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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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眼的贝壳（2）
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借机带着母亲遍访名医，而母亲却总是萎靡不振，茶饭不香，还经常神情恍惚。母亲来的第三天，我一个朋友邀请我们在一个四合院餐厅吃饭，母亲吃了几口就坐在院子里面乘凉，我就跟着出来和妈妈聊天。一起吃饭的朋友中有一位是301医院的林峰大夫，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他看着母亲和我，神情有些黯然。吃完了饭，大家散去，林教授缓慢地说：“朱军呀，老太太玩几天就回去吧，也该准备了，淋巴癌，晚期了……” 对于林峰大夫的话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然而一旦挑明，仍然像天崩地裂一样地难受，我强打着精神谢过林峰大夫，又整整陪了母亲一个礼拜。将母亲送回兰州的那天，我特别害怕，真怕这是和母亲的诀别…… 看着飞机起飞，我的心刀绞一样地痛，儿女长大成人了，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父亲母亲也到了风烛残年，这时的儿女能孝敬一下父母是天大的福气。记得2002年我们制作了一档春节特别节目《我的父亲母亲》，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翟俊杰导演说了一句话，让我深深地感动，翟导的母亲还健在，他说：“我一个60岁的人，回家之后还能喊一声‘娘’，娘还在，还能答应，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呀！” 我太怕没有这样的福气了。母亲回兰州以后，我就三天两头回家，有事没事看看妈妈。每次离开的时候都忧心忡忡，总怕是最后一回。家里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一如既往，家里有什么事情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他们将一切安排妥帖之后才会告诉我，不想影响我的工作。我有点名气之后，他们丝毫没有沾光，反而更加操心。哥哥姐姐们在外愈发注意自己的形象，生怕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1）
我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双膝跪倒，给还没有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终于不能自己，忽然号啕大哭。 那些天，我在安徽的铜陵演出，忽然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像猫抓似地坐卧不宁，我先给在北京的妻子打了电话，一切都好，但是谭梅说话的口气变得支支吾吾。 我又给已经调回兰州工作的大哥打了一个电话，大哥先是没接，又很快打了过来，听的出来大哥的声音显得有点疲惫。在家里除了父亲，大哥在我心中有足够的威严，大哥只是淡淡地说：“你最近忙吗？不忙的话，就回来一趟吧……” 我再怎么追问，大哥都是含糊地说：“没事，先忙工作，有空就回来。” 放下电话，我心中笼罩一层不祥的预感，但是我不敢沿着这个预感继续往下想…… 回到北京，谭梅和我的大侄子朱涛在机场接我，谭梅见了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大哥说没事就回去一趟。” 我指了指朱涛，问她：“是让我一个人回，还是让咱仨一块？” 谭梅胆怯地说：“让咱仨一块……” 在我们这样传统的大家庭中，我是幺子，谭梅是幺儿媳，朱涛是长孙，让我们三人一块回家，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当时我们在机场就买好了第二天最早飞兰州的机票，回到台里匆匆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兰州。二哥直接将我们接到了医院。 我来到医院，看到病榻上的母亲，知道任何人都已回天无力了。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整整14天，这14天我寸步不离母亲的病床，没有回家，没有刷牙洗脸，每天在医院吃饭，睡在一张陪护用的躺椅上。我拉着母亲的手，想着记忆中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有时觉得回到了童年，那时我得阑尾炎天天上医院输液，母亲每天都花七分钱给我买一碗油茶，她却从来舍不得喝一口，母亲说她不爱喝。 每次母亲稍一清醒叫我的时候，我都在身边，我希望听到妈妈说点什么，但是直到她离开一直都是无人听懂的呓语，我知道她真的要去找父亲了—— 2000年12月10日，我接到了台里的通知，主持中纪委的一台晚会，台里领导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病危的事，再说我“逃跑”了半个月，已经无计可施。就在14日我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和母亲真正的诀别。清晨醒来，天还没有亮，医院非常安静，母亲躺在床上，样子十分安详，我看四下无人，扑通一下跪倒在母亲床前，重重地给娘磕了三个响头，心中默念着：“谢谢娘的养育之恩！儿子走了，娘一路平安呀……” 我不敢哭，怕吵醒了别人，怕不吉利，母亲还在呢！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离死别……我被痛苦击倒，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北京。下午彩排，晚上直播，见我的人都问：“这些天你跑哪里去了，脸色铁青，瘦了一圈，额头上还一个大红包？” 回来后，我的情绪根本无法平静。 一旦离开了兰州，无论家里出了什么事，大哥的电话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挺好的，没有什么事情，妈妈很平静。” 给二哥打，也是一样的口气；打给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说没有事情。然而我知道，母亲其实每天都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徘徊，母亲舍不得我们兄弟姐妹，每天都用最微弱的呼吸暗示身边的儿女，也让唯一不在她身边的小儿子放心。 在北京的我，一直心烦意乱，我知道母亲的离开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母亲再也不能醒来清晰地和我说话，但是我强烈地希望母亲一直活下去，母亲活着，我就永远是有人疼爱的幺子。我尽力安排台里的事情，希望将手头上的工作赶紧做完，我希望母亲走的时候我在身边，我希望我的心一直陪伴着母亲。 两天后还有一台大型晚会，晚会一结束我就马上回家，我每天盘算着时间，希望自己能赶上母亲最后的时刻……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2）
那天下午，我在家里做饭，忽然接到了好朋友张华的电话，说在兰州有一场商业演出，人家出20万元请我主持。接到电话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20万元请我出场主持节目，还在自己的家门口，这样的事情如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且演出就在第二天，手续合同一切都替我谈妥了。 张华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的话我当然相信，但是即便是这样，也刚好和台里的一场晚会撞车，而且即将出台的新栏目《艺术人生》还有一个月就要开播，我根本抽不出身，我遗憾地婉言谢绝了。 放下电话，马上感觉不对劲，张华本来是做生意的，和搞演出的人八竿子打不着，怎么突然张罗起这件事？我疑惑着放下电话，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电话又响了，是大哥的号码，我心里一激灵。说实话，这几天我最怕收到大哥的电话。大哥在这种时候是不会轻易给我打电话的，要打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我颤颤微微地拿起电话，大哥的声音特别小，气力特别微弱，缓慢对我说：“军呀，你这几天是不是挺忙的呀？” 听到大哥的话，我的心里一下明白了，母亲一定是已经走了。我了解大哥，我知道我亲爱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顿时觉得浑身无力：“大哥，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又淡淡地说：“没事，忙就别回来了。” 我提高了嗓门：“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还是淡淡地说：“你尽到心了，妈妈走的时候挺平静的。” 我几乎开始嚷着对大哥说了：“求求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顿了一下，仍然淡淡地说：“就在刚才。” 说完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这才反应过来，张华的演出合同不过是家人对我的一种试探，这样好的差事都不回来参加的话，一定真的是非常忙，张华来电话的时候应该就是母亲离开的时候。我明白了，我一下子瘫软了，呆呆地对着电话说：“大哥，你让我想想” 说完，我们都收了线。尽管母亲的离开已经在我预料之中，当大哥的电话真的打来的时候，我仅剩的一点侥幸全没了。母亲病危的时候，尽管天天惦记，但我知道母亲还在，而今，在我37岁的时候，生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了天堂，他们一定是放心了，认为自己的小儿子都长大了，没有牵挂了。大哥说母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母亲走的时候也许是幸福的，因为天的那边有他深爱的父亲。而天的这一边，七个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母亲放心了！ 我呆坐在沙发上，屋子里异常宁静，我知道此时在兰州，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一定在忙碌着。我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双膝跪倒，给远方的亲人和也许还没有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我终于不能自已，忽然号啕大哭…… 后来听朋友说，大哥给我打完电话之后，就把手机扔了，自己站在医院的楼道里痛哭不止。 母亲走了，我忽然觉得一阵孤独，在我37岁的时候，我成了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孤儿”，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去了…… 谭梅穿着我做的衣服走到外面，没人会相信，如此精致的衣服会出自丈夫之手。
第一次见到谭梅，觉得我们是两代人（1）
第一次见到谭梅是在部队大院里，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到开水房打水，路边有一排槐树，只见几个小姑娘在树底下用竹竿勾槐花，其中一个看背影像是初中生，穿着一条花背带裤，几人中数她敏捷。在军纪肃然的大院中毫无顾忌地活蹦乱跳，实在不多见。我留意了一眼，只见那小姑娘也回头看了我一下，四目对视的瞬间我们不约而同地礼貌地打了一个招呼。一闪而过，我继续去打开水，她继续和她的伙伴玩耍。一次偶然的，毫不在意的相遇，当时我连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单位都不知道，现在回想，那时唯一留下的印象倒是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女孩特小，和我像是两代人。 没过多久，我们下部队到新疆演出，我的任务是在舞台上方的灯光槽里面打追光灯。在一个舞蹈节目中，我猛然发现那个穿背带裤勾槐花的小姑娘，一头披肩发，长裙曳地，舒展的舞姿，让我惊住了。怎么会是她？小女孩瞬间变成了妙龄少女。一下子，我像遇见了“熟人”，于是利用“职务”之便，用手里的追光一直追逐她。记得那天的节目，她一共出场了四次，有时完全是伴舞，但我手中的光束始终以她为中心。 从此，我的生活中多了这样一个伊人的身影。 记得我们确定了关系之后，我很正式地对她说，我们在一起的事情，你要认真地告诉你的妈妈，妈妈同意了，我们才能在一起。于是，她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将我的一张一寸标准照片寄给了她，信的内容几乎全部是我的个人简历。收到信后不久，谭妈妈就说要来兰州看我们，显然是来相“女婿”。 未来丈母娘要来“考察”，紧张得我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那时，我住在“兰战”的一间小宿舍里面，巴掌大的地方，只有单位统一配发的简单家具，我又囊中羞涩，于是拿出了20年练就的“十八般武艺”，将家里的旧家具统统废物利用，两个箱子横着一个竖着一个，改造成当时最时髦的高低柜，按照市场上的样式加上抽屉和一些适当的装饰，再刷上油漆；将两条长木头椅子垫上旧衣服和棉花，外面用皮革一包，手工做了几个颜色统一的靠垫儿，一个时髦的沙发大功告成。这些木匠活儿，我是无师自通学会的。从小家里穷，什么都买不起，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父亲母亲和哥哥们自己制作的，我们也因此有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也许是耳濡目染的缘故，我从小也算得上心灵手巧，喜欢鼓捣点小玩意。没想到，这种贫寒生活中练就的一技之长，在关键时候派上了用场。直到今天，我有的时候还客串一下“木匠”，家里的角角落落经常摆着我的发明创作，我以为那些都属于生活情趣，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我又花30块钱买了一块草垫子，铺在小屋中仅有的一块空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