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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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和中央电视台齐名。而燕京饭店也属于老字号，离中央台步行20分钟可以到，就在长安街的边上。但是一走进大堂我立刻后悔了，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我断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
漂在北京（3）
在前台处，我轻声问一个值班的小伙子：“请问标准间多少钱一天？” 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过一句：“二百六！” 接着追问：“您住几天？”不屑的眼神继续着…… “噢，谢谢！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 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不长的路显得很远，我不敢回头，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其实我错了，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走出大门，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我倚着墙蹲了下来，抱着头，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 后来《艺术人生》中的很多嘉宾都有类似的经历，而且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走过来了，发现挺庆幸，因为困难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成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当初置身其中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名状。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住不住燕京饭店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至今我时常用这四个字鞭策自己。 于是，又回到了东门，继续等侯！高立民的电话仍然没人接。 第四天，我依旧一早来到东门打电话等待。看见台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拿着证件接台外的人进去办事。每当有人从书包里掏出证件直接被武警放行时，我都羡慕不已。在东门遥望中央电视台里面，一个高楼，一个矮楼，高的叫“方楼”，矮的叫“圆楼”，来来往往的人熟练地念叨着这两个楼的名字。 这时，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子从东门出来，大声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那人从远处跑来，跟着小姑娘办好手续便进了门。不一会，小姑娘又出来，又接进去两个人，看的出小姑娘可能是专门负责接人的，小小年纪，权力不小。传达室的阿姨见到她便直接办证，还笑呵呵地搭着话。 当小姑娘第三次出来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厚着脸皮和人家搭讪。以前从来没有和陌生女孩说话的习惯，这次实在被逼无奈，只能“不择手段”了：“小妹妹，你是哪个部门的？” “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人，可是人不在，我想进去找，没有人接。我是兰州的军人。” “那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呀！” “给你看我的军人证，我不是坏人，我找《地方文艺》的人。” “我不能随便接人！” 女孩斩钉截铁地说，白了我一眼就又进去了，弄了我一个大红脸。30岁的人了，又是当兵的，跟人家中央电视台的年轻女同志“套磁”，人家怎么想我？ 我沮丧地站在门口，忽然多了一个心理负担，想挽回点面子，真希望高立民能马上出现救救场。没多久，那个小姑娘又出来接人，见我站在那里脸都冻红了，主动问：“那个军人，你过来。我问你，接你的人还没有联系上呀？” 我摇摇头。 “我再看看你的证件。” 我赶忙掏出军人证递上，照片上穿军装的我挺精神，至少比当时落魄的样子要神气得多，小姑娘仔细看着我的证件，我连忙解释：“千万别误会，我是实在没办法了，看你来回接人才求你帮忙给问问。” 也许我的长相实在不像坏人，要不就是当时的样子实在可怜。小姑娘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你弄进去看看，要是找不到你的朋友就赶快出来，千万别自己乱跑，千万别说是我接你进去的！” “真是太感谢了！”我简直觉得遇见了大慈大悲的菩萨，千恩万谢地跟着她来到传达室的阿姨那里，先将自己的证件递上，在一个小本上简单登记，阿姨将登记的表格撕下一半，盖个印章给我，再将一个写着号码的不干胶贴纸贴在证件的背后。
漂在北京（4）
我拿着那个半截的登记表和半截不干胶，终于在苦苦守候四天之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小姑娘嘱咐我：出门不要忘记退卡。说完，径直走了。我赶紧说了声谢谢，当时一激动，忘了问小姑娘的姓名和部门。直到今天我都万分感谢这个善良单纯的女孩，真想知道她是谁，真想当面说声谢谢。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引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 或许她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但是她无意中的举动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帮助。我多么希望她能看到书中的这个段落，接受我由衷的谢感。记得在《艺术人生》节目中，陈坤讲到当时他陪着同学考电影学院，本来自己没有什么考试的愿望，但是一个不太熟识的叫陈畅的朋友不但鼓励他试试，还主动帮他交了200元报名费，没有那位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也许就没有今天走红的陈坤。后来陈坤与这个朋友就此失散，陈坤对他却铭记在心。当我们节目的编导找到现在深圳的陈畅，并接通电话的时候，陈坤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而陈畅却在那里极力回忆，还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他根本记不清帮助陈坤的事情，只是依稀记得大家一起考过试。有的时候，无意中的一个举动可能成就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特别感动，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我连恩人是谁都不知道。然而，又一想，人生在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别人的恩惠，自己经常浑然不知，假如说回报的话，就让我们都善待他人吧！说不定你自己无意中一个热心、一个善举就可以给别人一个重要帮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帮助与被帮助中成长的。今天，每当我帮助了一个人，就觉得是回报了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那个帮助过我的小姑娘现在一定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善有善报！我永远祝福她！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的太宿命，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机缘的巧合。 拿着这张珍贵的进门条，我终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中央电视台像个迷宫，没人引导简直蒙头转向。上次有人领路还晕乎，这回心虚加胆怯，就更找不着北了！上了电梯，奇怪的是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到中央台10年了，唯独那次只有我一个人。 电梯里有一面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算是那天见到的唯一的“熟人”。电梯的门关上，我不知道该上几楼，犹豫的时候肩膀碰到了“21”。“21就21吧，不行再下来”，隐约记得文艺部好像就是20多层。 随着电梯门打开，我眼前一亮，出现了“文艺部”三个字，真让我蒙上了！到了21层，除了“文艺部”仨字，剩下我都不认识。楼道里人很少，我转悠了一圈，看见了一个大办公室，上面贴着一张纸，花花绿绿地写着：东西南北中。当时一个挺胖的男同志警惕地看着我，问：“你找谁？” 后来知道，他就是文艺部有丰富经验的制片侯洪涛。他在这以后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是那天的样子着实吓了我一跳。现在想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办公重地忽然出现了陌生人，当然得问问究竟。 我得到的回答是“高立民不在”，5个字。 又一次碰壁！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无目的地来回走着。毕竟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了，就不能轻易出去！正当我徘徊不定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急匆匆下来一个人，个子很高，一身黑衣，定睛一看，竟然是高立民！我真是喜出望外，急忙上前叫了一声：“高老师，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 原以为这么唐突地出现非常不礼貌，没有想到的是，她见到我之后，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啊？”我也愣住了。 听到这话，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高老师能掐会算，知道我要来？高立民也一脸疑惑地招呼我，两人在一种基本全晕的情况下，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漂在北京（5）
这是我见过的最乱的办公室，像文化大革命被抄了家的书房，满桌子、满椅子的纸张和磁带，几张一头沉的办公桌毫无章法地乱摆着。高老师几乎是刨了个坑让我坐下，似乎和我已经很熟悉了，一一给我介绍里面的同事，有杨东升导演，刘真导演，崔亚楠导演，现在都是中央电视台赫赫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侯洪涛大哥。电视台习惯上管同事按姓氏叫“什么哥” ，“什么姐”，反而很少叫“什么导”。“这样叫起来亲切”高立民说。 高立民坐定后告诉我：“我昨天还给你打电话，我们有一档节目想试试新人，我推荐你来，你那边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是谁跟你说的？” 我支支吾吾地回应着，其实最迷糊的是我，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人家在找我，我正好就送上门来，不可能！这只能是电视剧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 也许当时高老师脑子里都是节目的事情，并没有太过追问我来北京的原因，既然想找的人到了，那就先留着看看吧。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饭的时间，高立民叫上杨东升、崔亚楠、张海潮和我一起到二楼的咖啡厅。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咖啡厅像个小食堂，可以点菜吃饭，我被带着在楼里转悠好几圈到了那里。当时看见台里的人既羡慕又敬畏。看到他们熟练地刷卡、买东西、招呼人，似乎都反衬出我的生疏和笨拙。其实在“兰战”我也可以豪放地呼朋唤友，但是不知为什么，到了中央电视台就有了极大的压力。 等菜的时候，相对无言，因为不熟，我不敢乱说话，从心里害怕。 杨东升问我：“你觉得自己行吗？”很突然，像在考试。 “行，我要是觉得不行就不来了。”我几乎是不加思考地脱口而出，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怎么冒出这么一句硬气的话来，这是我来北京遭遇尴尬之后唯一一次挺着胸膛说话。很多年之后，东升在一个饭桌上提起那句话，记忆犹新，说“当时就是那句话让我们觉得你有一种做主持人的自信。”我一身冷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指的“行不行”是哪件事情，后来才清楚他们正在为名牌节目《东西南北中》物色一个男主持人，我是众多候选人之一。原来，高立民1993年9月回北京之后，就在部里向制片人孟欣推荐了我，并给大家看了我在兰州与他们合作时的录像带，因为工作很忙，这件事一直被搁置。直到大家筹备新一期《东西南北中》节目，需要物色一个男主持人的时候，导演们纷纷推荐合作过的主持人，我就成了候选人之一。春节期间高立民的电话打到我们团里，没人接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呼机，人家正在四处找我的时候，我竟然踉踉跄跄自己送上门来！我在心里说，天助我也！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得太宿命，太传奇，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的机缘巧合，我确信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那天在我记忆中是快乐的一天，因为那一天让我看到了希望。 午饭后大家回办公室，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打进门条，说：明天进来的时候用。我如获至宝——直到今天我看到进门条都兴奋，每一张纸条都意味可以自由进入梦想的地方，都意味着新的希望。 我将文化部地下室的房费续交了几天，每天到台里“上班”。到了东门可以用那些条子进门，不用无目的地等待了。中央电视台是个工作性质特殊的单位，所有的事无需在办公室完成，大家在外面各自忙各自的。同一组的人假如不开会，半个月见不到面是常有的事。所以给我的感觉是：所有人进屋的目的十分明确，各司其职，根本没有闲聊天的人。如果无事可做，大家可以各回各家，总之无所事事的人几乎找不到。而我在这里似乎真正是一个多余的人，经常胆怯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生怕碍了谁的事情，想帮他们收拾桌子却又不敢乱动，想和人说话，看他们忙得脚踩风火轮似的，又生怕打扰人家。
漂在北京（6）
后来才知道，崔亚楠和我一样，也是中央台寻找机会的打工族。原来我并不孤独，比我时乘命蹇的大有人在。
自卑的剧务（1）
当时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