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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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护照，从美国上岸一看呀，咳，跟苏联一样，也是没有饿死人的，穷人有救济，每人一天发给面包和牛奶。其他方面，就跟英国法国一样了。我想，老这样四处游荡，这里呆一年，那里呆两年，学不到什么好东西，干脆就在美国呆下来吧。一呆就呆了八年之久。这八年里，我不仅学了西餐，也把我们中国的中餐教给美国人，一天我当徒弟，一天我当师傅，就这样住了八年。小日本也一天天猖狂，侵略了我们东北，还要侵占华北、灭亡我中华。我一看必须回国参加抗日。先回武汉老家吧，刚一进家门，“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武汉的街面跟十多年前一个样子，饭馆里吃饭的除了军阀资本家耀武扬威，就是地痞流氓横行霸道。
为了抗战胜利，学习做饭做菜（2）
“有一天我拾掇江鱼，从一条大鱼肚子里挖出一只金戒指，卖了一小笔钱，心想走吧，找地方抗日去！1937年从武汉出来，坐船到重庆，又乘汽车经成都到了西安，一路见闻，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天天吼抗日，打倒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安小旅馆里，有一个客人看《新中华报》，借过来读一读，才知道了延安，知道了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我立即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延安。共产党收下我，给我开个饭馆，一是招待外国朋友，二是教你们厨师技术。”
每逢宴会，胜利食堂就赚大笔款子，沙师傅准许我们这班徒弟喝一点点白酒。师傅喝上一口酒，满面红光，大讲“酒经”。他说：“国外最高档的是‘鸡尾酒’”
有人插话：“鸡尾巴也能做酒？”大家就笑。
沙师傅说：“你们不懂，才觉得好笑。鸡尾酒是用各种水果与高级白兰地酒混合调配而成的，这个知识你们要懂，将来遇见大场面才不会闹出笑话。鸡尾酒里的水果有菠萝丁、鸭梨块、桃片、杏肉、樱桃、芒果、荔枝、桂元、洋桃等等，等等，讲究一个搭配，将来我们占领一个大城市，我给你们调配一次鸡尾酒，让你们见识见识”
“在美国，我和美国人一起研究，把各种葡萄酒、白兰地、各种颜色的酒互相混合，调出的混合酒，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既不像葡萄酒，也不像白兰地。”
“我和美国人还研究改进啤酒的浓度和味道，美国的啤酒像白干酒一样，浓度高，一喝就醉人，我们把啤酒的度数降下来，味道提上去”
我问沙师傅：“啤酒是什么样的酒啊？”
沙师傅说：“啤酒里有一股气儿，夏天喝了解暑，你要是‘上火’感冒，喝两瓶啤酒，上床睡一觉，第二天感冒就好了。”
大家对啤酒很感兴趣，都追问啤酒是怎么制作的。
沙师傅说：“把大麦发了芽，再混合啤酒花这种草药，一起发酵，就制出了啤酒可惜延安不具备这些条件，要不然，我们胜利食堂可以开一座啤酒厂，能赚老鼻子钱啦！”
“我在美国教他们拔丝樱桃、李子、苹果等等，只是拔丝葡萄没有教他们，替咱们中国留了一手。现在，你们几个人都会拔丝了，只是拔丝葡萄我要专门讲一讲，如果有客人点这一道菜，你们谁也拔不了。
“我临从美国回来，美国人拥抱我。这个请我吃饭；那个请我喝酒；还请我看戏。我对看戏不感兴趣，舞台上不是光大腿，就是光膀子的女人。”
作家萧军吃“王八”
我除了上灶操刀抖勺之外，也参加轮流值班跑堂。
延安有名的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
那天，该我跑堂儿，萧军夫妇来了。我引着他们进了里屋的“雅间”。萧军要了一份红烧牛肉，五只烧饼。我按沙师傅的规定，从大锅了舀了一铁勺红烧牛肉，又加三块牛肉，摆在桌子上。
萧军夫人看看盘中的牛肉：“我们经常在这里吃呀，以前这个量要大呀？”
我说：“一份菜，有菜勺子管着，少不了！”
萧军不高兴了：“我看这个菜份量少。”
萧军嗓门高，我的嗓门也不低：“我看这个菜份量不少！”
萧军喊：“得了，这个菜我不要了！”
“不要就不要！”我端起红烧牛肉就走。
沙师傅从灶房里慌忙出来，拦住我：“怎么了？我听你们说话的声音这样高呢？”
我说：“我也不认识这个客人，嫌我盛的红烧牛肉少了，不要了。”
沙师傅说：“你来，你来，跟我进去看看。”萧军夫妇俩坐在条凳上正呼呼生闷气呢。
沙师傅满脸堆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萧先生、萧太太来了。你们点了什么菜呀？”
萧军回答：“我要的红烧牛肉，你看看这盘牛肉。”
沙师傅连连拍打自己的脑门儿：“怪我，怪我！不怪这个小李，我没有交代清楚，我给你们拿去。”
沙师傅端过盘子，去灶上添了牛肉块，萧军夫妇笑了。
萧军说：“咳哟，老沙呀，你在这里，我就说一说，你们这个红烧牛肉，要一份吃不够，要两份吃不了改一改，量大一点，多收一点钱。”
沙师傅配着笑脸：“好说，好说我这个徒弟呢，年纪小，不懂事，请萧先生萧太太多包涵，多关照。”
萧军说：“好嘛，‘不打不相识’，你叫小李是不是？我们认识了，交个朋友！”
晚上，吃了饭，大灶封闭了炉火。沙师傅对大家说：“萧军先生是我们这里的常客，给他的菜量要大一些，他会给我们宣传，别的客人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吃饭。”
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
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丢进厨房的水缸。当天夜里，下了暴雨，房顶漏的雨水灌满了水缸，甲鱼都跑光了。
萧军来吃甲鱼了，沙师傅双手抱拳，连连作揖道歉。萧军说：“你们四处里找一找，也不会都让延河冲走哇！”
胜利食堂后院墙下掏了窟窿眼儿是泄水沟的出水口，墙外有一个污水池，在污水池里发现几只甲鱼，捉了回来。萧军吃了甲鱼，很满意很高兴。
几天以后，有人在院子里的水井打水，水桶掉到井里。这眼水井井筒细窄，人可以蹬在两边的蹬窝儿，下到井里去捞水桶，发现三只甲鱼趴在水桶上。
烧甲鱼，关键是前期处理，搞不好，腥臭得很。先用开水烫去甲鱼外壳的粘液老皮，用刀挖去背甲，剁成核桃块大小，除去尿囊，葱姜炝锅过水“焯”甲鱼，再除净油脂。以后不论清蒸还是红烧，甲鱼的滋味清香纯正。
陈云、李富春和蔡畅在胜利食堂搞过几次宴会，为分配各个方面的干部饯行。最多一次招待二百多人，最少也有四五十人。最高级的菜谱是清蒸甲鱼、烤鸡、红烧肉和八宝饭。八宝饭用料是莲子、板栗、百合、杏仁、榛子、白果和果脯青皮红丝。前一天夜里，沙师傅命令我们用竹签捅莲子芯，捅了一整夜莲子，没有合眼睡觉。吃宴会的时候，陈云举着酒碗说：“同志们吃好喝好哇！走上新的岗位，工作顺利！”
延河不产鱼虾，只有活鳖。活王八成了延安唯一的鲜活水产，一下出了名。萧三的“洋夫人”也吃出了味道。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一家四口必要四块牛排。萧三的两个儿子虎头虎脑，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十分漂亮。慢慢地他们一家也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准。萧三夫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我们劝她：“你来吃点西餐吧！”
她连连摆手：“不吃，不吃！吃甲鱼！”
我们跟她开玩笑：“我们没有甲鱼呀，只有清蒸‘王八儿’。”
萧夫人也爽快：“我吃‘王八儿’！”长长的儿化音，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独挡门面开饭馆
胜利食堂为招引顾客，购买了两副扑克，一副象棋。沙师傅把扑克像宝贝儿一样的收藏，只供给顾客娱乐，我们这些人只能玩一下象棋。史明爱玩象棋，爱看小说。他常常躲进一个旮旯，捧住一本厚书看入了迷。厨房里众人忙乱，才想起史明去哪里了？史明干活不认真，捏的包子下屉后，个个咧嘴流油，因而经常受批评。
胜利食堂门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里的年轻人一声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裤，光着屁股下了延河。我还记着四川溺水的教训，不敢下河洗澡。师兄师弟几个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脚，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我扔下延河。这是夏天，延河行着洪水，涌浪一下子把我扑入水里，我想着四川人告诉的遇水求生的窍门儿，屏住呼吸。一会儿，我浮出水面，喊了一声“救命”，浪头又把我卷到水里。史明在河滩上飞跑追赶，再跳进延河，把我拽上来。
“你真不会水啊！”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嘛！”
“真悬了，差一点没淹死你。”
我说：“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凉山，非淹死不可，喂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儿，回去谁也不许告诉沙师傅。”
秋天的时候，武竞天来胜利食堂，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有个纺织厂，从上海、天津、武汉来的工人给我们提意见，说延安有个胜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边区菜社，我们工厂跟前连一个小饭馆也没有，想换换胃口都不可能。结果，边区政府派几个人，弄了个小饭馆，开张三个月，赔得坚持不下去，交给我们中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个徒弟能够独当一面，派他去饭馆。”
沙师傅说：“让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竞天说：“行啊，小李去那里，可不许跟人家打架！在那里不像在我们部里，人家是顾客，说好说坏，你就耐心听着，有什么问题给我们送个信。”
我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纺织厂。饭馆位于纺织厂门口，中间隔一条黄土公路。锯齿形的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昼夜轰隆。
饭馆依山势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为基准面，掘进一个簸箕形的缺口，两侧土壁上架设几根檩条，覆柳条“槟笆”，再覆谷草黄泥。实际两间棚屋。棚屋的三面土墙被煤烟熏得黢黑，棚里锅灶瓢碗样样俱全。还有两张土坯垒脚，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
纺织厂有几百名工人，老工人来自上海，青年女工来自各地。离纺织厂三华里，有一小集市，肉贩子按时送来鲜猪肉和猪骨头。我用猪骨头熬出两大瓦盆高汤备用。饭馆烧煤用纺织厂的，白面由延安送来。和面切条备用，若当天面条没有卖净，兑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继续使用。算过成本，喊出牌价，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还卖点儿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工人，溜达到半夜，要来吃宵夜。他们在棚外喊：“喂，小老板，还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煮碗面条。”我闻声即起，来者不拒。捅开炉火，有温在炉灶上的开水，两碗汤面瞬时做好。恋人们，头挨着头，眼对着眼，吃完香喷喷的肉丝面，连声向我致谢告辞。有一次，一位从延安赶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还有两碗汤面。临走结账，我张口就说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账。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事后，我还纳闷：咋地多要人家饭钱？要说公家的饭馆“宰人”，我也是祖师爷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帐目加加减减算一算，记个流水账。张秀岩大姐教我的算术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开时，中组部通知我回延安，我把开饭馆赚得的三千余元边币交给沙师傅，他又高兴，又惊叹！说派我去边区纺织厂开饭馆，也是回笼货币稳定边区经济的措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回笼货币”的名词儿。
我的朋友王盛荣和赵明珍
从龙儿寺回到中组部，我和姜大民住一个窑洞，他是中组部地方科长王盛荣的勤务员。像王盛荣和赵明珍这样的高级干部，经历丰富，知道许多党史秘密，他们的故事肯定要比我的有意思多了。
这年秋天，王盛荣派姜大民去枣园挑梨。姜大民嫌肩上的两筐鸭梨沉重，遇见路上的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给你两个给他三个，走了一路送一路。一担鸭梨挑到中组部的西山还剩下半担。王盛荣气坏了，狠训了他一顿。
我挑水上山，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