直,很早就有机会参与相当程度的“政府”重要事项决策。
我在想,假如孝文大哥能在一般平民家中成长,应当会更有成就,或是从小就把他送到美国念书,在一个较单纯的环境里,闪开一些牛鬼蛇神的纠缠,以他优秀的资质,要念西点或哈佛都有可能的,进而可能成为一号人物,对社会做出贡献。但是他置身台湾,环绕在一种被骄宠的环境里成了唯一的选择,最後,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就成了他的宿命。
他的独女友梅非常懂事,很有才华。她专程从英国偕夫婿从伦敦陪侍重病的母亲蒋徐乃锦数月之久。乃锦大嫂过世,後事都是由她处理。她亲自书写的一首悼念母亲的奠诗,文情并茂,读之令人动容。我曾私下告诉她,我不赞成此时匆忙且草率地将两位“老总统”从慈湖、头寮移灵五指山,她完全同意,并且告诉我,远在旧金山的孝章大姊也十分反对此事。
孝章最令我钦敬
不少曾直接追随过经国先生的人都跟我说过,在长安东路二条通里,他最疼爱的还是孝章。唯一的女儿,聪慧乖巧,讨人喜欢又漂亮,是他的掌上明珠和心肝宝贝。
台湾社会对孝章大姐的认识较有限。曾经引起人们谈论和关心的,是她嫁给前“国防部长”俞大维先生公子俞扬和先生的婚事。
温哈熊“口述历史”事件
传说中,父亲起先并不很赞同这段姻缘,但无法改变她的决定。前几年,温哈熊出了一本所谓口述历史,对俞、章的婚姻有夸大的负面描述,甚至涉及人身攻击和毁谤,破坏了她在国外生活的宁静,引起他们夫妇的极端愤怒,因而提起诉讼。这件事在台湾媒体上占了好几天版面。
事实上温哈熊在书里面,对美伦也有非常不实和荒谬的批评,气得我和美伦都曾考虑到法庭按铃申告。好几位“外交部”及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老同事,看到温某书内恶意的中伤相当气愤,便主动向报纸投书为美伦辩驳澄清,并强烈指责温某的不道德。後来经朋友劝告,为避免媒体炒作,反而帮他新书促销,我们才打消控告的决定。
为这件事,我亲自去看过“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因为温某那本“口述历史”,是由“中研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口头整理完成。对於该所在处理所谓“历史”过程中,不曾做交叉查证,我表示相当不满;李远哲也向我委婉说明,并强调虽然以该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挂名完成的个人口述历史,但并不等於背书它的内容。我则强烈建议,以後该院出版类似书籍,务必格外谨慎,尤其涉及到“人”的评论和褒贬部分,不可仅听信片面陈述而不去比对求证,特别是涉及的当事人都还健在,怎可省略不为?就是媒体记者报道新闻,都知道“平衡”和“查证”的不可或缺,况论撰写冠以“历史”之名的书籍,应当是何其的严肃,稍一不慎就会被一些自认有社会名望之徒,用做欺世盗名和私人 愤、攻讦对手的工具,比不负责任的八卦报道更加可怕,因为它披上了纯净的学术外衣,掩盖了邪恶的本质。温哈熊就是典型的例子。李院长赞同我的看法,也应允向近代史研究所转达,提醒该所日後务必改进。
从报端获悉孝章大姐对温哈熊出书爆料的卑劣行为,决定提告,我十分同情她,更全力支持她。温哈熊就是有一万个理由,要披露那段不为父亲十分赞同的婚事,甚至就是有一万个证据,证明他所叙述的是事实,只要基於经国先生曾经格外的提拔和重用,他就绝不该轻佻地把这种伤人害己的典型八卦,放进他所谓的“口述历史”当中!温哈熊忘恩负义、沽名钓誉的行径,使经国先生的旧部和所有认识温某的人感到心寒,也让原本不认识温某的人不耻。
一切已了然於心
过去每次因公在旧金山停留时,我都会私下打听一下孝章夫妇的近况,有几次还想和他们联系,或送个小礼物向他们致候,後来想想,怕太唐突而作罢。我之所以想和孝章大姐联系,是因为我确定她很早就知道在赣州发生过的往事,秦孝仪院长曾证实,而孝武对孝章大姐知情一事,则说得最清楚。
我并不天天写日记,但是凡遇到较重要的事,我都有当天做简要记录的习惯。根据我的记事本,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七日晚,在家中(罗斯福路叁段“外交部”次长的官舍)宴请孝武夫妇,那次是他从新加坡返台述职,在座的还有钱复、宋楚瑜、陈履安、徐立德等人。孝武那晚兴致颇高,显得很开心。宴会後,孝武夫妇单独留下来和我 谈,说了不少心中的话。孝武特别提到,孝章大姐去年(一九八八年)返台为父亲奔丧时曾告诉他,她了解到孝武目前与我和睦相处的情况,对於这样的发展她很高兴,并且进一步告诉孝武,父亲曾於生前向她言及桂林的事。这是孝武亲口讲的,当时美伦和惠媚在座。孝章大姐目前还在旧金山,我不会也不敢信口开河。
孝武主动向我提到孝章大姐,是想要让我晓得,自从父亲过世後,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多所交往,不仅是我和他之间的正确决定,连孝章大姐也都赞成。我当时简单回应孝武说,我有一个很单纯的考虑,就是不管别人怎麽想、怎麽说,只要能让父亲在天之灵感到安慰的事,我们都应当去做。
孝武点点头表示赞同。
孝武冤困“江南案”
一九六二年,我在大学叁年级暑假被分发到政工干校,接受第十叁期预备军官的基础训练,孝武比我小叁岁,那年正好高中毕业,就在我到干校报到的同时,很意外地看到他也在人群里。更奇妙的是,他不仅和我分在同一大队,还在同一个连上。他的出现当然令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他来。
我和其他受训的预官当时都猜不透,为什麽他才中学毕业,就能和大专学生一起接受训
练?没人敢明问,只有在心里嘀咕。为期八周的训练中,没有每天看到他,另外还有两、叁位看来是他死党的好友陪着他受训,一夥人显得轻松自在,像是在参加夏令营。後来队上的长官无意说出来,因为经国先生认为暑假太长,孝武待在家里会很无聊,又容易出去鬼混,所以乾脆交给干校看管,受受军训,期盼透过部队生活,让他养成纪律观念和规律起居。经国先生的用心也够良苦了,实际效果却有限,因为每到晚上,他并不是和大夥儿在大寝室里睡大通铺,若不是溜出去,就是安排到长官的单独卧房就寝;至於出操,那更是随他性了。
这件事到今天都令我不解,他被送到干校时,怎麽会不仅和我编在同一个连,居然“小组”活动,也和我编在一起?“小组会”都是晚餐後在教室里召开,每组只有十来人,彼此围成一圈、坐得也近。有天开小组会,他就坐在我右手边,可能太无聊,他转身望望我,低声地说:“让我来替你画张像,你长得眉清目秀的嘛!”我只笑笑,没说什麽。只见他在一张纸上煞有介事地像在为我素描,我也没去看他最後画得到底如何。我想他只是好玩,也可能是找借口搭讪。我暗中自问:“难道他知道我是谁?”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那时,我除了严守分际说我是“章孝严”外,其他什麽都不能说。到今天,我心中的谜还是没有答案,难道会是父亲刻意安排,要我们在这种自然而单纯的场合相遇相识?或者只是一种机率几乎等於零的巧合?只有问上帝了。
另一件事就更不寻常了。经国先生向来重视青年学子,每年都亲自到政工干校主持预官训练的开训典礼。但是,一九六叁年我到干校受训那一年,他却没有来,也是唯一缺席的一次,当时队上的长官们均感意外。我私下在想,难道是他知道我在受训,而刻意回避不来,免得造成我心理上冲击?
突然的第一次会面
一九七七年我从华盛顿回台北,孝武叁十出头,已是“欣欣传播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