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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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的案例中，私人的金融联系确实是发生在他离职之后，而在罗斯伯里的案例中却是发生在之前。1878年11月，费迪南德建议罗斯伯里：“如果你手头有几千英镑的闲钱（9000～1万英镑），你可考虑把它们投资在新的埃及筹款债券上，我们的银行下周将会开始开放认购。”一封来自纳蒂的1880年的信进一步说明了罗斯伯里从他的妻兄那里得到的“有关投资的良好建议”。他带点调侃地写道：“我很高兴地说，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要听听那些部长们要做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今天为纽科特买了10万，而且我应该建议你去告诉梅先生（可能是罗斯伯里的经纪人，或者是罗斯柴尔德的一名工作人员）付款给你。”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5）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格莱德斯通在1884年给罗斯伯里工厂专员的职务，以及在内阁里任掌玺官的位置时，他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会拒绝。他引用政府关于埃及金融问题所做出的那些紧急的决策，告诉格兰威尔：“你可以猜到我与这个问题之间那种特别脆弱的关系，尽管我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但是我与他们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既是亲情的，也是友情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进入内阁特别困难”然而，当戈登将军被暗杀后，罗斯伯里终于被说服接受了格莱德斯通的提议，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切断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他加入政府后的两周之内，他至少在四个场合见到过家族的成员，包括与纳蒂的两次晚宴。在1885年8月，也就是格莱德斯通辞职使他再次暂时离开了这个职位后仅两个月，罗斯伯里分得了5万英镑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发行的新的埃及筹款券。有意思的是，“根据罗斯伯里的愿望，埃及的收入付到汉娜的银行户头上”。
这种模式在罗斯伯里1886年当上外交部长的时候又重复了一次。这一次，纳蒂表达了公众的疑虑，他在1月份告诉勒景诺德·布雷特说罗斯伯里作为一个可能的自由党外交部长“根本没有疑问，不会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关系而受到影响”。在1887年加奈斯贝里的一次晚宴上，他向爱德华·汉密尔顿发难——他曾经期望他吹捧一下罗斯伯里“没有为通过联姻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联系而有任何的骄傲”——针锋相对地顶撞说：“罗斯伯里是一个没有政治纲领的演讲者。他的讲话是苍白的，他作为外交部长的名声被过分高估——事实上他向巴图姆派兵这件事毁坏了他的名声，他这次的做法只是叫唤的声音很大，但是根本没有咬人的打算和实力，俾斯麦对他感觉非常失望”。但这不应该按表面的现象来看。像以前一样，罗斯伯里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在外交问题上的密切接触（特别是阿富汗问题），而且艾尔弗雷德从纽科特写来鼓励性的信函：“从所有的方面，甚至是偏远的地方，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对新外交部长任命的溢美之词。”当罗斯伯里在《地方自治法案》遭遇失败后再一次离职时，是纳蒂鼓励他担任新建立的伦敦县议会主席而保持了他的政治影响。他也在1892年回到政府之前的那几天与阿尔方索讨论过产业间的关系问题——这预示了他次年将会对矿工罢工进行干预。而且似乎并不像德国大使所宣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鼓励罗斯伯里回到外交部长的位置：从这个期间保留下来的信件表明他们仍然继续给他提供金融和外交方面的消息（比如有关埃及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欢迎他继格莱德斯通辞职之后升任首相的职位，而且艾尔弗雷德采取了很不寻常的举动——在一场与英格兰银行关于据称是银行前总司库错放的保险箱的争论中，代表首相出现（他的调解最终获得了不少于2万英镑的庭外补偿赔款）。纳蒂非常遗憾罗斯伯里随后辞去首相职位的举动，不只是因为这代表了哈尔科特的胜利——“前所未有的浮夸和狂躁，而且更加奸诈”——还有就是他越来越进步的财政政策。
罗斯伯里一直坚持格莱德斯通的路线，比纳蒂更加持久，但是他在1902年组织帝国主义性质的自由党联盟表明他的立场从来没有脱离统一党太远，而且他的政治生涯在1905年与自由党彻底决裂后基本上与纳蒂的很接近，但是并没有相交（例如两人都在1909年反对罗伊德·乔治的预算，以及削弱上院权力的《国会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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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与丘吉尔的关系一样，问题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从他们与罗斯伯里的关系中得到任何物质上的好处。答案大体上可以说是没有。可以肯定，留存下来的信件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给罗斯伯里提供了经济和外交信息，但是很少有直接的，无论是以何种形式提出的行政方面的要求，除了一些非常小的罗斯伯里偶尔以他的礼物方式提供的照顾业务。对罗斯伯里外交政策的最新的研究也没有任何可以说成是罗斯柴尔德影响的结论。因此，对由激进的自由党人提出的担心罗斯伯里与“阴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系的任何结论，都是没有根据的。然而，至少还是有那么一次，罗斯伯里确实在一项重要的外交决策之前提前给他们发出了警告。在1893年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他派勒景诺德·布雷特去通知纽科特，政府打算加强埃及游击队的力量。“我见到了纳蒂和艾尔弗雷德，”布雷特报告说，
而且告诉他们，您对他们一直给您提供的所有信息深表感激，并且因此希望他们在报纸上公布（增援的消息）之前就知道这个事情当然他们都非常高兴，而且非常感激。纳蒂希望我告诉您，他能为您提供的任何消息和帮助完全由您自由支配。
这有可能是一次完全独立的偶然情况；从另外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也就是这种内部的信息通常都由口头转达，因而没有出现在留存下来的书信里。
法国的保守主义
毫无疑问，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活动与其法国兄弟的活动是同时平行进行的。当然，阿尔方索在他的信件中对政治一直都表示出很高的关注，法国的共和国体制是一种与英国的情况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在这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采取了比英国更为极端的立场。另外，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更高程度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中立（或者说是灵活）的立场，这主要是他们在生活中经常面临频繁更换统治者的情况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阿尔方索与他的兄弟们一样都继承了他们母亲的奥尔良党人的思想：在他们的信件中有足够的正面证据来说明他们的君主复辟思想。但是与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们都时刻准备着与共和党人政治家一起工作。他们的区别在于温和的和保守的共和党人，与激进的或者“赤色的”共和党人的区别。他们很平静地看待梯也尔的共和国总统位置在1873年被马歇尔·迈克马洪取代，并在4年之后为在5月16日一场流产的政变之后迈克马洪的下台而悲伤，因为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唤醒了阿尔方索内心深处对公社的记忆。只是在他的老朋友莱昂·塞在12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后才让阿尔方索有所释怀。尽管莱昂·塞准备直接向公众发售新的3％票面利率的公债减少了他们传统的承购佣金收入，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成为了热情的认购者。他们对1881年中期的政府贷款并没有减少支出，认购的总额超过了1亿法郎。
如果对土地资产的“尊重”是纳蒂眼中区分真假保守主义的标准，法国罗斯柴尔德对私营的法国铁路公司也有类似的情节，这当然是因为他们仍然持有大量的股份。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又出现了一波新建铁路的热潮，阿尔方索担心北线铁路公司的优势会被其他公司超越。后来，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于铁路国有化——1848年时提出的目标——这是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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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可以很容易理解罗斯柴尔德对莱昂·甘必大这位1870年战争中的共和国英雄的态度。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支持甘必大，尽管他在1869年的贝勒威尔计划被认为相当疯狂，因为他继续致力于推动法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有一份著名的关于在甘必大短暂的首相生涯（1881～1882年）中一次晚宴的报道，其中提到了他本人和阿尔方索：
他们在一个窗檐下愉快地交谈，这两位统治者——法国事实上的主人甘必大和罗斯柴尔德甘必大想搞一次海军的武力炫耀：五艘炮艇到突尼斯港、派5个连登陆，并以适当的方式对被伊说：“接受摄政的方式，要不就滚蛋。”这个事情24小时就搞定了之后，阿尔方索·德·罗斯柴尔德开始说话，他知识非常渊博地谈到了意大利和英国的政治家。甘必大听着，带着羡慕和吃惊的混合神情：他一点都不怀疑阿尔方索·德·罗斯柴尔德拥有如此令人称羡的天生及后天开发的聪明才智。他们两人谈论了德普勒迪斯、卡尔罗里、瑟拉、迪斯雷利、格莱德斯通、克瑞斯匹、哈亭顿、格兰威尔（当祝酒的时刻来到的时候）甘必大的祝酒词是：“为复兴的法兰西！”阿尔方索·德·罗斯柴尔德的祝酒词是：“为让它复辟的人！”他的声音有些含糊，只能刚好让郭里菲将军和甘必大听到。但是甘必大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因为他认为这句话指的就是他自己。他思索了一会儿，想找到一句恰当的回应，但老是想不出来，随后他就简单地回应：“好！我非常愿意。”如果贝勒威尔的选举委员会在这里目睹他们的甘必大在这些王公贵胄的前呼后拥之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这件逸事关键的地方当然是在于，它说明甘必大为了获取权力出卖了自己。然而，甘必大在此期间所追寻的国内政策远不如征服突尼斯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胃口。首先，甘必大谋划了一个大规模的行动，转换大约600万法郎5％票面利率的债券。莱昂·塞拒绝接受甘必大手下的财政部长职务，这发出了高级银行将进行抵制的信号。事实上，按照警方的报告，阿尔方索在1881年12月告诉记者们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运动，有必要在甘必大推翻我们之前先推翻他。”我们已经看到了大众联合银行的倒下怎样为这个推翻行动作出了贡献。其次，甘必大似乎打算推行某种类型的铁路国有化。在他垮台之后才达成了一个协议，在国家行使回购这些铁路的权利之前，授予铁路公司另外30年的经营权。一位像甘必大这样的“左派”政治家在追求帝国主义的政策方面，几乎会与右派政治家一样不相上下；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出于基本的国内政治原因，更希望他们的帝国主义是保守类型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属于谨慎的法国右派中的沙文主义流派——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他们不喜欢在鲍朗格尔将军于1887年5月被解除战争部长职务后煽动群众去支持他，因为这种行动（像之前的波拿巴主义一样）混合了国内政治极端主义和对外的强权扩张，这种情况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与法国的实力不匹配；不过在这位“无用的”而且“无能的”将军1889年下台后，他们开始为他提供私人银行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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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工会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所表现出来的担忧远甚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这很可能也反映了法国更容易受革命政治影响的历史特征。在1892年的时候，埃德蒙的信中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社会主义者可能对“财阀”进行攻击的警告，并且提到了随时可能出现的“无政府”混乱状态，而与此同时，阿尔方索预言说，“社会主义感染”在法国可能比在英国要更加危险。在1892年与罗斯伯里讨论产业间的关系的时候，阿尔方索强调他反对在劳资纠纷中政府以任何形式介入。他显然把罗斯伯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在他们的会面之后有些讥讽地说道：“在我们国家，那些住在大庄园里而且年入10万英镑的人里没有激进主义者。”“站在我的角度，”阿尔方索在1897年告诉作家朱利斯·赫雷特，“我不相信这些工人阶级运动，”
我敢肯定，通常说来，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状况是很满意的，他们根本就不会抱怨，而且他们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