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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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什么会如此小心翼翼。对他们在这两个案例中所采取的计谋进行比较，确实很有启发性。
应该强调，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不需要去剑桥，更用不着去牛津，这种需要远小于他们对下院席位的需要。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罗斯柴尔德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件比古代英国公立学校和大学可以提供的内容更繁复庞杂的事情。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依靠私人教师和将孩子送到海外去完成他们绝大部分的学业，以优先确保他们能够保持家族的多语言传统。至于说银行业务的学习，所能采取的就是到一家银行学习。如果说剑桥还能提供点什么的话，就是从占据优先位置的家族生意中让他们稍微分点心。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关注的是女儿的教育——不像公立学校和大学，一直到20世纪末主要关注的都是男孩的教育。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列昂内尔的儿子纳蒂花费几乎同样的精力把德语灌输进自己的脑子。特别是夏洛特，她在女儿和侄女们的正规学习上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倡导者。然而梅耶进入剑桥这件事开了一个先例，让夏洛特决定她所有的儿子都应该效仿。问题是犹太人的地位在剑桥仍然是一个灰色地带：从规定上看，在1856年之前都不可能被授予学位，他们因此也不能成为学校的正式成员——除非他们愿意履行由各个学院对本科生安排的参加礼拜活动的义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6）
奇怪的是——不像归顺誓言——虽然这从本质上看是基督徒的责任，但对于这些责任，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准备从原则上去执行，而他们的出席是最低限度的、被动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梅耶在19世纪30年代基于以上观点参加了三一圣堂的礼拜；而且当阿瑟·科恩属于梅耶母亲那边的表亲，在1849年秋季——正好在列昂内尔在补选中取得了对曼纳斯的胜利——进入到剑桥念数学时，他认为类似这样的安排是可行的。通过J·阿伯尔·史密斯——一位最活跃的列昂内尔的政治支持者，他们试图去说服基督教科学派的主事詹姆斯·卡特梅尔为阿瑟·科恩对礼拜堂的规则做些调整，理由是（像卡特梅尔说的）：“如果我接受科恩先生，除了我之外，没有人需要知道他的宗教信条是什么。”梅耶也告诉卡特梅尔：“科恩先生准备好了在学校礼拜堂参加礼拜活动。”然而，主事却没有被说服。他认为，掩藏科恩的信仰，“会破坏社会的善良诚信”，而“科恩先生祈祷时仅外在的形式符合要求，而他对根本的精神实质却怀疑和拒绝，这让我的感情无法接受，并且与我的是非观相左”。
对于梅耶来说，这将会“直截了当地将一个信仰族群排除在享受剑桥大学教育的大门之外”。因此，他和摩西·蒙蒂菲奥里直接找到了阿尔伯特王子——时任大学校长，要求他将科恩的事交给玛格达莱尼主事处理，他同时也是温莎的主任。来自皇室的压力终于在罗斯柴尔德的压力在19世纪30年代未能奏效的地方取得了突破，当时，梅耶曾经由于参加礼拜的问题被强迫离开学校。科恩正好相机入学，与主任达成的条件是，正如科恩所报告的“通知我星期三和星期五礼拜只持续10分钟，（并且）通知我在这几天去，不要在其他日子去，同时还要跟我讲不要求我参加周日圣礼”。
当罗斯柴尔德家的男孩子逐渐长大以后，类似的安排在三一学院不得不再次进行谈判，首先从1859年由纳蒂开始。此时，1854年和1856年通过的法案意味着犹太人能够获得学位（除了在神学领域）。但是宗教义务的问题仍然存在于学院的层面上。尽管纳蒂的导师约瑟夫·莱特福特“承诺过尽其所能在礼拜方面做些工作”，但威廉·休厄尔仍然是“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1862年，纳蒂向他的父母汇报：“三一学院的神父们因威胁说要把那些拒绝在礼拜堂里参加圣礼的所有人留校惩戒，而遭到了广大同学的憎恶，这条新规所引发的后果是，有很多同学缺席了今天的礼拜，因而面临因为违反一条重要的院规而引起的麻烦。”纳蒂清楚地感觉到19世纪50年代的改革所取得的实效相当有限。“要使这里的改革产生一点影响”他抱怨道：
但只要大学看上去还像是英格兰教堂的神学院，或者是它自己建立起来的教堂的一部分，我们就得再等待些时日，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理所当然应当废除的，是7年之后或者是完全退教后才能取得学位的规定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被剥夺了教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不会宣称自己成为英格兰国教的信徒。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一个在法律和政治进步——同时也包括宗教进步方面起着基石作用的机构，为什么要由牧师们来统治，就好像是耶稣会的神学院或者塔木德学校Talmud，犹太法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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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剑桥不得不做出的让步不仅仅只是参加礼拜。第二年的考试通称为“小考”，要求要对威廉姆·帕勒的《基督教神迹》一书有非常详细的了解。一封夏洛特给利奥的满腔怒火的信表明了这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困难，但也表明她觉得他应该可以克服它：
你考试时出现的这些莫名其妙的错误让我非常地恼怒——当然，你没有，也不能够故意去对那些神职主考官无礼，也没有人提醒过，你可能会觉得你能够应付对于神学感觉的彻底的缺失，而且完全缺乏对于信念的尊重，尽管这个信念不是你自己的，而且事实上你对此一无所知，但也应该给予尊重，就像是万能的主所受到的千千万万人的顶礼膜拜一样。但是，这个错误仍然必须受到批评，而且事实上也是非常不可饶恕的。无论从任何角度说，除了给别人一个坏印象，它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一个经常在参议院出现的年轻人，而且无法拒绝基督教的神迹方面的考试，就应该让自己熟悉这个科目。要是我不知道你被神学老师所包围，我应该会给你些建议，但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已经具有了请教你的导师的良好的、自然的习惯，就算不去完整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也应该了解一个梗概、一个纲要。你将会被看成是最无知、最轻率也最浅薄的一个人。对此我很伤心，我很遗憾地说，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在这时，利奥受到了“神学的神性以及各种教义”的困扰：当某晚与一群好争辩的老师吃饭时，他感觉“如此疑惑，以至于不敢张嘴”。（一位同行的朋友担心“他们好像忘掉了我的存在，对犹太人进行了攻击”。）甚至在辩论室这样年轻人更多一些的环境里，罗斯柴尔德们也都觉得非常不自在。纳蒂回忆起某天晚上在学生会他是怎样“怒火中烧”，当时，一个发言的学生“引用下院通过犹太提案过程中太强大的势力作为实例。我希望那一天因为所有这些差异而能早点结束，而且如果我当时立即发言的话，我会激发宗教狂热，而想要平息它远没有激起它那么容易”。
将罗斯柴尔德在进入剑桥上所取得的成功与列昂内尔希望在下院所达到的目的相比较，前者的胜利看来是缓和的。（事实上，一直到1871年，宗教考试才最后在旧式的大学里废除。）列昂内尔的兄弟和儿子参加学校礼拜活动和学习，与他拒绝包含有基督教信念的誓词之间存在着明显而且不容易解释清楚的反差。我们推测，如果要求学生参加圣礼，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博览会与水晶宫
军事胜利的纪念碑一般不会在战争胜利前就建设。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列昂内尔最终能够取得他在威斯特敏斯特的席位之前几年，就开始为他们的政治优势地位建造纪念碑了。这至少是解释在1850～1860年间特别频繁的建筑活动的一种理由，这段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们自己建造了至少4座乡村豪宅，又翻修了一座，它们分别位于：门特摩尔、艾斯顿·克林顿、费里耶尔、普雷尼和博勒尼。
当然，内森及其兄弟从他们繁荣的最初就开始购买乡村住宅，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到了1848年革命的时候，他们在费里耶尔、苏雷尼、博勒尼、加奈斯贝里、西勒多夫和格鲁尼博格的房子和地产已经在家族的名下很多年了。当他们在1848年之后购买位于白金汉郡的新土地——最著名的是位于艾斯顿·克林顿的农场的时候，伦敦的合伙人在经济上仍然是非常理性的，因为他们的父亲和叔叔在为他们把关：除非农业用地在购买价格中占到35％，否则他们不会有兴趣。“如果你认为艾斯顿·克林顿值26000英镑，”列昂内尔在1849年写给梅耶的信中这样说，“我不反对你对它的报价，但我想我们应当保证所有的费用中能有部分是清清楚楚的，这并不是空中楼阁，你必须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投资。”当他在1849年到达西勒多夫的时候，他评价它是“非常棒的财产，尽管（萨洛蒙叔叔）买贵了一点点，但只要经营得好，它会给他带来不错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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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土地的时候——刚开始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严重的农业危机中复苏——他们抄到了市场的底。在1848年，白金汉公爵最终宣布破产，一年之后，梅耶收到了地产经纪人从爱尔兰发来的报告，通知他们那里所存在的大好机会。“种土豆的完全失败，自由贸易毁了所有的人。”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爱尔兰完全毁了，现在是购买地产的天赐良机，至少是非常接近最好的时候了。当取得国会颁发的产权后，可以肯定能获得在购买和转售中间巨大的升水。”实际上，梅耶和他的兄弟对这种倒买倒卖的方式并不感兴趣：他们对地产的兴趣，正像他们母亲所说的，是针对1849年12月时国债的收益已经降到了31％的情况。当时是购买土地“最恰当的时间”，“当基金处于目前这种很高的位置的时候，尽管对于所投资的资产的利息也会降低，但土地总是一种等价资产”。这样的投资不应该被看成是企业家精神衰落的表现。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酿酒资产的举动也是同样的情况：纳特在1853年购买布瑞恩…木桐酒庄（ChateauBraneMouton，他给它改名为木桐…罗斯柴尔德）以及詹姆斯对争夺拉斐酒庄（ChateauLafite）的控制权所进行的持久战，都是由于得到了一份对高质量的红葡萄酒需求的精明的评估报告。当詹姆斯最终在1868年确保了拉斐酒庄控制权（支出了177600英镑）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了，而几乎是在完成这次收购的同时，他又开始对一座新的酒庄竞标。
然而，花26000英镑在农庄上和花费相似金额在豪华的新房子上有着天壤之别。在19世纪，极少数英国地主怎样为自己建盖“富丽堂皇的新房子”这样的事情并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100多年前有多大支付能力与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另外，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钱根本就不是问题。当伦敦的合伙人在1852年从公司的共有资金中抽走了260250英镑的时候——开始是为了资助他们的建筑项目——这笔钱还不到其资产总额的3％。而门特摩尔新房子的报价才15427英镑。对于建筑师乔治·梅耶在1853～1873年间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做的巨大工作，他总共也只获得了350000英镑。
事实上他们可以买得起，然而他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决定将钱花在这些没有回报的大房子投资上。比较平庸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好像也足够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喜欢在乡村的生活，而铁路的出现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不影响其城里的工作的前提下实现这个理想。伦敦和西北线使列昂内尔和他的兄弟们很容易地在门特摩尔和厄优斯顿之间来回通行：列昂内尔可以在乡间“骑马狂奔”，又可以按时出现在傍晚的下院辩论会上。1849年5月开通的斯特拉斯堡到里尼的铁路线，也为詹姆斯和他在费里耶尔的儿子们提供了同样的便利。然而，还有一个补充性的而且也许是必要的解释。新的房子代表着一种他们对贵族身份的主张。早在1846年，列昂内尔就明确表示，他认为一个准男爵的身份配不上他，而且在他很清楚地知道贵族的身份不会再青睐他之后，他才踏上了他自己发动的进入下院的运动。但这不是“封建制度”的征兆——那些腐朽的资产阶级向过时的上层阶级的价值观投降；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门特摩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