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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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其中公共部分
总计百分比
英国
11941582
87
96266582
860
欧洲
90034413
456
54929413
941
中东
78677640
61
78677640
1000
拉丁美洲
189003610
146
175898990
931
北美洲
291700448
225
284900448
977
澳大拉西亚
5000000
04
5000000
1000
亚洲
20200000
16
11500000
569
非洲
7200000
05
3700000
514
其中帝国内部
77547580
60
65347580
843
总计
1293757693
1000
1210873072
936
资料来源：阿耶尔，《金融的世纪》
用戴维斯和哈藤拜克的资料（见表2…4）与罗斯柴尔德的数据进行比较后，我们会发现，N·M·罗斯柴尔德公司对政府财政的兴趣远胜于对私营部门事务的兴趣。1865～1914年，在所有的“募集”资本中只有大约36％为政府所用，而在同期由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提供的贷款（同样的数据，大约数）超过了90％为政府所用（余下部分几乎全部被外国铁路公司所占有）。罗斯柴尔德在政府债券发行中的支配地位是相当惊人的。对于整个伦敦市场来说，1865～1914年所发行的外国公共部门债券总额为148亿英镑，其中接近3/4主要由罗斯柴尔德银行单独或者以合伙的方式负责。与伦敦的总体市场比起来，纽科特仍然是对欧洲非常感兴趣，而在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债券发行方面没有能够充分表现。或许，所有情况之中的最大不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对来说基本没有涉及英国以外的帝国债券发行，这一块只占他们总体业务的6％，而在整体的英国资本市场占到了26％。考虑到纳蒂和艾尔弗雷德在帝国主义政治中的作用，这个发现让人高度惊奇，它说明他们在自己的私人金融活动中没有把英国以外的帝国放到一个相对重要的领域的位置。更准确一点说，他们对那些通过英国金融控制的国家（比如巴西）担保的国家（比如埃及）所发行的债券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那些担保国家在政治上仍然是独立的。因此，像厄内斯特·卡塞尔说艾尔弗雷德的，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不会从事没有英国政府担保的任何业务”是十分错误的。
表2…4英国资本募集的地理分布，1865～1914年
千英镑
百分比
英国
1487519
318
欧洲
349974
75
北美
1059797
227
南美和加勒比
631235
135
非洲
310198
66
亚洲
442518
95
澳大利亚和太平洋
374404
80
不详
22800
04
总计
4678445
1000
资料来源：DavisandHuttenback；Mammon；p46
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两方面“代表着整个”金融界。北美和南美的债券发行在其为整个市场所做的业务中占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比例。而且，罗斯柴尔德也同其他同仁一样对国内私营部门的金融相对来说缺乏兴趣，这部分只占所有罗斯柴尔德发行债券的1％多一点的份额（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有对国内产业缺乏热情的名声）。当爱德华·基尼斯爵士试图于1886年在股票市场发行他的爱尔兰酿酒公司股票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拒绝处理这项600万英镑的业务，后被巴林银行接了过去。这些股份和债券最终大受欢迎（认购数额超出了将近20倍），而巴林银行在这次发行中赚了大约50万英镑。然而，当纳蒂被一名记者问到他是否后悔回绝了这笔生意时，纳蒂回答说：“我并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每天早上我去银行，当我对每一个提交给我的项目方案和计划说‘不’后，我晚上回到家里都非常轻松和满足。但是当我同意了任何建议之后，我马上就会陷入焦虑之中。说‘是’就像是把自己的手指放到了一台机器上，飞转的轮子可能会卷住你的手指，然后把你整个人都拽进去。”这通常被看成是第四代罗斯柴尔德小心谨慎的典型例子。因此，当其他人在为伦敦地铁网络的建设提供融资服务而大赚其钱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对此是敬而远之。甚至连海峡隧道的想法，由于可能提高北方铁路的通达能力而深受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青睐，也没有能让纳蒂动心。“你完全可以不用有什么顾虑，放心地从我这里拿走它。”他在1906年告诉他的堂兄弟们，“这个意见（海峡隧道提案）在上院将会遭到绝大多数的反对，因而，你根本不值得在这方面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得承认，这种节制的规则也有一些例外。或许是有意与巴林银行和基尼斯的成功合作一比高下，纳蒂在1886～1891年间，先后四次为曼彻斯特轮船航道公司发行了股票和债券，总值达1300万英镑。但是正如爱德华·汉密尔顿评论的，这种发行的首次失利导致金融城内出现了“罗斯柴尔德的水”与“巴林的啤酒”这样的“恶意对比”。甚至在有巴林银行的合作支持之下，也未能让第二次发行获得成功。类似的情况还有，由于成为了19世纪早期发展迅速的通信行业的先锋，罗斯柴尔德家族本应在抓住重要的创新方面（比如电话的推广等）有所作为。事实上，他们自己早在1891年就开始试验使用电话作为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一种联系手段。但是在次年为新电话公司发行价值488万英镑的股票的工作在他们眼里却变成了一桩可有可无的小事，而且很让人诧异的是伦敦和巴黎合伙人之间的相互联络继续采用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以及曾祖父辈那样的手写书信方式。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这一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对金融的认知相当“保守”的原因（明显的反面是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仍然是像北方铁路这样的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不过，这些批评家仍然停留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模式以及他们在19世纪末期全球化进程的作用方面的错误理解上。举例来说，有一个国内的行业，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或许，大家可能会猜到这是一个与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行业——国防。与参与到国内产业和运输业方面比较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外的矿业、国际金属和宝石市场的兴趣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不应该被歪曲成含义更为广泛的衰败论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帝国主义并不代表与他们过去的辉煌成就一刀两断。外国公共部门的投资仍然是他们的首选，而“自家”政府的借贷位居其次，因为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情况稍好的英国都不得不靠继续发行新的债券来资助自己不断攀升的保卫自己的帝国所需的费用。从这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即使不能说没有对手，起码也是少有对手。他们在外国私营领域的融资（特别是铁路方面）是比较适度的，在承兑业务方面的策略也差不多。而他们在国际矿业领域的兴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相当的不同凡响。
与过去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使资本、货物和人员事实上能够以尽可能自由和安全的方式进行流动。如果可以不通过政治干预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非常满意。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巴西事务中的长期历史表明，他们并没有把帝国对目标国的正式控制看成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输出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重要的债券面临由于贷款国政治不稳定导致的危险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会支持直接的政治干预。他们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矿业方面的兴趣不需要外国干预，尽管这些国家时常面临政治不稳定的情况；反之，很难想象他们在缅甸红宝石矿或者新苏格兰镍矿完全没有欧洲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南非的情况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以塞西尔·罗德斯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充满着矛盾：尽管黄金和钻石矿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罗德斯更为广泛的将英国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开普殖民地北部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这些帝国领地上的铁路有什么兴趣。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一般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只会在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肯定不会引发与欧洲其他大国的冲突，或者是（但不很常见）他们觉得如果英国不作为，另一个竞争对手会建立一个经济上限制更为严格的殖民地统治（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和德国的政权比英国的更加趋于保护主义模式，尽管事实上法国和德国的关税并没有很明显地高过英国）的时候，才会支持英国的帝国建设。这种对避免国际争端的追求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偏向于被称为多国帝国主义的体系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经济方面的利益受到了一个以上的欧洲大国的保护。典型的例子是埃及的情况，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通过两个国家的债券持有人分享利益的方式来协调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利益冲突（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希腊和土耳其基本没有什么利益，但是类似的多国金融保护的模式也在这些地方采用）。在中国，他们也支持在欧洲各个大国之间进行合作。
应该强调的是，对于所有这一切来说，有某种程度的本能在里面，而当批评家（像霍布森）提出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帝国主义者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纳蒂在1906年5月写给巴黎的信中说，“如果他们生活在欧洲，这些投资人和资本家怎么具体考虑他们本国的股票？”他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投资者被较高的收益所“迷惑”，因此，这说明海外投资风险较高，而他自己对具体地区和领域的偏好看起来也是基于大部分都无法言明的假设之上。然而，他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假设远不是用无法言明就可以解释的：在此之前以及自此之后，没有家族成员在政治上这么活跃过。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透过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来看待政治：詹姆斯对外交事务的所有干预几乎都是基于他的商业方面的算计。而这种说法无法适用于第四代成员。自身的经济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有时候纳蒂和艾尔弗雷德的立场是基于“纯粹”意识形态或者是政党政治的原因，与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业务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在他们拥有私人利益的某些地区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帝国控制力的可能性一样。具体来说，纳蒂认为他自己“戴着不同的帽子”：一顶是为纽科特戴的，一顶是为威斯特敏斯特戴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顶是为东区戴的，一顶是为西区戴的。那些职业政治家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尽管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界限都能够进行完满的划分。
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对于经济的优先考虑通常还要胜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所意识到的。尽管他们从高水平的资本输出获得利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具体的项目中，第四代通常都会让国家的政治考虑优先于罗斯柴尔德各银行之间集体的经济利益。事实是，英国金融重点不再放在欧洲的重新定位，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连接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被荒废了。同时，法国和英国之间出现的殖民地利益纷争使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两难的选择。正是在此期间，各家银行更加独立地各自为政。这些英—法之间的不和，以及奥地利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麻木，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
罗斯柴尔德家族卷入英国的帝国事业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埃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