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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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
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
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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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903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
;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
;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
何也?
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唐高祖
成者宋艺祖(准革命)
明成祖
汉初异姓诸王
汉文景间同姓诸王
东汉末诸收上等社会之革命晋、十六国之强半
晋、十六国及唐、五代之方镇,其性质颇复杂,败者唐之诸藩镇有不能尽目为革命者,今举其概耳五代时诸方镇
明宸濠等
清初之三藩及台湾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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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
成者汉光武
明太祖
汉初之陈涉、项羽等
西汉末之赤眉、王郎等
东汉末之黄巾等下等社会之革命隋末之李密、窦建德等
败者唐末之黄巢等
元末之张士诚、陈友谅等
明末之汉寇等
清之洪秀全等
其他表例说明:(一)
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
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
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
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
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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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13
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
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
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
(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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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
时 代旧政府末倒以前既倒以后合 计
二世元年壬辰,陈涉起首高帝十二年丙午,秦末三年 难,二年甲午,沛公入十三年 平陈豨、卢绾,十六年武关,秦亡。兵事息。
新莽天凤四年丁丑,新光武建武十五年庚西汉末八年 市、下江兵起,地皇五年癸末,更始入长安,莽十八年 子,卢芳降,兵事二十六年亡。息。
灵帝中平元年甲子,黄巾东汉末十二年 起,献帝兴平二年乙亥,八十五 晋太康元年庚子,李傕、郭汜亡。平吴,兵事息。九十七年
炀帝大业七年辛未,壬唐太宗贞观二年,隋末九年 薄、张金称等起,恭帝二十一年 平梁师都,兵事九十七年年,王世弃弑之,隋亡。息。
僖宗乾符元年甲午,王仙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唐末三十四年芝始乱,昭宣帝天祐四年七十二年年己卯,北汉主刘百0六年丁卯,朱温纂弑,唐亡。继元降,兵事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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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代旧政府末倒以前既倒以后合 计
顺帝至正八年戊子,方国明太祖洪武二年己元末二十一年珍起,廿八年戊申,徐达定中原,元主北遁,元二年 酉,徐达擒张良二十三年亡。臣,兵事息。
思宗崇祯元年戊辰,陕西清圣祖康熙二十二明末十七年 流贼起,十七年甲申,帝四十年 年癸亥,平三藩、五十七年殉国,明亡。台湾,兵事息。
附洪杨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李沅发始乱,二十九年己酉,洪秀全起广西,同治七年,李鸿章平捻,后事卢。二十六年
(附注)若晋、十六国、南北朝间,混乱固极矣,然其性质复杂,不纯然为革命,且大革命中复包含无数小革命焉,故今不列于表。又东汉末旧政府既倒后,犹拥虚号,其嬗代亦与他时代之性质稍异,以严格算之,其年数略可减少,谓献帝建安十八九年间为一段落可也,则亦二十年矣。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
(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
,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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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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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
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
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