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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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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冥”者何?李士宁神情慌乱,惊恐异常,拒不吐实,
  仅以“异气养生”四字对之。王安石生性疏狂,一贯
  藐视天命异说,人所共知,何独钟情于士宁之术?奈
  何安石现居高台,朝制护身,逍遥事外,致使狱案疑
  窦难明。乞谏圣上明断,以解狱审蹒跚之急
  邓绾写就“奏表”,并携带李士宁的“供词”至吕惠卿处报功。
  吕惠卿为急取宰相高位,不惜置人于死地,除指使其亲信官吏散布消息于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以扩大影响,造成舆论,并指使邓绾将其弹劾“奏表”迳呈同平章事韩绛处理。他要一箭双雕地借机把韩绛也拉进这桩“谋反案”之中。
  王安石从韩绛处闻得讯息,大惊失色,欲哭无泪,欲诉难吟,泪水往肚子里流:“种瓜得豆啊,自己亲手提携的两个门生,却合伙谋取自己的老命了!”他含恨忍辱地咬着牙关,不予理睬,仍集中精力奋而推动着朝廷这架粘满锈斑的马车,等待皇上自己做出裁决。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却不似王安石那样的糊涂和宽厚。“小圣人”毕竟是经过七年“变法”风暴陶冶的,他有着年轻人的敢爱敢恨、简单鲁莽,有着年轻人敏锐的判断力和强烈的报复心。
  二叔王安国的愤怨而死唤醒了王雱对吕惠卿“奸巧阴毒”的警觉,父亲再起后尴尬的处境引起了他对吕惠卿“反目相噬”的憎怒,吕惠卿欲置父亲于谋反案的丧心病狂引起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凭借着父亲的人望,活动于谏官、御史之中,暗暗进行着反对吕惠卿的串连,并赢得了御史蔡承禧等谏官御史的支持。并以“讽刺”、“威逼”、“利诱”等手段,制服了依附于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为吕惠卿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午朝上,御史蔡承禧上呈奏表,突然发难,率先向吕惠卿进行弹劾:
  吕惠卿弄权自恣,朋比欺国。如章惇、李定、
  徐禧之徒,皆为死党。曾(日文)、刘泾、叶唐甏、周
  常、徐禧之徒,又为奔走,此奸恶之尤大者
  蔡承禧一举震动了朝廷,不满意吕惠卿所作所为和同情王安石的谏官、御史纷纷起而响应,午朝成了揭发吕惠卿的控诉会,延和殿里掀起了一股弹劾吕惠卿的浪潮。同平章事韩绛推波助澜,挺身而出,也把一份弹劾吕惠卿的奏表放在皇帝赵顼的面前:
  惠卿奸巧,路人皆知。执政两载,党羽已成,
  现朝政中梗而难以上通下达,乃惠卿布局之密,风雨
  不泄。臣深感惶恐
  吕惠卿在突袭的风暴中大为慌神。
  皇帝赵顼把审视的目光移向了吕惠卿。
  御史中丞邓绾,为了避免与吕惠卿一同下台,借机向王安石表示“一度背叛”的忏诲,在宰相韩绛站起弹劾吕惠卿之后,他便转过头去向吕惠卿“反目相噬”,又揭发了一起惊人案件:吕惠卿兄弟弄权贪污——“华亭弄权奸利案”:
  “变法”过程中,吕惠卿与其弟崇政殿说书
  吕升卿、曲阳县尉吕和卿,乘新法推行之机,与华亭
  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以权强借华亭富民朱华等人钱
  五百万,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并使其舅父郑膺强夺
  民田,使僧人文达强夺王竺僧舍。此种阴行其事,以
  权谋私、共为奸利的卑劣行径,已失天下黎庶之心
  吕惠卿傻眼了,连反击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是“变法”七年来最大的一桩弄权奸利案。而且发生在一个主持“变法”的大人物身上,朝野哗然,百官震惊。皇帝赵顼大骇,立即诏令“置狱鞠之”。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吕惠卿之舅郑膺、富民朱华等人进了牢狱,吕升卿调离京都,吕惠卿也居家“养病”。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标志着吕惠卿人格的破产。在富民强国口号掩盖下“弄权奸利”的倒行逆施,自毁了“变法者”的名节。至此,“变法”已失去原有的魅力。权力成了朝臣关注的中心。人们不再为新法的利弊、黎庶的苦乐、国家的兴亡而争执论战,而是热衷于权力和私欲的钩心斗角。“变法”人物也随之纷纷失势与消失。王安石因涉及“李逢、刘青谋反案”,成了群臣私下议论的中心,他主持朝政,已无人真地听从;吕惠卿因“华亭弄权奸利案”所证实的“执政踰年,所立党派不一”的“结党营私”,已成了御史谏官弹劾论政的主题。章惇、李定、徐禧、曾(日文)、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等忠诚于“变法”的大小官员,都处于吕惠卿“死党”的地位,都被列入未“置狱”而“鞠之”之内。“变法派”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勘审,个个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审查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理想破灭了。吕惠卿“反目相噬”的诬陷,使人们看清了官场风波的险恶和世情道德的衰微。如此官场,能给国家带来强盛、能给百姓带来幸福、能给社会带来祥和吗?吕惠卿的“弄权奸利”使人们看到了财利迷心的魔力和以权谋私的恐怖。人们突然感到“法度”变更的无力和悲哀。人的灵魂的净化决非“法度”的变更所能完全替代的。特别是官们的灵魂净化也许更难更难;
  沉寂已久的前副宰相张方平借机上呈的“奏表”,要求弹劾新法: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匡二可悉
  法既未协,事须必改,若又弹劾,人将不堪
  吕公著也开口说话,他请求皇帝赵顼迷途知返:
  古之为政,初亦有不信于民者,若子产治郑,
  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然
  与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
  馆阁校勘王安礼的疏谏也摆在皇帝赵顼面前,对“变法”中出现的“以权奸利”提出了警告:
  乘机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国夫,
  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
  沉寂数年的反对“变法”之风又借机刮起,皇帝赵顼心寒了,对这些反对“变法”的言论,不再暴跳如雷。他对这些疏奏不加任何谕示地转交于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举目茫然,既无力反驳,也无心反驳了。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使王安石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不敢过问“李逢、刘育谋反案”,因为他已是此案的涉嫌者。他不敢过问“华亭弄权奸利案”,怕陷于更为可怕的纷争。他心神紧张地为南北边患的夹击忙碌着:北面辽国侵犯黄鬼山边地,朝廷已派天章阁待制韩镇去河东与辽国使者谈判,若谈判失败,将于黄鬼山北失地东西七百里,北部边防之险将失之尽矣;南面交趾的兵马已在围攻邕州城,知州苏缄正在悉力拒守,朝廷已派无章阁待制赵离为安南招讨使救援,若援兵迟至而城陷,则邕州城里五万黎庶将尽遭涂炭!他在默默地克尽一个宰相的职守与臣道,同时等待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两案相继折腾了半年之久,皇帝赵顼因此而心力惟淬。特别是这两个案件所反映出吕惠卿与王安石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使他寒心至极、失望至极。而在这两相倾轧中所显出的王安石、吕惠卿各自拥有的力量,更使他寝食不安、提心吊胆。“变法”,竟然“变”出了群臣结党、拥权坐大、谋反有形、贪读惊心、祸国殃民,而且蒙蔽朕于鼓中!一颗天生的帝王猜疑心终于越来越重。以至他的性格都变了,变得喜怒不形于色,变得言不由衷、深奥莫测。他不再相信任何臣子,“变法”不再是梦魂萦绕的大事,翦除吕惠卿和王安石的党羽,成了当务之急。他的行动举止也变了,变得奇特诡戾、不可预测、不可捉摸。在“华亭弄权奸利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便运用帝王的御臣术,开始了对吕惠卿、王安石势力的突然贬逐:
  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罢陈升之枢密使之职,以镇江军节度使出判扬州。以吴充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五月,赐宗子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死。李逢、刘育碟于市。道人李士宁决杖发配永州。将作监主簿张靖武、御史郝士宣等贬离京都。由于同平章事韩绛“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的偏袒保护,王安石得以解脱。
  八月,罢韩绛同平章事,出知许州。
  十月,罢“手实法”;罢吕惠卿参知政事,出知陈州;罢章惇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十二月,罢王安礼馆阁校勘之职,出知润州。
  皇帝御臣术不可能公正了解纷争的脉络,不可能逐尽朝廷与王安石、吕惠卿相亲相近的人,更不可能消除这场纷争产生的根源。皇帝赵顼半年工夫对朝臣连续不停地贬逐,只取得了朝廷表面上的沉寂。吕惠卿的势力和王安石的势力的生死搏斗,仍在这暂短沉寂的时日里悄悄地进行着。
  “华亭弄权奸利案”从一开始就由吕惠卿的亲信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专案勘审,半年来“置狱鞫治”的结果,自然是“案情迷离”,狱久不决。被敲诈的僧人王竺、富民朱华等人,在审讯中死去活来,顶着“以钱赂官”的罪名,经受着酷刑的折磨,而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和吕惠卿的舅父郑膺等人,却在狱中备受优待地玩着“招供”和“翻供”的把戏。皇上诏今日升卿的贬离京都和吕惠卿的贬知陈州,又为此案的拖而不决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徐禧、王古、蹇周辅的弄权拖延,除了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还有着更为深沉的打算:等待着皇上对吕惠卿态度的转变。“弄权奸利”毕竟不是“弄权谋反”。“弄权奸利”是财钱问题,“弄权谋反”是忠奸问题,皇上能对王安石“不予追究”,对吕惠卿就不会“再起重用”吗?皇上原本就是一个“多变”的主子,谁知道明天又会相信哪一个臣子呢?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似乎看穿了徐禧、王古、蹇周辅等人的用心,害怕吕惠卿的卷土重来。他年轻气盛,私怨难捺,忘不了二叔王安国因吕惠卿“挟仇报复”而死,忘不了三叔王安礼因弹劾吕惠卿“乘机刺利”而遭贬,忘不了父亲因吕惠卿的“反目相噬”而几陷死地,他容不得“华亭弄权奸利案”的狱久不决,容不得吕惠卿党羽们的执法询私,更容不得吕惠卿身居陈州而逍遥法外。他便背着王安石,与因事返回京都的吕嘉问共谋,借王安石门生练亨甫身居中书户房习学公事职务之便,也弄起权来:吕嘉问和练亨甫设法从中书刑房窃取御史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的条列案情及皇上“置狱鞠治”的谕示,由王雱借去东府看望父亲之便,杂于东府下达刑堂的其它案件之中,企图以蒙混的办法,由刑堂制狱严惩吕惠卿。
  谁知当日刑堂值勤的堂吏,正是吕惠卿的亲信,并识透了王雱等人的用心,急谋于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这三个精于刑律的酷吏,见状大喜,连夜派王古急驰陈州向吕惠卿告密。
  吕惠卿勃然大怒:
  “王安石仍追杀不放啊!”
  王古低声提醒吕惠卿:
  “天赐良机,这当是吕公追杀王安石不放的时候了”
  吕惠卿抓住王安石这个“弄权矫令,罔上欺君”的罪证,连夜写就“论奏”,并悉发王安石昔日私信中“欺君蔽贤”之笺,交王古带回京都,通过刑堂堂吏,直呈于皇帝赵顼。
  吕惠卿要最后置王安石于死地了。
  “种瓜得豆”,王安石继续吞食着“收非所种”的苦果

  篇十四
  密州
  历史逼迫苏轼走向黎庶人间·旱蝗为虐和“杞菊之餐”,使他在寂寞的山城写下了仕宦人生中光辉暂短的一页·
  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轼告别了“自古繁华”的杭州,告别了“烟柳画桥”的西湖,告别了“风帘翠幕”的街巷,告别了“珠玑罗绮”的闹市,告别了“十里荷花”中的游舸,告别了“淡雅清远”中的寺院,告别了新朋故友、僧众同僚和巷阎里纯朴的长幼黎庶,要走向千里之外的密州了。
  他是半个月前接到皇上谕旨的。他十分感谢皇上恩准他“携挈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克;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的奏请。他心里明白:五个月前王安石因一场“天意赌博”失败的被迫下台和吕惠卿的飞跃直上执掌权柄,完全断绝了自己返回京都的道路,吕惠卿的奸巧是可怕的,就是皇上诏令自己回京,自己也不敢踏进京都一步。京都既不能回,密州就是一个好的去处,弟弟子由现任齐州掌书记,据说齐州距密州只有车马一日之隔,兄弟两地相处,毕竟是近了许多。
  杭州有情,今日天高气爽,微风轻拂。两辆马车载着任妈、王闰之、苏迈、苏迨、苏过和书籍家什,驶出了居住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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