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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

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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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三
  洛阳·独乐园·流觞溪畔
  春寒料峭的“耆英会”唱和·苦情苦泪的“靡哲不愚”·司马光著书的过度劳作,加速着躯体的衰老,终于“中风”病倒于钓鱼庵·
  十一月底,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奉诏前往西北战地指挥五路兵马攻取灵州去了,给京都居民增添了一股热血沸腾的兴奋。同时,被贬逐的知开封府文彦博来到洛阳留守御史台就职,把内政边事的窘迫和朝廷中枢的纷争悄悄地带给了闲居洛阳致仕、遭贬的老臣们。这些“伏枥老骥”个个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朝廷内政边情的进展。
  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五日巴时,著书于钓鱼庵的司马光,正在伏案删定唐代长编,神情肃穆地为唐僖宗(李儇)中和元年农民造反军首领黄巢攻入长安的一段文字润色加笔:“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忽然司马康推门进入:
  “父亲,文彦博大人来访。”
  司马光闻讯惊异,住笔出神。
  司马康走近书案,低声说:
  “文彦博大人任西京留守一个月来,听说已筹建了一个诗酒社,名曰‘耆英会’。”
  司马光自语:
  “‘耆英会’?是年老英贤相聚之意吧?”
  司马康急忙作解说:
  “是这个意思。据洛阳街头传闻,这个‘耆英会’是文大人仿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遭贬后卜居洛阳,与胡果、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李元爽、僧人如满等耄耋老人宴游洛阳香山,诗酒相聚而成‘九老会’的古例成立的,其旨为‘徜徉山水、林亭、名阁、古刹,以恰天年’。并以‘尚齿不尚官’为序,以‘年满七十’为岁界。”
  “洛阳都有哪些人参加?”
  “听说七十九岁的郑国公富弼大人,七十七岁的司封郎中席汝言大人,七十六岁的朝议大夫王尚恭大人,七十五岁的太常少卿赵雨大人,七十五岁的秘书监刘几大人,七十二岁的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大人,七十二岁的太中大夫张问大人,七十二岁的朝议大夫王慎言大人,七十岁的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大人都入会了。连身在大名府。家留洛阳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大人也投书文彦博大人,申请加入‘耆英会’。”
  “洛阳街头有何反应?”
  “听说文彦博大人离京来洛阳前,皇上曾以‘西都旧士女,白首伫瞻公’的赠诗送别。荣天子之言,洛阳街头对‘耆英会’的成立是一片叫好声。”
  司马光骤然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风逼人:这些参加“耆英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十多年来因为反对“变法”被皇帝贬逐、致仕的人物。这些志同道合者的集会结社,就不怕朝廷罪为“结党谋反”吗?“耆英会”的出现是一种征兆,可这“征兆”预示着什么?天下人心的变化?朝廷纷争的深入?还是一群遭贬者失去理智的疯狂?使他更为不解的是,朝廷对此事为什么没有反应!是中枢重臣根本不知“耆英会”的出现?是宰执大臣们忙于西北边境的战争无暇顾及?还是皇上有意借用唐代“九老会”的遗韵遗风消耗这些耄耋之臣的余热残火呢?唉,自己离开朝廷十二年了,京都的一切,朝廷的一切,都茫若隔世,看不清,说不清了。他突然想到“耆英会”的倡导者文彦博,这位辉煌于仁宗年代,执权于英宗年代,对抗“变法”十四年至今不悔的潞国公,是素以胆识谋略称著的,如何此时也变得孟浪昏债了?也许该会一会这位六十年来的“不倒翁”啊
  司马康见父亲沉思不语,便低声说出自己的想法:
  “父亲若此时不便会见文彦博大人,我就以‘外出造访’四字谢之。”
  司马光置笔掩卷,吩咐儿子:
  “弄水轩备茶接待潞国公!”
  文彦博,字宽夫,山西介休人,时年七十七岁。仁宗天圣年间举进士,累迁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使、如泰州,曾呈表论军队制度上“将权不专、军法不严”之弊,并稍有成效,对加强西北边防有所贡献。庆历七年(1047年)任宰相,与枢密使庞籍合议裁减冗兵,颇有进取精神。皇祐三年(1051年)被弹劾罢相,出知永兴军。至和二年(1055年)复宰相之职。嘉祐三年(1058年)出判河南、大名、太原等府,封潞国公。英宗皇帝即位后,任枢密使四年,政绩颇佳。皇帝赵顼即位后,因其反对“变法”出知洛阳。元丰三年,出知开封府。元丰四年五月,反对朝廷“用兵西夏”,被斥为“流俗无为之论”,十月,两次上呈奏表,论征战师老兵疲之状:“臣闻昨来西师出界,中辍而还,将下师徒,颇有饥冻溃散,以碍人众,不行军法。今便欲再举,何以励众?又,运粮远涉,颇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没。伏望圣慈深察王师之举,必有边将谋臣首开端绪以误大计,若不深责,无以励后”王珪、蔡确怒,反弹文彦博“虚言怨谤”,皇帝遂贬文彦博任西京留守。这位三次任中枢将相的潞国公于去年十一月下旬移居洛阳,不仅带来了朝廷纷争未见结果的祸福现实,而且以其不甘寂寞的愤心悲怀,串连于致仕老臣之间,联络感情,交流政见,经时月余,终于建造了“耆英会”这个议论朝政的讲坛。
  文彦博虽年已七十七岁,但脑力仍健,并不糊涂,他同时代的人物,死亡的死亡,致仕的致仕,现时还混迹于高官职位者,唯他一人。近六十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处人处世经验,三次担任中枢将相的显赫经历,使他练就了超人的敏锐洞察力。他此时看得清楚,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开京都,已有六个年头,这六年中,变法的主要人物已零落四散,“王安石变法”已名存实亡。在这“名存实亡”的过程中,上至中枢宰执大臣下至州府官吏,人心失落,法纪松弛,道德沦丧,糜费成风,物欲泛滥,贪黩横行,已构成了大宋一百多年来最为可怕的危机。朝野忧国之士,皆悲怀痛心而吁叹;城乡朴纯之民,皆忍怨含怒而诅咒。可皇上和宰执大臣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仍然打着“变法”的旗号用兵,耀武邀功,全然不知大祸将至。兵事无常,若万一失败,朝廷可真的要出现一场翻天覆地的混乱了。“耆英会”的倡导和成立,完全是他这种认识和心境的产物,希望能在这老臣聚集的洛阳,唤起人们“心存魏阙”的波澜,为来日可能出现的混乱纷争作未雨绸缨之备。他之所以援唐代诗人白居易“九老会”古例而行事,正是为了用优游闲散、诗酒浪迹、遗情世外的外表,掩饰其所图所为。他毕竟是用心深沉的,通机哄然而起加盟于“耆英会”的十二位朋友,大都是风烛残年,纵有臂撑苍穹之心,却无柱砥中流之力。在默默数通洛阳城中千百人物之后,他把目光紧紧盯住了独乐园里的司马光。
  司马光的声望,在王安石“变法”停滞之后,已成为朝野仰望的一面旗帜;司马光的品德,已因冷居独乐园十二年不妄言朝政,成了“臣道”的典范;司马光的博学才智,将因《资治通鉴》的成就而居文曲之位;司马光的居官清廉、为人忠贞简朴,已赢得黎民百姓的心。更为重要的是,皇上已有起用司马光之意。文彦博每思念至此,均展眉捋须高呼:
  “司马君实,你当为‘耆英会’中人啊!”
  司马光在弄水轩接待了文彦博。
  今天的文彦博是偕画家郑奂来访的。他身着裘袍,头戴皮帽,脚著棉靴,颈围狐尾,拄九节藤杖;面色红润,朗目流盼,剑眉似雪,白须冉冉,神情雍容自若,一副长者之风,居上而轻拂屋宇。
  画家郑奂,时年五十三岁。形容消瘦,性情随和,木油寡言。一身蓝色布袍,一顶短檐高帽,一条黑色围巾,手携一只画囊,颇具潇洒之气。但在文彦博的神采风度掩抑下,几分文人洒脱,已变为一派寒酸了。
  司马光之于文彦博,在年龄上已居晚辈之列,且因其恩师庞籍任枢密使时,文彦博官居宰相之位,两人同居中枢,相扶相助,并有“合议裁减冗兵”而共遭御史弹劾之谊,司马光遂以事庞籍之礼事文彦博。三十多年来,岁月沧桑,庞籍早已作古,文彦博亦居官外府,政事无涉,相聚极少,近十二年来,司马光居洛阳独乐园专意著书,不问园外之事,与文彦博也就断绝了交往,但那种“师生之谊”在司马光心里仍然是不移不减的。
  主客相会于弄水轩,司马光对文彦博执弟子礼以跪拜祝福,对郑奂执朋友礼以拱手问好,并亲自执杯敬茶,侍立一侧,态度极为恭谨。文彦博捋须大笑作答:
  “流光飞梭,恍惚之间,已逾三十多年了,不期当年庞籍公门下的谏水神才博学郎已经是鹤发阔额了。君实啊君实,你现时已是朝臣典范、天上文曲、四海人望,仍如此恭礼而立,不减当年,文彦博可真有如坐针毡之感了。来,来,来,你我相对而坐,品茶共语,一不尚官,二不尚齿,岂不更为亲切融和吗?”
  文彦博以长者风趣的训教开始了十二年来首次相聚的交谈,使司马光一时窘迫而不得不从,便拱手告坐:
  “谢潞公教诲。恭敬不如从命,司马光合罪僭越了。”
  文彦博反客为主,为司马光执壶斟茶,借机谈起移居洛阳近一个月来的观感,风光、气候、习俗、饮食、婚娶、游宴,话无定题地寒暄起来。
  坐在一侧的画家郑奂,既不饮茶也不插话,悄悄打开画囊,展纸墨于桌案上,一会儿打量着文彦博,一会儿打量着司马光,挥笔泼墨地作起画来。
  司马光与郑奂交谊亦深,郑奂是独乐园的常客,举止已不拘俗礼,往日与司马光谈诗论画,多为简要提询、静听解说,偶有诘难,亦简短数字而已,已达相知以心,不以语言之境。
  此时,因司马光根本不知“耆老会”成员均有画像挂于“耆英堂”,反而以为文彦博初至洛阳,郑奂跟踪相随,展纸作画,是为文彦博留取须眉皓白之神采,便尽心尽力地应和着文彦博的妙语机珠和神采飞扬,为长者尽晚辈辅成之谊。
  文彦博在兴致越来越浓的寒暄中,巧妙地把话头转入了正题:
  “洛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君实耐得辛苦,耐得清冷,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祈钱拜金的世态中,埋头冷室十二载,坐冷板凳著文章,真算得上是一个冷透心肠的奇人了。但不知宏篇巨著《资治通鉴》进展情况如何?”
  司马光心中突地腾起一股暖流:此公尚知冷室著书之苦啊,比起几年前那些“谣言啄伤”的中枢大臣简直是圣人再世了。他不愿谈十二年冷室著书的清苦,但不能不谈朋友们的功绩。
  他谈到刘攽贡父的强学博敏:
  “典籍所载,太史所录,俚闻录记,故事旧章,孔墨百氏,阴阳鬼神,贡父无不涉知,真可谓超绝一世。惜乎朝廷不怜贡父嗜史之心,硬是贬往泰州去了。”
  他谈到刘恕道原的博闻强记:
  “上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道原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道原了若指掌,讨论编次,多出道原,遇史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道原解之。惜乎因治史而殁身。”
  他谈到范祖禹的智能明敏,好学能文:
  “遍间旧史,若鲸吸川,别白是非,不少借隐,躬耕冷室,用力最勤,唐史长编近七百卷,皆出淳甫之手。设书局十二年间若无一淳甫,其状如何?不堪想啊!”
  他谈到《资治通鉴》的现状:
  “《资治通鉴》一书,篇帙浩繁,计约为三百卷左右,今定稿者,仅十之六七,然光近党力衰,精力似已不济,目视近昏,齿牙无几。但愿天公能假光三四春秋,以成此书,则光无所求了”
  郑奂仍在默默地作画。
  文彦博立即接过司马光的话题,抛出了自己此行之所图:
  “君实啊君实,何苦执著如此?蜜蜂筑巢,尚知戏游花丛;蜘蛛织网,尚知夜作昼眠,你何劳逸之不分啊!《诗经》有云:‘靡哲不愚’,是说圣哲之人也有糊涂的时候,这句千古妙语,却偏偏叫你证实了。你治《资治通鉴》,当知魏武曹操有几句吟唱:‘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恰之福,可得永年’,离开清冷的书斋吧,走出狭窄的独乐园吧,丢开你日夜守而不舍的《资治通鉴》吧,随我到一个舒心畅怀,无忧无虑的地方去”
  长者毕竟是长者,倚老卖老的长者往往是不容争辩的长者,司马光突然感觉到此时的文彦博仍然是三十年前的朝廷宰相,自己此时已完全进入了三十年前太常礼院掌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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