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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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道路吗?苏子瞻最后的三句谏言是明确无误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虽不反对“变法”,不也在谏奏朕要稳健行事吗?也许现时马车奔驰得太快太猛,该勒勒缰绳了。
司马光的全部谈话,像一位师长那样的清晰、殷切、中肯和褒贬分明。他赞扬王安石“识高而学富”,并为王安石近日受到的非议辩解:“介甫无他,只是执拗耳”、“介甫固大贤,其失于用心太急,自信太笃”。公允之论,甚合朕心!朕没有看错王安石,也没有看错司马光啊!新进之臣以“守旧”之名罪司马光,诬而不公,不能信。
是啊,司马光在谈论中,曾议及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询问其依据,司马光坦诚而语:此人城府极深,看不透,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司马光知审官院,知人颇深,这种感觉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凭感觉对待一个臣子,特别是一个才能超群的臣子,则是荒唐的。再说,“变法”伊始就更车换马,不正是为抗争的御史、谏宫长气添力、提供口实吗?而御史台、谏院之设,不也是为匡正朝事的缺失吗
没有个头的夜晚,折磨着年轻的皇帝。他在“决”与“不决”之间徘徊着。他毕竟只有二十一岁,当皇帝只有两年,而且是第一次经受朝政纷争的考验,他的胸腔里那颗容量不大的心,还没有变得“冷酷如铁”或者“冷漠如沙”。他正在皇宫这座炼狱中经受着煎熬
赵顼一天两夜的废寝忘食,惊动了他的母亲皇太后和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她俩怀着忧愁惊恐的心绪相约而来。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驾临,都知警戒,宦侍列队,嫔妃跪迎,宫女捧茶献果,皇帝、皇后跪伏聆教。内寝、外厅骤然换了气氛,两夜一天来沉入桌底屋角的笑声重新腾起。
太皇太后,河北真定人,真宗赵恒朝宰相曹彬的孙女,时年五十三岁。容仪慈和、性情开朗,言谈有高屋建瓴之势,常于谈笑之间表达精辟的见解。今夜,她着一件白绸暗花竞博装,头饰黄色五支飞凤珠花,显得洒脱而飘逸。这个女人一生中最辉煌之事是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三日,大内卫卒几十人叛乱,借着深夜攻打皇帝赵祯的寝宫,杀死宫嫔多人。皇帝赵祯惊骇失措,欲越窗外逃,仁宗皇后闻变遽起,闭阖保护赵祯,并组织宫女、宦侍抵抗,等待援兵。叛乱者纵火烧宫,仁宗皇后亲自率领宫女、宦侍提水灭火,并下令身边宫女、宦侍各剪头发一绺为记。叛乱平息后,仁宗皇后重赏剪发者,并以剪发为区别,清查宫内暗应叛乱者,使无一疏漏,悉行斩首。其才智胆略,震动朝野,时年三十一岁。皇帝赵祯屡次吁叹:“皇后决事应变,朕愧不及。”
皇太后,安徽蒙城人,时年三十七岁,是太皇太后的外甥女。她体态婀娜,容貌秀丽,丽目晶莹,举止端庄,今夜身着青丝暗花紧身服,头饰浅蓝三支飞凤珠花,精明干练之气溢于仪表。这个女人身为皇后的四年中,亦表现了令人感佩的深谋远虑:对其娘家兄弟子侄,严禁参与朝政和领受赏赐,以制外戚势力的发展。即使英宗皇帝赵曙亲下诏令的赏赐、授官,亦强令其娘家谢辞,以避来日之祸。对此,朝臣无不称颂。
曹氏和高氏,在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中是平庸的,但在三百二十年宋王朝平庸的后妃中却是杰出的。
太皇太后与皇太后询问了皇帝赵顼的“病情”后,忧虑消失了。太皇太后抚着年轻皇后说:
“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小事,也值你陪着官家点灯熬油,太不值了。我看看,瞧,这粉扑扑的脸也熬白了。快去铺床放被,陪官家上床睡觉去!”
皇后羞怯地笑了。
皇太后远远瞟了一眼案几上堆积如山的奏表,缓缓说道:
“宰相执政行权,是朝廷的规矩;御史、谏官参奏告诫,也是朝廷的规矩。当皇帝的,不能一味袒护宰相,也不能一味厌恶御史、谏官,骂人家是臭嘴乌鸦。这一扯一制,才能把事情办好。历史上还有弹劾皇帝的谏官,你能封住人家的嘴吗?”
皇帝赵顼听得出来,皇太后的态度是明显偏袒御史、谏官的。可能后宫已听到不利于王安石的言词了。
皇太后接着说:
“要当一个好皇帝,头一条是心胸要宽,容得下人。第二条是‘兼听则明’,什么话都要听,特别是逆耳之言”
太皇太后也许觉得话说得太明白了,她截住皇太后的话:
“咱俩该离开了,别讨他小两口嫌气。官家,要当个不挨骂的皇帝,就得像今晚这样点灯熬油、劳神焦思,在纷乱忧烦中发急发呆、滚练摔打!你看,我这老婆子多狠心啊!”
赵顼明白了,皇太后的话,也是太皇太后的意思!他急忙拉着皇后跪倒叩头谢恩:
“谢太皇太后、皇太后赐恩教诲。”
这时,一名宦值急步走进外厅,跪倒在皇帝赵顼的面前:
“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深夜进宫,说有紧急重要事务请见圣上。”
赵顼望着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犹豫不决。
皇太后微笑不语。
太皇太后挽起皇太后的手说:
“王安石来了,我们也该走了。别误了官家处理大事。”
皇太后、太皇太后离去了。
赵顼定了定纷乱的心神,大声吩咐宦值;
“准王安石御堂晋见!”
子时的梆鼓敲响了。
王安石踏着梆鼓声在宦值引导下走进御堂。
这场深夜里的君臣会见,是在君臣之间从未有过的。会见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进行。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不仅加重了苏轼、司马光在琼林苑晋见中所言所论的分量,而且中止了年轻皇帝游移不定的心,他决意按照苏轼“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的三句谏言和司马光关于吕惠卿“奸巧非佳士”的参奏,重新考虑“变法”的方略。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同样也给王安石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当他在宫门等候晋见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震惊晕迷。他知道,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苏轼、司马光印象极佳。特别是对司马光敬重如师、从谏如流。这个突然情况的出现,极不利于自己对皇上的规劝和开导。他本想返回府邸,再待时机,但觉得既然来了又突然离去,不仅是对皇上的不敬,势必引起皇上对自己的猜疑,使苏轼、司马光参奏之论在皇上心底深扎其根。硬着头皮顶着上吧,现时的一切,只能靠自己的胆量了!
君臣在礼见之后,赵顼皇帝神情肃穆地开了口:
“三个月来,‘变法’声威惊天动地,朕心甚欢。欢悦之余,冷静思之,‘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各路巡察使之遣派,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之决定,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王安石心头一惊,几乎“啊”出声来,皇上的态度果然变了!这可能就是苏子瞻前日在琼林苑的谏言吧?在子瞻历来的主张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古训:“欲速则不达”。这条“古训”,虽有合理之处,但与现时“因循苟且”之弊相近相通,是断乎不可容其蔓延的!至于“变法”之举是否“操之过急”?看怎么说吧。“变法”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事先未与二府、三司议商,一声霹雳,轰隆而出,当然是“操之过急”了。但朝廷群臣因循成习,几近麻木,中枢重臣存心反对,故作聋哑,能“议商”得通吗?就算你能做到“诚之所至”,那些“金石”仍然不开呢?难道“变法”就不搞了吗?天下的许多事情,就坏在貌似公允实则糊涂的想法上。只有采取霹雳手段,才能打开僵局,才能出现震动。震动的本身,就是“变法”的开始。在此实情之下,“急”是极为正常的。他也间忧“急”,但“变法”已始,更患急停。
王安石昂起头颅,从袖里抽出《均输法》,呈献皇帝:
“禀奏圣上,这是‘均输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臣连夜呈上,请圣上裁定,以便早日实施。”
赵顼皇帝被王安石这镇定的、突然的、近于胆大包天的不是回答的回答弄懵了!他惊异地打量着王安石说不出话来。
王安石拱手禀奏:
“圣上,‘变法’之举,有人以为‘操之过急’,而臣以为‘行之过慢’。圣上,近三十年朝政之弊,臣以为就出在一个‘慢’字上。慢而生懒,懒而生怠,怠而因循苟且,遂成世风。‘操之过急’之论,形似有理,实为谬误。不以急风骤雨,何以洗除积弊?不以霹雳手段,怎显圣上神威?圣上,‘变法’任重道远,人生暂短,臣今年已五十岁,能不与时日相争,以期尽早完成圣上所托吗?”
“操之过急”原是苏轼品茶之间脱口而出的,经不得王安石一通雄辩。加之王安石一颗滚烫忠心,赵顼大受感动,他又“变”回去了。“三、五年以成大业”的憧憬又浮在心头。他强忍着情感上的波澜,才没有失态。他神情仍作肃穆状地又问:
“吕惠卿为人如何?你了解吗?”
吕惠卿,城府深沉而令人难以捉摸,智者共见。但才高而机敏,亦为智者共识。此人是“变法”中唯一可以借重的人物。不仅可以借重其才智和毅力,实践自己的设想,还可以借重其谋略决断,行事果敢,对付“变法”的反对者。王安石心中有数。但此刻他想的是只要自己以强硬和自信,坚定地顶住苏子瞻和司马君实的谏言,皇帝才会完全倒向自己一边。他以不容置疑地口气回答皇帝赵顼:
“吕惠卿,当代英才,学贯古今而通晓百家。欧阳修曾誉为‘文学辨慧’,富弼曾誉为‘后进俊彦’。臣与吕惠卿相识于常州,至今十年有余,深信欧阳公与富宰辅之言确非虚论。以臣观之,学先王之道而能用于今世者,当朝唯吕惠卿一人。圣上请览《均输法》文本,此法之成,全赖吕惠卿之力。其思维之锐进,思虑之精密,决不在当代人杰司马光、苏轼之下”
赵顼心动而无语,翻开《均输法》借着烛光浏览几页,忽而掩卷厉声询问:
“吕惠卿既然如卿所论,何以有人以‘奸巧’、‘阴毒’恶之?”
王安石看得明白,此刻皇帝的声色俱厉,不再是因为“操之过急”和“奸巧非佳士”,而是转向这些言论的参奏者了。他及时抓住年轻皇帝的这个变化,抛出了他从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等人议论中汲取的精华,向赵顼性格中最敏感的部位出了一招:
“圣上询问极是。‘变法’之举刚刚开始,新法至今无一项推行,何以有‘变法乃残民之术’、‘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之说?臣思之再三,其源在于圣上欲以先王之道变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轻重。如果流俗权重,则天下之权归流俗;如果圣上权重,则天下之权归圣上。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朝廷里有些人正在与圣上争权啊”
王安石一下子捅到皇上赵顼的疼处,赵顼一跃而起,拍案而语:
“若有人以败坏先王之道而诽谤‘变法’,朕决不宽恕!”
王安石急忙叩头高呼:
“圣上英明。”
皇帝赵顼扶起王安石,信任地说:
“朕得卿,如得良师,不再迷茫了!来,我们连夜敲定这《均输法》吧!”
王安石举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舒了一口气,微微地笑了。
篇九
皇宫·王府·苏府·
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皇宫传出·家伎、官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一篇离奇的《奸论》哄响京都·罢贬狂潮席卷而来·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地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致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