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 明 李贽--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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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籍碑
“安石误国之罪，本不容诛；而安石无误国之心，天地可鉴。主意于误国而误国者，残贼之小人也，不待诛也。主意利国而误国者，执拗之君子也，尚可怜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犹是矣。故予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千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
余每每细查之，百不失一也。
无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洁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抉。故孔子无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学原重外饰，盖自古然矣，而岂知圣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日逐不离觿抉。佩玉名为随身之用，事亲之物，其实思患豫防，文武兼设，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与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饰，特假名为饰耳。后人昧其实也，以是为美饰而矜之。务内者从而生厌曰：“是皆欲为侈观者，何益之有！”故于今并不设备，而文武遂判。盖但文士不知武备，至于武人居常走谒，亦效文装矣：宽衣博带，雍雍如也，肃肃如也。一旦有警，岂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宁可用耶？
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书坑儒之李斯，以李斯为师，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吴公。人之贤否，信在自立，不系师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则可藉以行立。苟无骨，虽百师友左提右挚，其奈之何？一刻无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则自能奔走求师，如颜、曾辈之于孔子然，谓其不系师友，亦非也。
宋人讥荀卿
宋人谓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即有坑儒焚书之祸。夫弟子为恶而罪及师，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则吴起亦可以累曾子矣。《盐铁论》曰：“李斯与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则苞丘子亦当请封荀子矣。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 其卒也无衣帛之妾， 食粟之马，无重器备，左氏侈然称之。黄东发曰：“行父怨归父谋去三家，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之不能讨，反为之再如齐纳赂焉。又帅师城莒之诸、郓二邑以自封殖，其为妾马金玉也多矣，是即王莽之谦恭也。时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不然之，则曰‘再恩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党篡而纳赂，专权而兴兵，封殖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辞，乃云‘思至于三，则私意起而反惑’。诚如其言，则《中庸》所谓‘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吴臣劝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圣，唯在于思兼，思而不合，则夜以继日。一夜一日，思之又何止三也？朱子盖惑于圣人慎思之说，遂以三思为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终身不知圣人之慎思也。我愿学者千思万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于千思万思之中，则可以语思诚之道矣，区区一季文子，何足以烦思虑乎！
陈恒弑君
升庵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于义尽矣。胡氏乃云‘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是病圣人之未尽也。果如胡氏之言，则不告于君而擅兴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讨人哉！胡氏释之于《春秋》，朱子引之于《论语》，皆未知此理也。岳飞金牌之召，或劝飞勿班师，飞曰‘此乃飞友，非桧友也。’始为当于义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激而为者，不必问其为之果当也；有有激而言者，不必问其能践言与否也¨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为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惧可也。何必说尽道理，以长养乱贼之心乎？若说非义，则孔子沐浴之请亦非义矣。何也？齐人弑君，与鲁何与也？鲁人尚无与，又何与于家居不得与闻政事之孔子也？不得与而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与言而言，是多言之穷也。总之为非义矣。总之为非义，然总之为出于义之有所激也，总之为能使乱臣贼子惧也，即孔子当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笔削《鲁史》而后谓之《春秋》哉！先正蔡虚斋有《岳飞班师》一论，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杀秦桧、灭金虏而后快也，何可无此议论也？明知是做不得，说不得，然安可无此议论乎？安得无此议论乎？
王半山
半山谓荆轲豢于燕，故为燕太子丹报秦。信斯言也，亦谓吕尚豢于周，故为周伐纣乎？
相知在心，岂在豢也，半山之见丑矣。且荆卿亦何曾识燕丹哉！只无奈相知如田光者荐之于先，又继以刎颈送之于后耳。荆卿至是，虽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咏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识燕丹，祗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为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又有《咏侯生》二首云： ” 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嬴。”又“晋鄙合符果自疑，挥锤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盖朱亥于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际，遂以死送之耳。虽以死送公子，实以死送朱亥也。大哉宋儒之见，彼岂知英雄之心乎！盖古人贵成事，必杀身以成之；舍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为赋而相灌输
“为赋”二字甚明，何说未明也？盖为赋而相灌输，非为商而相灌输也。为赋而相灌输，即如今计户纳粮运租之类；为商而相灌输，乃是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夫既驱农民以效商矣，又将驱何民以事农乎？若农尽为商，则田尽不辟，又将以何物为赋而相输灌也？曷不若令商自为之，而征其税之为便乎？农有租赋之入，商有征税之益，两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谓武帝不知耶？盖当时霍子孟辈，已不晓审夫均输之法之善矣，何况班盂坚哉！俗士不可语于政，信矣。
文公著书
“朱文公谈道著书，百世宗之。然观其评论古今人品，诚有违公是而远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耶，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录而称其道德文章，苏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诋之，谓得行其志，其祸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奸，则末减其已著之罪；以苏子之贤，则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学，文公恨之，直欲为洛党出气耳，岂其真无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先生又曰：“秦桧之奸，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称其有骨力；岳飞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讥其横，讥其直向前厮杀。汉儒如董如贾，皆一一议其言之疵，诸葛孔明名之为盗，又议其为申、韩；韩文公则文致其大颠往来之书，亹亹千余言，必使之不为全人而后己。盖自周、孔而下，无一人得兔者。忆文公注《毁誉章》云：“圣人善善速，而恶恶则已缓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无预诋之恶。’信斯言也，文公于此，恶得为缓乎？无乃自蹈于预诋人之恶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妙，但要说得是耳。一苏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议天下之士乎？文忠困厄一生，尽心尽力干办国家事一生。据其生平，了无不干之事，亦了不见其有干事之名，但见有嬉笑游戏，翰墨满人间耳。而文不识，则文公亦不必论人矣。
闇然堂类纂引
《闇然堂类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为鉴戒之书也。余读而善之，而目力竭于既老，故复录其最者以自鉴戒焉。夫余之别潘氏多年矣，其初直为是木讷人耳，不意其能刚也。大抵二十馀年以来，海内之友寥落如辰星，其存者或年往志尽，则日暮自倒，非有道而塞变，则盖棺犹未定也。其行不掩言，往往与卓吾子相类，乃去华之于今日，其志益坚，其气益实，其学愈造而其行益修，断断乎可以托国托家而托身也。盖其暗室屋漏，暗然自修，不忘鉴戒，安能然乎？设余不见去华，几失去华也。余是以见面喜，去而思，思而不见则读其书以见之，且以示余之不忘鉴戒，亦愿如去华也。
夫鉴戒之书，自古有之，何独去华。盖去华此《纂》皆耳目近事，时日尚新，闻见罕接，非今世人士之所常谈。譬之时文，当时则趋，过（时）则顽。又譬之于曲则新腔，于词则别调，于律则切响，夫谁不侧耳而倾听乎？是故喜也。喜则必读，读则必鉴必戒。
朋友篇
去华友朋之义最笃，故是《纂》首纂笃友谊。夫天下无朋久矣。何也？举世皆嗜利，无嗜义者。嗜义则视死犹生，而况幼孤之托，身家之寄，（其又何辞也？）嗜利则虽生犹死，则凡攘臂而夺之食，下石以灭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称友朋者，皆其生而犹死者也。
此无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尝有嗜友朋之义哉！既未尝有嗜义之友朋，则谓之曰无朋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赖焉？
阿寄传
钱塘田豫阳汝成有《阿寄传》、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别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寄。寄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踉跄老仆，乃费吾藜羹！”阿寄叹曰：“噫！主渭我力不牛马若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悉簪珥之属，得金一十二两畀寄，寄则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立至矣。”
又二十年而致产数万金，为寡妇嫁三女，婚两郎，赍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两郎，皆输粟入大学，而寡妇阜然财雄一邑矣。顷之，阿寄病且革，谓寡妇曰：“老奴马牛之报尽矣。”出枕中二楮，则家计巨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言讫而终。徐氏诸孙或疑寄私蓄者，窃启其箧，无寸丝粒粟之储焉。一妪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余盖闻之俞鸣和。又曰：“阿寄老矣，见徐氏之族，虽幼必拜，骑而遇诸途，必控勒将数百武以为常。见主母不睇视，女虽幼，必传言，不离立也。”若然，则缙绅读书明礼义者，何以加诸？以此心也，奉君亲，虽谓之大忠纯孝可也。
去华曰：“阿寄之事主母，与李元之报生父何以异？余尤嘉其终始以仆人自居也。三读斯传，起爱起敬，以为臣子而奉君亲者能如是，吾何忧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儿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顾复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
然则其天定者虽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虽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此所谓天性者，不过测度之语；所谓读书知孝弟者，不过一时无可奈何之辞耳。奴与主何亲也？奴于书何尝识一字也？是故吾独于奴焉三叹，是故不敢名之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视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为，我实不能也。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唐子西云：“人君不论拨乱守文，要以制略为贵。《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慎权衡，贵轻重；《申》、《韩》核名实，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药无高下，要在对病。万全良药，与病不对，亦何补哉？”又观《古文苑》载先主临终敕后主之言曰：“申、韩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三国志》载孟孝裕问却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门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知调何如也。”
由此观之，孔明之喜申、韩审矣，然谓其为对病之药，则未敢许。夫病可以用药，则用药以对病为功，苟其用药不得，则又何病之对也？刘禅之病，牙关紧闭，口噤不开，无所用药者也，而问对病与否可欤？且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
孔明之语后主曰：“苟不伐贼，工业亦亡。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孔明已知后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战以幸其不亡，何哉？岂谓病虽进不得药，而药终不可不进，以故犹欲侥幸于一逞乎？吾恐司马懿、曹真诸人尚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