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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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侦察兵
一件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珍贵。 当我实现了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梦想的瞬间，也意味着一个伴随我15年的身份的结束。我拿到了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从此我不再是一名军人了，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感受退伍的心情，毕竟我在军营中穿着绿色的军装度过了一生只有一回的“青春期”。 1980年，我高中毕业，当兵是一种“时尚”，尤其是我这种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似乎从小就在等着18岁可以当兵的那一刻，比现在的孩子对大学的渴望还要强烈。我小时候甚至幼稚地认为，我生来就是为当兵的，连名字都叫“军”。于是别无选择，顺其自然地继承和延续了父亲的军旅生涯。
真实的谎言（1）
部队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年的三月都要例行植树。我们部队的驻地海拔1700多米，三月份基本上还冰冻三尺，但是冰冻三尺也要种树。于是我们用麦子秆烧火，烤化地表的冻土，再用铁锨将冰冻的土地挖开，挖成一个直径40公分，深50公分的树坑。今天挖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冻死了，然后再烧再挖。每人每天要利用业余时间挖20多个这样的树坑。在寒冷的西北风中，低着头，一个40公分的树坑就是我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劳动成果，那时候心里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是身体明显吃不消，几乎到了极限。 初中时，我得过一次阑尾脓肿，打了两个月的吊针，算是治愈了。但是在冰天雪地中一折腾，旧病复发。我的阑尾处一阵阵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在数九寒天中竟然大汗淋漓。 小时候的阑尾脓肿导致周围器官的粘连。但奇怪的是，化验了三次，血相都是8000，属于正常。后来了解到，可能是因为阑尾本身没发炎。而血相正常，就没有请假的理由，就意味着必须继续干。我咬着牙，在寒风中坚持挖树坑，晚上冻僵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睡不着觉，老是希望明天一早醒来就不疼了。但是，每天早晨，我都是被生生疼醒。 有一天，我实在疼痛难忍，就又到医院化验，血相依旧是8000，看到化验结果，我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决定：那时侯的化验单不像现在都是电脑打印，就是一个简单的手写数字。于是我拿起笔，在8000前面加了一个“1”，血相“18000”。我知道那么高的血相意味着病情严重，一定会引起大夫的重视。 我实在已经疼得无计可施。 主治大夫显然觉得疑点重重，但还是马上将我推进了手术室，切开一看才知道，阑尾周围的器官粘连在了一起，医生迅速做手术，将阑尾切除。尽管找到了病因并进行了治疗，但是医生对于“18000”的血相化验还是觉得十分可疑。 疼痛一消除，我回过神来，马上开始害怕和后悔，篡改化验结果，欺骗医生，欺骗领导，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疼痛时的“不管不顾”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责。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在指导员看望我时，忍不住说出了真相。 指导员马上告诉了大夫，大夫几乎是暴跳如雷地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 又说，知道你是一个优秀战士，为了研究那么高的血相用了好几天时间，生怕延误病情。没想到竟然是你纂改，胆子太大了。 接着是一通严厉批评。 没有什么理直气壮，我知道我错了，我老实地承认了一切错误，因为我不疼了，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看来疼痛对人的意志力真是考验，我似乎没有经受住考验。 玩笑归玩笑，军纪却是严明的，你有千万条的道理，只要违纪便无理可讲。病好后，我在全连大会上，当众接受了最严厉的批评。但鉴于有“自首”表现，又确实“事出有因”，并没有给我书面处分。那是1982年，我18岁，这一年我经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 从那之后，我努力挽回“面子”，处处积极表现自己。或许因为有了“前科”，我们的指导员王培芳也对我严加看管，别人的小错可以原谅，我芝麻大点的事只要让他发现，一定是他职权范围内最严厉的惩罚。那一段时间，我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他都能找出理由收拾我。有一天下午，我又不知因为什么挨了他一顿数落，心里挺不服气，晚上躺在床上老大不高兴。这时，值班哨兵走过来对我说，指导员叫你到他宿舍去一趟！大半夜的，干什么呀？！难道白天还没有数落够啊？我极不情愿地爬起来，穿戴整齐来到指导员宿舍。进门一看，通讯员明国灿、老班长陆全胜，还有指导员的爱人在屋子里说话。 我一进门，王指导员就招呼我坐下，那口气比白天亲切很多。 我还没坐稳，见炊事班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指导员，您让煮的东西煮不烂！”
真实的谎言（2）
“你怎么煮的？” “我煮了很久了，用筷子杵不动。”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都捞出来吧。” 原来，王指导员是江苏淮安人，这次爱人探亲捎来了几只螃蟹给大家尝尝鲜。炊事班长是安徽大别山人，当兵前就没有出过山，从来没有见过螃蟹，当然更不知道怎么做，于是照炖肉的方法炖了很久。 指导员哭笑不得，螃蟹捞出来了，一锅水成了蟹黄汤，满屋子洋溢着螃蟹的香味。指导员和嫂子招呼大家吃螃蟹。在西北能吃上螃蟹，尤其是半夜三更在严厉的指导员的房间里，竟然有这份享受，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况且我还被特别“监管”，能有这样的“殊荣”，真是受宠若惊。指导员还特批大家喝上二两，也没有借机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从那之后，我觉得王培芳并不那么可怕，在他面前我也比以前放开了很多，一心觉得自己得争气，不让指导员失望。因为那顿螃蟹是他对我额外的一次照顾，我老觉得那不是简单的一次美味，倒像是在分享一种情意。那时我特别想立功受奖，想报答一下指导员。在我们那时的“价值观”体系中，能取得优异成绩就是最大的回报。
郁钧剑的“金玉良言”（1）
那天，我壮着胆子走进郁钧剑宿舍，胆怯地说：“郁老师，我也喜欢唱歌，我想唱段，您给听听行吗？” 2003年5月，军旅歌唱家郁钧剑作客《艺术人生》。我和郁钧剑也是熟识的朋友，节目做起来得心应手。但是有一件往事我也是在节目中第一次提起，郁钧剑听到之后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在部队的艰苦训练中，唱歌拉歌是枯燥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那时军队的歌无非是《打靶归来》、《战友，战友》、《炮兵之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的老军歌，还有就是战士们自己创造的“拉歌号子”，什么：“12345，我们等得好辛苦！” “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 “像什么？” “像个大姑娘——” 别看就这么几句号子来回喊，每次大家都格外兴奋，班与班之间，排与排之间，自发展开拉歌比赛。大家坐在马扎上扯着嗓子喊，五音不全，南腔北调，一概不吝，开心极了。在这种拉歌中，像我一样嗓门大点，声音浑厚点的明显占便宜，很快“脱颖而出”，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拉歌骨干分子”，进而成了“文艺骨干分子”，每次“起哄”的前几句几乎都是我起头，很出风头。 在我们连里要成立战士文艺演出队的时候，种种条件一综合，我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艺宣传队。进入宣传队之后我拿出了一直没有展示的才能——吹单簧管。 单簧管是爸爸的“专业”，我很小的时候，见爸爸吹，觉得好玩，就跟着学。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我学了一门“特长”，还捎带认识了五线谱。没有想到当年一时兴起的业余爱好后来成了我的特长，在部队里，不认识“单簧管”为何物的战士大有人在，而我竟然可以吹出好几首歌曲，这又为我争得了在部队里当“明星”的荣耀。 从此，带着文艺骨干分子的光环，我和一些有特长的战士一起，排练一些小节目为单调枯燥的训练生活添点乐子。当时我的拿手戏是独奏、男生小合唱和相声。独奏是因为只有我会，一枝独秀；小合唱是大家一起唱听不出跑调，可以滥竽充数；相声最简单，只要脸皮足够厚，说话连成句，就基本没问题。节目多了我也成了台柱子。文艺骨干总是可以得到大家的爱戴，战友们见我老是笑嘻嘻的。有点被“追星”的感觉后，积极性高涨，经常自己编点小节目，演出多了，不但可以少掏大粪，还能显示自己的才艺，一举两得。 1983年的夏天，对我们连战士来说的是非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总政慰问演出团要来兰州为驻军部队演出。这对于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我们来说如同过节般快乐。尤其听说著名歌唱家郁钧剑也随团来演出，更是激动地奔走相告。那次，郁钧剑唱了我们熟悉的《打靶归来》、《在那银色的沙滩上》和《草原之夜》，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天天唱的歌，怎么人家一唱就那么好听啊！ 我羡慕地盯着郁钧剑看，礼服笔挺、英俊帅气。比我大7岁的郁钧剑，看上去比我还年轻，讲话时眉宇间透着亲和。战士们回报的是热烈的掌声。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手掌心都拍红了，带头大声喊：“再来一个……”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战士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是多么强烈，为什么每个军旅文艺工作者对自己下部队的经历都记忆犹新，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战士的掌声中听出那种真实的渴望—— 我当时，负责接待工作。演出结束后，就借工作之便办点“私事”。那天我壮着胆子走进郁钧剑的宿舍，胆怯地说：“郁老师，我也喜欢唱歌，我想唱一段，您给听听行吗？” “好啊，好啊！”郁钧剑平和而亲切。 于是，我扯着嗓子激情澎湃地演唱了一段《嘎达梅林》：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起飞。
郁钧剑的“金玉良言”（2）
天上的大雁从北方飞来呀，是为了寻找太阳的温暖：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唱完之后，我站在一边等着郁老师点评。 郁钧剑说：“小伙子感觉不错，但是声音差点，建议你从事间接的文艺工作。” 一晃21年，我果然如郁老师所说，从事了“间接的文艺工作”。2003年5月，当我在《艺术人生》演播室第一次和郁钧剑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自己激动得差点哭出来。郁钧剑张大了嘴，几乎是惊叫着说：“哎呀，我记得呀，很久以前，永登有个小伙子给我唱《嘎达梅林》。怎么竟然是你呀？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四目相对，半天都没回过神儿来…… 人生多么有趣呀，这完全像虚构出来的故事，但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战士文艺演出队的节目渐渐多了起来，我们用几个破军鼓绑在一起弄了一个架子鼓，自己设计舞台，编排节目。记得，我和战友郭四平模仿当时红极一时的王洁实、谢莉斯演唱《笑比哭好》、《外婆的澎湖湾》，还拿了个永登县文艺汇演一等奖。 《艺术人生》第一期节目的嘉宾就是王洁实、谢莉斯。当时我在录制现场特别希望和谢莉斯老师演唱一回《外婆的澎湖湾》，记得节目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朱军：其实我觉得20年前，当你们演唱的歌曲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应该说对我们的生活都产生了一些影响，至少我是这样的。当时的生活非常枯燥，文化生活很贫乏，在这种情况下您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唱两位老师的歌曲，拿的第一个奖就是唱《外婆的澎湖湾》王洁实：那一会儿你跟谢老师来一段《澎湖湾》吧。 谢莉斯：那好，我有了一新搭档。 “晚风吹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随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边边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王洁实：唱得不赖。你看谢老师多给面子，你第一段唱错了一句，谢老师在后面故意也唱错一句。（全场大笑） 当年不懂得歌词中的意境，纯粹是自我陶醉，而今懂得的已不仅仅是音乐本身，自己的故事给旋律加入了新的注脚。也许就是因为唱得人多，歌声不再仅仅是音乐，而是人生故事的主题歌了。
我的人生“段子”（1）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 我成了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每天的固定科目不再是训练，而是随着军区的演出队排练节目，到各地驻军部队进行慰问演出。那时我演出的最主要节目是相声，“一张嘴�
